——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为什么伟人逝世后小人物都变得伟大起来了？
——莎士比亚
深秋，当我的书稿正随着落叶飘零之际，朋友来函，邀我与摩罗、余杰同为北方的《长城》做文章，并起了个专栏，叫“名著重读”。
这个题目确实诱惑，那列书都是我长期喜爱而又没机会作声的“精神初恋”。
我深爱着它们，深爱其作者、年代、沸腾的生活、主人公命运。
我想对它们说话。非常想。半个多月里，我把每天的子夜时分呈给《群星灿烂的年代》，呈给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不眠之夜，呈给冰雪中咳嗽不止的别林斯基和他年轻的小组，呈给1845年索科洛沃庄园的金色夏天，呈给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星期六晚会，呈给震撼俄罗斯的《祖国纪事》《现代人》《莫斯科观察家》和遭禁的《莫斯科电讯》、《望远镜》……
寻着遥远街衢的雪辙和马车声，我一次又一次潜回150年前的莫斯科、彼得堡大街，潜回那些燃着烛台、劈柴、酒和诗句的沸腾小屋……直到像熟悉手指一样熟悉那儿的每一张脸、每一缕性格、每一盏心灵和友谊。
俄罗斯最迷人的文学夜晚！
19世纪，是俄罗斯现代启蒙的汛期，亦是其文学力量参与社会变革最疾猛的岁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一茬茬的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运动风起云涌，文学犁刀对民族冻土的耕种之深、能量之巨，举世罕见。在文学有效地参与祖国历史的书写方面，没有哪个民族堪比俄罗斯。
这须归功于文学批评。19世纪俄国文学能有如此光芒，多亏了它自身诞生的批评家及其激烈的呼啸，多亏了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正是这些忠诚于信仰和理想的生命圣徒，为一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匡扶着结实的现实主义之路，使文学青年们的热量不致于白白虚掷，不致于浪费于祖国的命运之外。
而别林斯基（1811—1848），正是开创这种批评的先驱。这位被保守派咒为“疯狗”的人，在其短短十几年的笔箭生涯中，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惊人地完成了将民族文学从古典浪漫主义引向批判现实主义的使命。
俄国自由精神的觉醒虽比东方提早一个世纪，却比西欧迟缓得多，当伏尔泰、狄得罗、卢梭、潘恩等启蒙者的“常识”在欧美家喻户晓时，俄国这块古老的冻土尚未诞生与之匹配的思想家。当法国大革命捣毁巴士底狱时，蒙昧的俄罗斯仍披覆着农奴制的褴褛在泥泞中匍匐……而且，欧洲的“地震”虽让千里外的彼得堡为之颤动，但惊骇之余，沙皇们却因前车之鉴而学会了“防患于未然”，比18世纪更严酷的舆论控制和惩治异端的斧钺落向了新一代俄罗斯人。
书刊检查
读《群星灿烂的年代》，我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即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专制淫威下进步报刊的生存、自由思想的传播情况。为此，我还查阅了其它书籍。
俄国官方从16世纪即施行书刊审查，但当时只用于宗教方面。法国革命后，权力对思想产生了恐惧，开始在大城市设立书刊审查委员会。叶卡捷琳娜之子保罗二世严禁使用“公民”“社会”“俱乐部”“祖国”等13个他认为含革命意味的词，普希金在《寄语书刊审查官》一诗中嘲笑道：“谁也不敢叫一声祖国！”（按沙皇旨意，“祖国”一词必须换成“社稷”）
尼古拉一世以血腥弹压“十二月党人”开始了30年的统治，在书刊审查上，戒律之琐细、之苛刻到了滑稽的地步。彼得堡审查官亚·克拉索夫斯基，有“致命的斧头”之称——他认为将送审的诗文改动越多，越能显示其能量，比如审阅瓦·奥林的《献给艾丽莎的诗》时，在“你的唇角露出天仙似的微笑”处批示：“言之过甚！女人的微笑不配称为天仙似的。”读到“你温柔的一瞥比全世界的关注更为珍贵”，他又批示道：
“言过其实，世上还有沙皇和政府，他们的关注更值得重视！”对“在你的身边享受极乐至福”的批语是：“只有从《福音书》中才能享受到极乐，从女人身上是享受不到的！”就连“我愿把整个生命献给你”也激起“斧头”大人的愤慨：“还有什么可留给上帝的呢？”如此俗不可耐的昏夫，后来竟升任外国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达25年之久。
《望远镜》，曾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祥地之一，巴纳耶夫、别林斯基的早期作品都发表在上面。1836年，该刊第15期登出了恰达耶夫抨击农奴制的《哲学书简》第一封，舆论哗然，赫尔岑称“这是黑暗中发出的枪声”。沙皇震怒，下谕禁刊，主编兼出版人纳杰日金被流放，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受到医生和警察的监视，负责该刊的书刊检查官也被解职。普希金几乎所有作品都要受刁难，其《普加乔夫史》硬是被沙皇改为《普加乔夫叛乱史》，诗人遇难后，整个彼得堡震惊了，“连最没有文化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诗人的遗体鞠躬致敬。”为防止民众游行，当局将诗人遗体趁夜移走、变更教堂，还扣压了所有悼念文章，唯一漏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国荣军报》上的一则短论：“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正当盛年，就在他那伟大生涯的中途夭殇了。”见报的次日，作者被审查官严厉呵斥：“这算什么伟大生涯？难道普希金是个统帅、大臣、政治家？写写歪诗不等于度过了伟大生涯啊。”
巴纳耶夫回忆40年代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的遭遇时说：
照政府看来，文学描写的唯一范围是大自然和爱情，当然还不得超越合法的形式；道德则严格限于奖善惩恶；允许讴歌俄国军队的光荣和统帅们的功业……只要逾越这张清单的雷池一步，就被认为是居心不良……这一切耗费了别林斯基的极大力气，要抑制自己刚毅热烈的个性、使某种思想能悄悄通过，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苦刑。
1848年，巴纳耶娃和涅克拉索夫合写《浪迹三方》，被迫在送审保证书上声明：“在这部小说里，光明正大的好人要比坏人多，结局美满……恶行决不会占上风……”。在巴纳耶夫这部回忆录里，许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连赫尔岑的真名也找不到，而借其笔名“伊斯康捷尔”或“某个人”替代（赫尔岑已被裁定为“国事犯”）。
任何年代，社会正义和精神事业的兴衰都与传媒休戚相关，历史在造就伟大作家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功勋刊物，比如别林斯基和《祖国纪事》，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现代人》……同时，阴暗的体制也最欢迎龌龊的文蝇寄居，回忆录中，巴纳耶夫对形形色色办刊人的刻画入木三分：机智刻薄、心术不正的沃耶伊科夫（他妒心旺盛，借自己的讽刺诗集《疯人院》发泄私人恩怨）；阴毒狡诈、为虎作伥的布尔加林（其《北方蜜蜂》乃尼古拉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和情报机关“第三厅”关系暧昧，实乃政府喉舌。“当时年轻一代的作者无一例外地鄙视布尔加林，谁在《北方蜜蜂》上发文或同它的编者往来密切，谁就会在青年心目中损害自己的名誉。”）；猥琐轻狂、媚俗虚荣的先科夫斯基（其《读书文库》哗众取宠，将显达的名字印满了封面，却无实际内容。别林斯基讥讽说：“《读书文库》格调不高，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还有玲珑乖巧、但也偶露峥嵘的克拉耶夫斯基……
“我为这个人感到可怕”
“十二月党人”（1825年）遭弹压后，整个俄国的思想空气为之僵滞，言论上一片寒噤，青年们活在无聊、轻佻与虚无中，除了普希金作品继续给心灵带来一丝洗濯和抚慰外，思想和艺术上都缺少令人激动的东西，现实的表达更无迹可寻（直到30年代中后期，莱蒙托夫、别林斯基、果戈理等年轻一代崛起后，该局面才有所转变）。在近十年的文坛沉闷期，相对有棱角的刊物要算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1825—1834）和纳杰日金的《望远镜》（1831—1836），虽然其批判风格和话语力度较后来的《祖国纪事》《现代人》尚有距离，尚显犹豫和隐晦，但在万马齐喑的背景下，难能可贵了。它们不时抛出的针贬时弊、蔑视权威、独立不群的石子，给时代的精神死潭制造了波澜，也深深影响了巴纳耶夫、别林斯基等大批青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是在它们鼓舞下成长起来的。”
遗憾的是，30年代中期，这两家堪称现实主义舆论先驱的刊物相继遭禁，而其主人——两位曾深受青年拥戴的办刊人，也更弦易辙、背叛了自己的从前，当起了太平犬。纳杰日金的“献身仕途”让人痛惜，波列沃伊公然不惭的“倒戈”则令人发指——
被禁刊后，波列沃伊从莫斯科迁居彼得堡，在“第三厅”的因势利导和“关怀”下，他开始脱胎换骨，由惶惴不安变得摇尾乞怜，日渐“恭顺而谄媚”（赫尔岑），进而与布尔加林、格列奇等御用派勾搭一起，谣伤、攻讦青年一代，沦为《北方蜜蜂》的积极幕后人。一次晚会上，年轻的巴纳耶夫第一次邂逅这位心目中的英雄——
我从贵族寄宿学校时便已习惯于尊敬他。根据《莫斯科电讯》上的文章，他在我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形象……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畏首畏尾、萎靡不振、逆来顺受的先生，他惯于随声附和、装腔作势，对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仿佛丝毫没有自尊心。这简直是对那些尊重他的人的一种侮辱……看到他堕落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我心里十分难受。想当初他在《莫斯科电讯》上是那样勇敢坚定地独树一帜，鞭笞一切偏见和一切谄媚下贱的作风，令卑鄙下流之徒和因循守旧之辈畏之如虎。看看他此时的模样，脑子里不由想起他安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嘴里的一句话：我为这个人感到可怕！
在19世纪30、40年代的俄罗斯，“波列沃伊式”的变节是有代表性的，作为负面示范，对良知事业的损害也最深。除了权力的贿赂和招安，主要还是意志与信仰的蜕变。对这类人来说，由激进到保守再到反动，精神由“体制外”滑落“体制内”，就像从天空溜入烟囱一样简易，早晚的事。
“这个人预见到自己会堕落。”别林斯基忧郁地告诉我，“他离开莫斯科时，我把他送到城门。我们在城门口拥抱、告别……‘愿你在彼得堡取得成就，过得幸福。’我说。他仿佛心情沮丧地笑了笑，‘谢谢你，’他答道，‘不行喽，还有什么成就可言！然而假如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那么请不要责备我，请可怜可怜我……我是个有家口拖累的人。’”
当一个人虚伪地向朋友申请“可怜我”时，则意味着他将撕破脸皮、大肆做对不起从前的事了。一个准备一泻千里的人！
有关波列沃伊如何为自己筹集堕落的借口，巴纳耶夫还讲了一桩荒唐事，让人更觉其可怜——
“我在这里已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比如我就不得不称赞什么施泰文的长篇小说，可那些小说全是胡扯。”波列沃伊说。“是谁非要您称赞这种作品呢？”我惊讶地问。
——不能不那么干啊，您要知道他是警察段长呀！
——这怎么回事？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我要是正正经经分析他的作品，他也许会把一件东西偷偷扔进我的茅舍里，然后诬告我是小偷，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游街。可我是一家之主呀！
听了这可怕的供词，我的心都绷紧了。这番话居然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他曾坚决抨击一切可耻行径，宣传精神自由和人的尊严！
多么讽刺的变脸，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权欲的膨胀使人扭曲，对权力的恐惧则使人变态。巴纳耶夫做梦想不到，叱咤风云的《电讯》主人就是眼前这个蛆虫般的死灵魂！
波列沃伊1846年去世，他活得太久了。比普希金多出了12岁，比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克维奇、杜勃罗留波夫——分别多出了13岁、8岁、23岁和24岁。其实，他只须活到《电讯》遭禁的1834年即够了。那样，他将是个完美的人。
（像“假如……请不要责怪我”这样的城门惜别，像“请可怜我……我可是有家口拖累的人”这样的友情告饶，即使今天听来也是耳熟的。表面上激流勇退，实则背信弃义、暗地做好了投敌打算。“波列沃伊式”的恐惧——它的载体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可以是深孚众望的前辈，可以是敬重过的导师，可以是信赖过的朋友……像鸦片或病毒，它濡染、支配着我们日常的绝大多数表态、投票、创作、编辑、发表与其它意见行为，尤其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更是司空见惯。一代代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狗苟蝇营”，籍此漫漶开来。
猛想起一位作家从牙缝里射出的话：“任何漩涡、任何潦乱、任何诱惑、任何‘不得不’……统统不是输掉骨血的借口！”这样的声音在一个集体匍匐的会场上蓦然炸响，显得那样悲壮、那样惊心动魄！当时全场无声，我向此人投去敬慕的一瞥。我清楚它的份量、孤单，它的杀伤力和恶狠狠的美——它的弹片几乎溅到了每个坐客。一切爆炸物都会招来惊惧和本能的躲避，还有敌意。同时，“爆炸”暗藏“自伤”的危险，因为你把话说绝了。但必须赞同他，我想。没有这种爆发力，一切精神的优秀，一切尊严和人的前途，都无从谈起。）
小组
巴纳耶夫这部回忆录里，最令我迷醉和神往的，当属别林斯基小组聚会的那些章节——也是让我的灵魂最感明亮和欢愉的部分。
在结识别林斯基前，作者对彼得堡文坛已深感失望和厌倦。
12月14日事件后的反动势力是可怕的，一切都平息了、呆滞了，大多数人吓破了胆，一心沉湎于个人利益……文学助长了社会的昏沉状态，文学家们一心埋头于“艺术”，以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极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原则。
巴纳耶夫自1834年在《杂谈》上第一次发现别林斯基的文章（《文学的幻想——散文体哀歌》）起，即被强烈吸引了：“它那大胆的、最新的精神……这不就是我许久以来渴望听到的那种真理的声音吗？”“读完全文后，别林斯基的名字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珍贵……从此，再也不放过他的每一篇文章了。”
1839年春，巴纳耶夫奔赴莫斯科。
当车驶近莫斯科时，一想到再过几小时就可见到别林斯基，我的
心就欢快而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它同我过去的那个环境毫无共同之处……我在一切方面都受惠于这个环境。我的思想在这里才开始觉醒和发展，才获得了人的尊严意识，才树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信仰……多亏了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我才有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时刻。
在别林斯基们的影响下，巴纳耶夫的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成为40年代俄国“自然派”的重要成员。
别林斯基小组的前身是由斯坦克维奇（1813—1840）发起的“文学哲学小组”。该小组1831年创始，主要由大学生参与，斯坦克维奇是小组的灵魂和榜样，他超前的胆识、高贵的理想和完美人格对别林斯基影响至深，可这位优秀的兄长仅27岁就过完了一生。“每个人在回忆他时都满怀虔敬之情，每次别林斯基眼里都噙着泪光……”
巴纳耶夫一到莫斯科，即被小组那股神圣和纯洁的气息吸引住了——
包特金住宅的所在地是莫斯科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从厢房向外望去，在一片翠绿的灌木丛后面，可以看见莫斯科河对岸的一部分景色。花园坐落在山上，中间有一个凉亭，四周全是果树……
别林斯基、巴枯宁、卡特科夫、克柳什尼科夫、阿克萨科夫……一班人几乎每晚都聚集在包特金家，讨论文学、美学、哲学的各种问题，朗读自创或翻译的作品，并试图对世上所有问题发表成熟或浅稚的见解。虽观点不一，甚至有严重分歧（后来其中出现了“西欧派”、“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但灵魂的亲近总能使他们及时地消除误解。这个心灵家族是自由、充实而快乐的，成员的性情与能力总能神奇地互补，“每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激烈与宁静、冷峻与温馨、苛刻与宽容、凝重与诙谐……巴纳耶夫看到了一片浪漫而庄严的精神风光。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晚间聚会。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20多年后看来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慧啊！有多少次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然而这一切没有白费，这个小组将在俄国发展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造就了学术和文学领域里一批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别林斯基滚烫而笔直的秉性惊动了巴纳耶夫，他清晰地觉出这位同龄人血管里那股由俄罗斯命运巨石激起的澎湃。“他站在我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我向您发誓，任何力量都收买不了我！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下一行违背信仰的字来……与其践踏自己的尊严，降低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他苦笑了一下）”
其时，别林斯基生活上极为窘困，他参与的《莫斯科观察家》已入不敷出。“他开始向小铺赊欠。他吃午饭时我不止一次在场：一盆气味难闻的汤，撒一把胡椒粉……当然喽，别林斯基不会饿死，朋友不会让他饿死。”
1839年10月，经巴纳耶夫力荐，别林斯基赴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评论专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璀璨和成熟的创作高峰。
19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除了斯坦克维奇——别林斯基小组外，还有赫尔岑、奥加寥夫主持的小组，后者更注重对社会民生和体制问题之研究。1834年，该小组的主要成员一并被捕，数年流放后，赫尔岑、奥加寥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巴纳耶夫等人正式团聚，彼此倾心相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赫尔岑坚定的现实立场对别林斯基们影响尤深。
继早逝的斯坦克维奇之后，格拉诺夫斯基是对莫斯科小组作用最大的人之一。他1839年一回国便填补了斯坦克维奇的空缺，莫斯科青年狂热地追随他，迷恋他那种“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即独立思考和为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格拉诺夫斯基是历史学者，但毫无学究气，他利用莫斯科大学讲坛和报刊宣传自己对现代公民社会的认识。他性情温蔼、思维精致，身上“总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使人神往的东西，就连那些对其信仰持敌视态度的人，也无法不对他抱有个人的好感。”赫尔岑极推崇他，“格拉诺夫斯基使我想起宗教改革时期一些思想深沉稳重的传教士，我指的不是像路德那样激烈威严、在愤怒中充分领略人生的人，而是那些性情开阔温和、不论戴上光荣的花环还是荆棘的冠冕都泰然处之的人。他们镇静安详，步履坚定，却从不顿足。这种人使法官感到害怕、发窘，那和解的笑容使刽子手在处死他们后将受到良心的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的特质于激烈的赫尔岑、别林斯基恰是一剂最有益的滋润和营养，于小组的异见分歧起到了通融弥合的作用。（在阅读中我深深觉出：格拉诺夫斯基与斯坦克维奇委实太相像了！仿佛精神上的双胞胎兄弟！莫非上苍为弥补夺走斯坦克维奇的过失而返还给俄罗斯的又一天使？）
小组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但随着个人理念的逐渐成熟和各自一生中重大精神拐点的到来，别林斯基、赫尔岑们与昔日伙伴的分歧愈发难以修葺——青春的友谊再也无法弥合思想上的裂隙。至40年代中期，这个在俄国历史上将留下辉煌印记的小组迎来了它难以接受的落日时分——
1845年夏天，伊斯康捷尔（即赫尔岑）迁到索科洛沃的别墅里……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包特金、凯切尔等人几乎每星期六都乘车上那儿去……我永远难忘在索科洛沃度过的那段时光。美妙的白昼，绚丽温暖的黄昏，日落时分和月夜的公园景色，我们在那里散步，在房前宽阔的草地上就餐……谁也不想睡觉，谁也不愿分开，连女士们也通宵不寐……大概谁也没料到，这是青春最后的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谁也没料到每个人已站在了一条边界线上，线的那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料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
然而1845年在索科洛沃度过的夏天，确实是以别林斯基、伊斯康捷尔和格拉诺夫斯基为首的这个小组的落日时分——但这落日是壮美的、辉煌的，它以其最后的光芒绚丽地照亮了所有朋友……
作为读者的我，读到这儿绝没料到：该“落日时分”距别林斯基的殒落仅3年之隔。3年！
落日
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像雨后蘑菇圈一样，围绕这棵大树又迅速冒出一簇更年轻的额头：雅泽科夫、安年科夫、卡韦林、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其中的大多数都将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找到自己的席位。
他们将感激命运的安排：让自己的青春和别林斯基紧紧靠在一起。他们更有理由痛恨命运：短短数载，就再也见不到那位圣徒了。
1848年5月，37岁的别林斯基永远告别了俄罗斯。
彼得堡为数不多的朋友伴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参加这个行列的还有三四个不明身份者（第三厅派来监视的特务）……大家作了祈祷，将他的身体放下墓穴……随后，朋友们按基督教习俗默默地将一把把泥土撒向棺木，这时墓穴已开始渗出水来……
13年后，一位更年轻的天才之死，把人们再次领到了别林斯基的墓前。
“他刚刚给自己开出一条独立的行动之路，死神就骤然打断了他——没有让他把话说完……”这墓伴竟是26岁的杜勃罗留波夫。
巴纳耶夫在《杜勃罗留波夫葬礼随想》的结尾写道：
“一切有头脑的人注定要遭受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难。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
他不幸说出了这本书里最沉重的一句话，也是整场阅读中最折磨我的那个念头。
（一个世纪后，巴乌斯托夫斯基在纪念契诃夫时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我觉得生活太无情了，它至少应当让少数人，即使不能永生不死，起码也能活很长很长的时间，好让我们始终感到他们给人带来幸福的手按在我们肩上。”）
随着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的去世，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个精神小组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而“小组”——这个负有使命内涵的词将被后世的几代俄国青年所珍惜和继承。须指出的是，别林斯基时代的小组较后来者（如“民粹派”小组）有所不同：前者属一种精神生活团体和自由文化现象，是一种松散、多元、宽容、吸纳的状态；后者则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意味和革命色彩，呈现出严密的组织形态和行动派特点。所以，从精神属性上看，30、40年代的文学小组较后来的纲领性小组更显自由、浪漫、单纯，更富审美含量。
格拉诺夫斯基曾表述过，“过渡时期”有两种人显得特别突出——
一、体现了正在逝去的年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的捍卫者。
二、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锐的听觉和视觉。他们的心灵对过去的声音不会产生共鸣。胜利的权利最后总是属于他们。
格拉诺夫斯基本人，恰好是搭在这两类人之间的优美桥梁：“由于具有深刻的、天生的美感，他在过去的美好事物面前不能不感到踌躇……甚至怀有钟爱之情，但他的整个思想却向往着未来。虽然他自己缺少第二类人那种摧毁力，但他理解这种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同情这类人，并祝愿他们建立伟大的功勋。”
奥陀耶夫斯基公爵、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阿克萨科夫们可谓前类人。而别林斯基、赫尔岑、果戈理、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无疑当属后者。
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暗夜确实“群星灿烂”。如果说别林斯基、赫尔岑们是领首的闪电，而莫斯科、彼得堡的“小组”便是那些瑰丽的星座了……它们的光芒，它们的美，它们的微笑和愤怒，它们飞翔与俯冲的姿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尾声深情地吟唱：
“是的，我们一定会复活，我们将彼此向往，我们将快乐地互相诉说过去的一切。”
是的，那快乐又难忘的一切……
1999年10月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法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戏剧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早逝，由做佣人的母亲抚养长大，用他的话说，“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1933年进入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1942年前往巴黎，活跃于抵抗法西斯的秘密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其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神话》（1942），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正义》（1949）等。
1951年，加缪出版长篇论文《反抗者》，引起激烈论战，导致他与左派及萨特的决裂。加缪崇尚古希腊生命艺术和屡败屡战的“西西弗斯”精神，倡导“正午的思想”，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地燃烧！他反对悲观与虚无，谴责极权与暴力，主张以积极的反抗迎对各种荒谬。
1957年，因“透彻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60年1月4日，在巴黎附近，加缪乘坐的汽车撞上大树，不治身亡。年仅47岁。
加缪本人最厌恶车祸，他曾说“没有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