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杀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罪与罚》：“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生活极度贫困，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然后一辈子做好人，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但杀人后，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于是去自首。”
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尤其经历了20世纪之后（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更动听，更披覆高贵的圣衣）。
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提出了一系列哲学、伦理、法律及历史学命题：（1）杀人是否有罪？（2）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权力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4）历史上的“伟人”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后世的膜拜，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杀了人，哪怕误杀也要受惩，而“伟人”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为什么？
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用枪杀、用炮轰，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
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比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语言，扬·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那是“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一种控诉性的语言……确信个人无辜，天真无邪，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应该说，在质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锐的、优秀的，他列举的“伟人”劣迹基本属实。不幸的是，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包天、蔑视万物，谁就是立法者……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的结论是：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进入“大事业”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杀人底气
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这世上确有“平凡”和“特殊”两类犯罪情状——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心理基础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会评价不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也相对脆弱，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多为挣扎类人群，带有理想受挫后——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自感已被世界遗弃，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时，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他是焦虑、虚怯和惊惶的，且无信仰支撑，所以一触即溃，轻易认输。
大人物的犯罪情状就不同了。请看下面——
“请不要被世上即要开始的喧嚣所迷惑！谎言总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将再次战胜荒谬，我们会清清白白地——像过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样——立于世界之林。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道路上的座右铭——也是生活对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谁会相信这段慷慨陈词竟出自纳粹党魁之口？乍一看，它与“林觉民遗书”“伏契克遗书”“茨威格遗书”有何二致？那气魄、定力和誓死如归的豪迈皆那么相似。然而，这确是戈培尔夫妇服毒前写给长子的诀别信。
这种荒谬的自信和狂妄源于何处？惟有的解释是：信仰。一个超级精神罪犯的信仰。该信仰力量之强、之顽固，毁灭性之大，乃至人类付出了上亿条生命和几十年废墟。显然，在这位纳粹信徒眼里，法西斯战斧乃天地间最正义的砥柱、最伟大的旗帜。
主人公虽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却是拿破仑。其犯罪的深层原因尚不在于生计和私利，更多是为信仰所驱，属一种理性犯罪，不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之豪迈：“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算什么？”他确信已识透了世间弊病和社会游戏，且不甘成为堕落时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动出击，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气还源于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怀。小说亦有交代：他疾恶如仇，有过不少扶危济弱之举，比如同学病故后赡养其父，比如从失火的房子里奋力救出孩子，比如为死于马蹄下的路人办丧事……小说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妓女索尼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跪拜……”
这是一个双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层的苦难体验和悲悯之心，又暗含强烈的权力戾气和支配欲望。正是这双重性，保障了其杀人底气的充沛：“恶”得到了“善”的夜色掩护。比如，他对自己杀人时的慌乱不满，并这样自慰：“我不过杀了一个虱子，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目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个，杀死了它，取走我执行第一步骤所需的钱，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遗嘱捐给修道院。”
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杀人者的底气就是这样来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权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而杀人？
稍稍浏览一下那些“伟人”传记便发现，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小说主人公有着多么相似的使徒气质和拯世心理：同样的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样的拒绝平庸、激烈尖锐；同样的“舍我其谁”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同样的献身于“人类整体”之豪迈……
任何一种“主义”，都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破解了人类历史的方程和密码，都自觉为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优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于是在行动上，也总试图用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占领世界，以自己的标准改造或消灭别的标准。
自以为正确——这就是“主义”的力量。
他们坚韧，也可能残忍。他们不计私利，也蔑视他者利益。他们不惧牺牲，也不吝惜大众的性命。像戈培尔，连恨之入骨的人也认定“他不是利己主义者，更非胆小鬼”，他不仅自己陪帝国殉葬，还要求亲属献身，妻子也认为儿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继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上”。
再比如“红色罗宾汉”——切·格瓦拉。他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务就是要把战场的革命激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所军营！”他断定“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中间，惟战争才能让人恢复纯洁关系，消除利己本能。“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他憎恶一切物质享受，个人生活更俭朴到极点……最终，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潜入南美丛林打游击去了。“红色罗宾汉”虽已逝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风靡流浪，前几年袭击日本驻秘鲁使馆劫持人质的阿马鲁游击队，就自称格瓦拉信徒。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义”暴力，我们常把它简单地想象成荒诞与虚妄，而忽视了其“令人鼓舞”的因子和“真理”式的闪光。比如今天，我们毫不怀疑希特勒的疯狂，但谁还记得他并非凭枪杆子——而是踩着老百姓的选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谁还记得纳粹党竟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呢？当年又有几个德国人指控过其荒谬？所以，后世的清醒不等于当代的迷狂，现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时间的利息。
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归属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遗憾的是，连开创《人权宣言》的法国精英们，也用鲜血对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婴儿。罗伯斯庇尔在杀人演讲中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美德、主权、人民”。其名言是：“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说，杀人的正义和正义的杀人？
坦率地说，我们很难消化这样的“复合”概念。恐怖是一种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种温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质。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应首当其冲，何以设想一种剥夺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设想一种消灭异己的正义呢？
将教旨情结引入政治领域和制度操作，对一切现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诉求，正是法国雅各宾派杀人无悔的渊薮。若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若认为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只会出现一种景象：血，无辜者的血！恐怖，循环的恐怖乃至无穷！
小说结尾，在西伯利亚服刑时，主人公病中做了个梦，梦见一场瘟疫带来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才坚持真理，认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动摇，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长鸣，大家被召集一起，谁在召集、为何召集，却无人知晓……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商量着什么，并发誓永不分离——但立刻，他们又在做与刚才许诺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饿殍遍野，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
与其说沉疴之梦，不如说是陀氏留给20世纪最伟大和残酷的预言。半世纪后，这场梦魇毫厘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国。
两种杀人后果
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设一张审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个国家杀死另一国家、一个主义杀死另一主义、一个信仰杀死另一信仰、一个阶级杀死另一阶级、无神论杀死有神论或有神论杀死无神论……这等庞大的历史公案，辨识与审理起来就难得多。
同样夺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杀人名义不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词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先说日常小人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个人身陷逆境，被某种恶势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恶霸）逼得走投无路、又告发无门时，怎么办？若孤注一掷自行了断，比如将对方杀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敌；而忍耐下去，只能沦为恶的牺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以泄恶气，但和平年代则不同了。现实的法律（即使它本质上是清洁的）往往很难及时介入，只能被动地静待、旁观，对恶的惩处往往要等对方充分发育和膨胀——并有了严重的受害者之后，它才生效。
也就是说，即使较好的法律也只具惩罚功能，并不能完整、彻底担负起维护公正的职责。甚至有时候，它还在某种意义上姑息、纵容了恶细胞的嚣张与扩散……司法办案中常见如此尴尬：明知谁在胡作非为、谁是害群之马，但若没有确凿证据，或其行为外露部分尚构不成严重犯罪，就拿他没辙（甚至恨他们的人，包括警察，潜意识里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来——以便法律登场）。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描述的即这种尴尬，法官最后只得暗设圈套，靠罪犯来消灭罪犯。
至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渎职，就更雪上加霜了。一个人，何以保障不受恶的威胁和敲诈，不成为社会阴暗的牺牲品？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说“不做牺牲品，就做刽子手”？
曾看过一部法国影片《警官的诺言》：一批警界内部的激进派，痛感法律无能，便暗中组织起来，以诛灭方式对贩毒、贪污、黑帮等犯罪集团进行袭击……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在为人类清除垃圾，乃终极正义的需要。最后事情败露，他们或自杀，或被同事逮逋。
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己的道德理念，都有权对世界公开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判断，而一旦将个人审判的结论付诸暴力实践，执行对那些对立面的肉体制裁，则又会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
伦理和法理的悖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义与终极正义的冲突，是折磨现代社会的一组精神难题。
和个人惩凶反遭法绳的例子不同，历史上确有一种几乎不受惩诫的杀人现象：战争杀人，或集体方式的革命铲恶。
看看我们小时候读的“农民起义”“无产者暴动”的故事，哪个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风高之夜杀了财主豪绅、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浒》全是这种人生道路，可他们全被后世视为了枭雄。说是被逼上梁山，可哪个时代的落魄杀人者不是这样的逻辑？杀人者几乎都可被追问：为何不求助法律而鲁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届时你已拥有法律的解释权），否则一旦落败锒铛，该判刑还要判，该偿命还要偿……
试想，像主人公杀死高利贷老太婆一事，若赶上俄国1917年那样的时局，会是怎样情形呢？还用得着惶惶然吗？岂非镇压资产阶级、消灭投机奸商大功一件？哪场斗争不鼓励“合法”杀人呢？战场上，两个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之人，只要军服颜色不一样，即抡起刀片砍过去——连眼皮都不眨，这就是战场逻辑和斗争哲学。再比如在德国，若一个日耳曼人对一个犹太人有敌意，正常时候，他并不敢对其有所加害，但换一个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该日尔曼人即可轻易伤害或杀死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纯粹为个人杀人，还是为集体或主义杀人——不仅社会评价不一样，自我评价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为个人杀人，多少会感到恐惧，会陷入情感矛盾和道德负罪，而一旦转化为替集体杀人、替政权或国家杀人，情势则完全不同了，不仅道德阴影一扫而光，而且理直气壮，颇有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为的盾牌，个人的有限行为便被放扩成集团和民族在场的无限行为，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轻易即能和“伟大”“光荣”“不朽”联在一起。
综观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经历了——起初为个人杀人、继而替集体杀人、最后标榜杀人——之履历。比如凯撒、拿破仑……乃至陈胜吴广、洪秀全……无不在自己的时代和族群赢得了殊荣。说到底，皆为胜利带来的利润，“革命”成功了，“杀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杀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权力命运、权力所匹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依附和挂靠于某种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和政治神龛上。
此即“历史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我们的主人公显然清楚其中的奥妙和猫腻，但还是不幸成了杀人犯。
不管政治主义者怎么说，我本人的一个观点是：
真正的英雄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生命支持者，是圣雄甘地，是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利奥，是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是史怀泽医生和特里莎修女……而非凯撒、拿破仑和李自成之流。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
2000年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英国作家。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1922年起，在缅甸任帝国皇家警官，因对殖民政策不满，1927年辞职回国。1933年发表处女作《巴黎和伦敦的落魄生活》，陆续创作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在风中飞舞》等，反映底层人的挣扎。1936年，为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奥威尔携妻投身于西班牙内战，在阿拉贡前线作战时，咽喉被子弹射穿。后因不满苏共操纵，回到英国，创作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9年，二战爆发，加入国防市民军。
凭借对苏联体制的长期观察，加上亲历体验与思考，奥威尔分别于1944和1948年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隐喻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其《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被后世称为反政治乌托邦三部曲。
1950年1月21日，因肺病加重，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很巧，这天也是列宁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