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程序来看，按欧盟立法程序本来应该在立法中发挥重要的议会，却只起到一种配角的作用。在“欧洲单一法案”出台之前，欧共体的立法程序中只是一种磋商程序，即由执委会提出法律草案后，理事会审议后，向议会征求意见，这种意见在立法上不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单一欧洲法案”之后，改为合作程序和同意程序。合作程序只涉及与内部市场建立有关的问题，但相对地扩大了欧洲议会的权力，但欧洲议会仍没有对立法的最终决定权；同意程序只适用于少数重大问题如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变动等问题，在这种程序下，只有在欧洲议会同意的条件下立法才能通过。马约签订后，合作程序被修改为共同决策程序。在这种程序下，进一步扩大了欧洲议会在立法中的权力，一般要求只有议会与部长理事会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能通过立法，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部长理事会手中。1997年阿约后，扩大了共同决策程序，加强了议会的权力，但仍没有改变部长理事会是最重要的立法者的地位。这与任何联邦国家的立法不同，在西方联邦制国家，一般民选产生的下／众议院（欧洲议会颇似这种角色）具有较大的立法权，至少与地区性代表组成的上／参议院（部长理事会颇似这种角色）具有相同的权力。
欧盟法的效力主要遵循了两个基本原则：“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直接效力原则是指欧盟为成员国个人与法人直接创制权利与义务，个人与法人可以要求国际法院保护这些权利，个人与法人必须履行这些义务。最高效力原则是指欧盟法的效力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在相互抵触时，欧盟法优先。另外，根据法律规定欧盟与欧盟之外的国家签订的条约优先于欧盟法与各成员法也是出自于这一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判决形成的，这样，欧洲法院根据欧盟法的管辖一般也优先于各成员国国内法院的管辖。但这种效力不一定优先于各成员国的宪法，各成员国在这一方面尚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3.欧盟的管理机构模式
欧盟的管理机构体制（这里我没有用政府体制，主要是避免把欧盟管理机构与政府机构等同起来，尽管在英文中管理与政府是一个词govemment）既有国内政府机构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国内的政府机构。
欧盟管理机构也可以按国内的政府机构分为立法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和中央银行。欧盟的立法机构是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理事会也是一个最高的立法者。
但它们之间的事权划分则完全与联邦国家不同，具有地区代表性的理事会具有绝对立法审议权，民选性质的欧洲议会在许多问题仍然是起咨询与磋商作用。这与西方民主制国家中民选的立法机构具有较大立法权完全相反。而且部长理事会在许多方面具有直接的行政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执行机构。欧盟真正的执行机构是欧盟执委会，但这个执行机构的组成仍然是以地区代表的形式构成的，这与任何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的构成完全不同。尽管在法律上，这个执行机构是独立的，由于委员的构成，不可能没有民族忠诚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2000年12月欧盟尼斯首脑会议上，许多国家为什么担心今后欧盟执委会的改革会涉及到自己国家的利益的原因，主要是各成员国担心，没有自己的公民担任执委会委员会影响自己国家的利益。欧洲法院的法官组成也是来自于各个成员国。这也与一般联邦制国家的司法系统不一样。欧洲的中央银行体系也是比较独特的，既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基金，又有统一的和内部区域性的管理系统，这如同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但这种银行管理体制和基金构成又类似于国际上的货币管理体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另外，欧盟还具有国家类型的共同财政与财政返还机制、共同的部门基金与落后地区发展基金、共同的社会保障机构等，而且没有各自对生产要素的边界限制。但这种机制又不完全是联邦式的，它仍受到各种国家的传统权力限制和辅从原则的限制，如边界仍然发挥作用，欧盟近来发生的“疯牛病”、“口蹄疫”导致了各国纷纷起用传统的海关手段限制商品的流动。
因此，欧盟的管理机构模式是一种独特的体制。既像是联邦政府模式，又不完全是这个模式。
综上所述，欧盟既不是一个联邦、更不是一个邦联，但它既有联邦的影子，也有邦联的影子。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这一点许多政治学家和欧盟的政治家也承认这一点。政治学家阿兰德·利基法特认为，欧共体机构中存在着国家与超国家手段并用的现象，由于这种“共生”现象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这个联合体不可能发展成为纯粹的联邦。政治学家亚历克西·雅克曼和戴维·怀特认为，欧洲未来不会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国家，也不是形态发生了变化的民族国家。德国的基民盟／基社盟前议会党团主席朔伊布勒认为，欧洲将既不是国家联盟，也不是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国家。前欧盟执委会主席雅克·桑特也认为，欧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传统的联邦国家。因此，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合伙组织。不论欧盟在政治上应该称为何种组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是一个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政治组织。
这种组织是人类为克服国家间由于主权而产生的矛盾、对主权进行转让的产物，也是国家间为适应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而创造出来的；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既保留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又要克服民族国家的重要缺陷设计出来的，也是欧洲国家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而发挥政治想象力创制出来的。
这其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许多东西如国际合作的思想和世界民主的思想等都溶人到这一体制之中。
三、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
（一）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欧盟自从煤钢共同体开始，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这种政治上的意义数十年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这就是统一而强大的欧洲可以成为西方集团在国际政治中对付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敌人的重要力量，是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有力的支持者与伙伴。
当年煤钢共同体成立之初，受到西欧和美国的所有国家的支持。其基础是通过消除西欧内部的纷争与复兴西欧的经济，加强整个西方阵营对东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特别是把西德与西方结合起来，阻挡来自所谓的“苏联的压力”。冷战开始之后，美国战后对德政策从过去压制、肢解到扶持和重新武装，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消除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恐惧。因此，美国与英国在战后对德政策上强调复兴德国经济，反对法国过分地削弱德国的立场，希望通过欧洲的联合来保证德国不再成为欧洲的威胁者。所以，当煤钢共同体计划出台后，美国虽曾对这个组织可能对美国的有关行业产生的竞争威胁有过一定的担心，但很快就表示“同情并赞成法国的这一意义深远的倡议”。因为这一计划与美国战后对欧政策的总体框架是吻合的。战后初期，美国出台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促进西欧联合的目的。“马歇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美国要求接受这一计划的国家通过后来命名为“欧洲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机构来共同审议各国所要求的援助款额，希望以此来消除各国之间内在的相互恐惧的心态。美国在战后支持北约计划的过程中，也强调了西欧国家联合自保的作用，曾经大力支持西欧国家建立“欧洲集体防务计划”。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符合美国在战后希望加强西欧的政治经济力量，确保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保持有利的力量对比态势。
关于联合起来的西欧与美国的竞争关系，美国并不是没有过担心。但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已经较成功地把西欧拴在大西洋联盟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由于美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西欧国家的军事领导权和对外政策决定权已经溶合在一个以集体名义但实质上是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直到今天欧盟还是如此，欧盟在共同对外政策与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经济上一体化相比是很弱的。只要欧洲统一的进程中不要求建立自己的脱离大西洋联盟的军事力量，美国对欧洲的统一都是支持的。当然，这其中，战后美国与西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政治制度上和文化观念上的一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面临着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挑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这些信奉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更希望能同舟共济，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当然，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制也为它们相互消除矛盾，加强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第五章第一和第三部分）。这一政策也符合这些在二战中受到重创和战后面对殖民体系瓦解，仍希望在国际政治上发挥一定的作用的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所以，尽管欧共体国家在过去与美国在相互关系上和对待重大的国际事务上也有一定的分歧与矛盾，但它们之间的一致和合作大于矛盾与争吵。
欧共体内部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也尝试过利用欧共体来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成为一个在美苏之间的第三方力量，但在共同体内部基本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在这一问题上与法国合作。英国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而德国，其前领导人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德国人的态度，阿登纳曾对戴高尔表示过，德国愿意与法国进行合作，但在政治上更愿站在大西洋联盟之中。
所以，在冷战中，所有的欧共体国家一致站在西方阵营之内，共同反对苏联一东欧集团。虽然有时也反对美国与苏联相互进行核竞赛，自己成为核恐怖的首要受害者，要求加强与苏联的缓和；但总体来说，都是支持和配合美国的对苏政策的。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尽管由于共同的敌人的消失有所松动，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与怨言，但在整体上仍保持着一致与协调的状态。双方之间的盟友关系没有明显的解体倾向。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仍然是相互配合与支持的。不论是在对待伊拉克问题上、前南斯拉夫问题上、人权问题上、北约东扩问题上、对待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问题上等等，欧盟与美国基本上都是步调一致的。虽然欧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美国存在着意见分歧，也在考虑发展自己的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如目前欧盟正在考虑加快自己的独立的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加强内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方面的协调，但要摆脱大西洋联盟的关系，内部的掣肘因素也很大，美国的反对态度也非常重要。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欧盟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在总体上仍是一种联盟与伙伴的关系。这是战后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协调体制决定的，也是它们之间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决定的。美国与欧盟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都是受益者，它们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共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