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家风有助于培养家庭成员的优秀品质，并帮助其培养敬业精神。敬是良好的工作态度，凡事庄重、认真；敬是踏实的行为习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古人云“凡事需用敬”，农工之人，其敬在勤；为官之人，其敬在勤且廉。每个社会成员都以敬业精神奉献社会，既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也可以增进家庭幸福。
赵盾杀其君。
楚国令尹子文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从早到晚忙于国事，每天总要工作到太阳落山才回家。楚成王常常在朝堂上给他准备食物，但是如有赏赐，他一定会推辞。子文三次担任令尹，上任时不显得特别高兴，退任时也不显得特别失落，交接时每次都把过去的政策和惯例向继任者说得清清楚楚。孔子曾经评价说：“子文可以称得上忠于职守了。”
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赵盾的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
张释之任廷尉时，汉文帝出巡至中渭桥，有人违反交通管制令，惊吓到文帝所乘的马。张释之依法判处罚金四两，文帝认为判决过轻。张释之认为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的约定，必须共同遵守，拒绝加重判决。有人盗汉高祖庙案座前的玉环，张释之依律判决弃市。文帝大怒，认为应行连坐法，要灭族。释之据法以争：“盗高祖庙前的玉环就要株连九族，要是后来有人盗高祖的陵墓，该怎么审判？”最后文帝认为有道理，便接受其言。
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汉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司马迁正在写《李广传》时，一个朋友来看他，就顺手拿起刚写出的部分手稿看起来。朋友发现，司马迁写李广打仗退敌、脱险、射虎等，写得神采飞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广的赞扬和敬佩；但后面又写李广心胸不宽，公报私仇。朋友不解，就问他：“你后面这样写李广，不怕有损他的形象吗？”司马迁则说道：“我写历史，真实是第一条，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朋友连连点头称是。
满宠担任许县县令。曹洪是当时大将军曹操的从弟，地位非常高。曹洪的手下在许县境内屡次犯法，满宠便将他们全部收捕治罪。曹洪写信要求满宠释放他们，满宠不听，曹洪又向曹操诉说。曹操便召见许县主管案狱的人。满宠知道曹操将要赦免曹洪的手下，便赶快将他们处死。曹操事后反而高兴地称赞满宠能够坚持原则。
北魏孝庄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违反了朝廷的规矩，负责执法的高道穆命令兵士用执法棒击破了她乘坐的车子。寿阳公主为此很不满意，流着眼泪向孝庄帝告状。孝庄帝对公主说：“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他所执行的是公事，岂能因私怨来责罚他。”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华横溢。他写诗注重考察事实，不喜欢先立题目再冥思苦想。因此，每日起床后，他便让书童带好书囊布袋，骑着毛驴，外出周游。见到好的素材，他便立刻记下来作为资料，回家再集写成篇。李贺的母亲知道儿子勤奋，心疼孩子的身体。每天他一回家，母亲就检查他的书囊。当发现儿子书囊中存放着太多诗句纸片时，她疼惜道：“这孩子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
唐宣宗时，太后之弟郑光的家丁恣肆横暴，多年的租税不缴官府，韦澳便将他们逮捕。唐宣宗希望韦澳能网开一面，韦澳回答说：“陛下把我从内庭翰林学士提拔为京兆尹，是要我来清理京畿一带的积弊。如果郑光的家丁长年为害，重罪还能得到宽宥，这说明陛下的法律仅仅施行于贫苦百姓，我不敢奉行这种诏命。”皇帝道歉说：“我为了郑光的缘故干扰你执法，很是惭愧。”
宋代开国大将曹彬奉命去攻南唐国。太祖皇帝对曹彬说：“城池攻下的时候，千万不可杀戮平民百姓。”后来，曹彬在城池将要被攻破的时候，就推说病了，许多将士们都去问候他。曹彬就对他们说：“我的病不是吃药可以医治的，只要诸位很诚心地各自发誓，即在攻破城池时，决不乱杀一个人。这样我的病就好了。”于是将士们焚了香发了誓。到了第二天，城池攻破，兵士的刀上果然没有沾着一点血迹。南唐国的君主李煜来投降，曹彬也以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欧阳修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丧父。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的父亲当官，常在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公文，多次停下而叹息，并说：‘这是该判死刑的案件，我想替他找条生路，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找到吗？’他说：‘为他找生路而找不到，那么被判死罪的人与我都不感到遗憾了。我常常为狱囚寻求生路，尚且会误判死罪，何况世间官吏多喜欢寻求置人于死罪的理由啊！’你父亲常用这些话教导子弟，我都听得很熟悉了。”欧阳修终身信服父亲的话。
曾巩字子固，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接任襄州知州以后，发现前任留下来的案件里，有一宗案件冤情严重。他便仔细批读案卷，慎重地分析案情，终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了在押的一百余人，对已判极刑的人也做了翻案处理。这件事使襄阳百姓非常钦佩他，有的人甚至跪叩在地，感慨道：“我们这地方以前被判死刑的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冤案？”
富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大臣。他曾先后两次出使辽国，为挽救国难而不顾个人安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第一次出使时正逢他的女儿去世，他以国事为重，没顾上料理女儿丧事；第二次刚要出发，家人通知他家里添了个男孩，他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没有回家探望。出使时，他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完成谈判使命，收到家书也不打开，还自我安慰道：“还是不看了，看了也是白白增添烦恼。”
宋代著名的儒者周敦颐曾在朝廷为官，负责案件的审判。狱中有一名囚犯，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应该判处死刑的，可是周敦颐的上司与犯人有过节，一心要处死他。周敦颐义正辞严地说道：“维护法律公正是我的职责，如果把这个囚犯处以死刑，就是无视当朝法律，与其这样，还不如辞官回家来得清净！”说完，拂袖而去。周敦颐的一番话将上司惊醒，感叹道：“我实在是太糊涂了，忘记了为官的职责所在，多亏了周先生劝谏！”周敦颐秉公执法和为民请命的决心最终保全了无辜者的性命。
周忱，字恂如，明前期大臣。为官期间，他治事严谨细密，注重亲自查访。他经常随身携带一本记事本，自记每日行事，不遗巨细，坚持不怠，以备日常参考。身边的官吏私下都笑他烦琐。一次，一个妄图侵吞财物的船民，来到衙门谎报粮船因飓风失事。周忱亲自问他：“粮船失事于何时何地，当时所刮是东风还是西风？”那人不明就里，胡乱说了一通。周忱哈哈大笑，拿出记事本，将那日情况详细告诉他，吓得那人叫饶不已。
明代许世达的家里有个名叫冬梅的丫鬟。冬梅十三岁时，许世达夫妻相继去世，而他们的儿子许植还不到一周岁。冬梅答应主母留在此地，抚养小主人，永不嫁人。此后，冬梅尽心抚养小主人，吃的东西自己嚼过才去哺给许植吃。后来等到许植长大又给他娶了亲、养了儿子。冬梅活到八十二岁，到老还是个不嫁人的处子。
“勤政”二字是雍正一朝大有作为的不二法门。对雍正帝而言，批阅奏折似乎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如他所说：“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批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言。”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朱批都是出自他自己之手，既不劳烦别人代笔，也不需要别人在旁边献计献策。
清代李卫任户部郎中时，管理银库事务。当时分管户部的一位亲王每收钱粮一千两，就要加收十两好处费。李卫屡次谏阻无效，就将钱柜抬到廊下，写上这是某某亲王的“盈余”，指明是非法收入。亲王大惊，立即下令停止加收。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都逃往西安。这些人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北京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一致约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张作霖曾下令：“帅府重地，午夜一过，任何人不准出入。”某夜张作霖晚归，门房以过了时间为由拒绝开门。张作霖无法，只得绕到后门进入。第二天，张作霖召见门房，破格升他去当看守所所长。门房表示自己不识字，做不来官。张不以为然，说：“那好办，给你找个识字的当秘书。”
1920年，李四光从英国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在学校地质馆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星期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地质馆认真搞科研，竟忘了天晚回家。正当他凝神思考时，偶一抬头，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旁，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急啦。”只听小姑娘埋怨道：“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着急哪！”李四光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1年，由于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邓中夏被河北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新文学教授。他的学生王森然回忆当时上课情形写道：“他右手持粉笔，挽着袖口，左手拿板擦，边讲边写，边写边擦，一写就是一大黑板。头发、衣襟、袖筒上落满粉笔面，也不在意，时间久了，嗓音嘶哑，嘴角出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尽美便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积劳成疾。1925年，就在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王尽美却终因劳累过度，肺病恶化，于8月19日在青岛医院病逝。他在遗嘱中写道：“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到底！”他以自己的言行，践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次，萧楚女在讲课时，因工作繁重、生活紧张，突然吐血。学生们劝他回宿舍休息，但他坚持讲课。稍事休息后，他对学生说：“我不能休息，不上一小时课，就要浪费你们许多时间啊！你们想一想，蜡烛不是燃烧了才能放光明吗？我们要像蜡烛一样，要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不久，他又气喘咳嗽，再次咯出了殷红的鲜血。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听课情绪，将咯出的血吐在手帕里，学生们见此情形忍不住流泪。
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鸽子笼，将鸽子放出来，然后尽眼力在天上辨别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愈望愈高，仿佛望到天的尽头。很多人对此不解。原来，梅兰芳年少时双目眼皮下垂，眼珠转动不灵活，这对于一名演员来说，是致命的缺陷。于是他就想养鸽子来锻炼目力。梅兰芳天天望鸽子，数年坚持不断，眼睛不知不觉地变得有神了，终成一代表演艺术大师。
1929年，梁启超重病在身，名医萧龙友开出药方，并再三叮咛：病想治好并不难，但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尤其禁止读书治学，否则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梁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这一年的1月19日，梁不治去世。1982年，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因病住院，在病床上还不忘校订书稿，当亲朋故旧劝他静心养病时，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的俞平伯出版有《诗词偶得》一书，书中解说李煜词为“独自莫凭栏”，晚年撰写并修改《唐宋词选释》时，改为“独自暮凭栏”。俞平伯给学生讲课时，每讲到这一观点必定说明，这样改是听取了废名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妙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深入市井社会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吆喝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灵之声。他在上海苦苦积攒一年，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嘘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他可以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1941年，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垦荒。当时，战士们自造农具，几乎全部是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还整天喊着嘹亮的号子坚持劳动。有一次，359旅94个开荒能手齐集一起，进行生产大比武。一连3天，战士郝树才天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提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雅号叫“气死牛”。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1952年加入北京崇文区（现东城区）清洁队从事淘粪工作。政府为了减轻淘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送粪工具换成汽车。条件改善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把过去7人的大班，改为5人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每班淘粪背粪最多时达5吨。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接见他，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淘粪工。”
1957年10月，李克农患脑溢血重症，大家都劝他休养，他对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在病中，他仍坚持工作，成功保护李宗仁夫妇回归祖国。1960年，中共中央为确保他养病，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李克农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1961年，李克农的身体稍有恢复，便写信给中央要求工作。1962年，他在抱病参加一次会议后，没过几天便去世了。
1960年5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打第二口井时，王进喜被砸伤的腿肿得很厉害，但仍拄着拐杖坚持工作。一天突然出现了井喷，需要水泥来压井。成袋的水泥倒进了泥浆池搅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直接跃进了齐腰深的泥浆池中，接着七八个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奋战三个多小时终于制服了喷井。王进喜累得起不来了，大家劝他保重身体，他却说：“我早就豁出去了，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
张秉贵出生于北京，17岁起就在德昌厚食品杂货当店员。他常对人讲：“我们售货员要胸有一团火，温暖顾客心。”为了苦练售货基本功，全身心投入柜台工作，他常年住在集体宿舍，每星期休息时才探家一次，一直保持到退休。柜台外，他为了把自己的眼睛变成天平，把自己的手变成称，把自己的头脑变成计算器，经常练到深夜，直到眼睛熬红，手臂不能动弹。柜台内，他在百货大楼销售30年，接待顾客数百万人次，从来没有和客户怄过气，吵过嘴，态度始终和蔼可亲。
秦水支是温州中学的一位老师。一次公开课上，他点到一个胖胖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女同学微微颤抖地站了起来，脸红红的，久久不说话。一堂优秀的公开课因此而略显瑕疵。然而秦老师并没有让那位学生马上坐下，而是微笑着等她，直到那个学生一字一顿地回答了问题，他才满意地点头让她坐下。课后他对听课老师说：“她有些轻微口吃，如果当时我断然让她坐下了，她失去的将是下一个在大庭广众面前开口的信心和勇气，比起我的课来，一个生命的成长似乎更重要。所以，那一刻，我宁愿为她等待两分钟。”
泗洪县临淮镇三河村船头小学教师阎成米，32年来在长不过8米，宽不过2.5米，船舱高不过1米的小船上，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教孩子们读书做人。他1.8米的个头，只能坐着讲，坐乏了就跪着，跪累了再坐。虽然每月收入不足500元，但是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从不后悔。32年来，他共教过800多名孩子，不少人已经成为当地的基层干部和骨干力量，还有的上了大学。他努力实践自己的誓言：为民教书，为党分忧。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模，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
自1981年参加工作后，李素丽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平凡的岗位上，真诚、热情地为乘客服务，被誉为“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病人的护士，群众的贴心人”。她认真学习英语、哑语，并努力钻研心理学、语言学，利用业余时间走访、熟悉不同地理环境，潜心研究各种乘客心理和要求，有针对性地为不同乘客提供满意周到的服务，诠释着公交“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的行业精神，赢得了广大乘客的尊重和爱戴。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种植技术实践。“文革”期间迫于政治压力，他和助手跑到云南进行水稻实验。地震袭击后，为了不让实验中断，他们在旁边的泥水地里支起帐篷，铺上草席，粮食供应不足就拿甘蔗当饭吃，三个人口腔里都磨出了泡。经过5个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在高产杂交水稻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4年，时任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团长的李国安，不顾腰椎管肿瘤手术后病弱的身体和医生的劝阻，围着一条15厘米宽的钢转腰，奔波4个多月，完成了8000里边防的详细水源分布调查和22万字的边疆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填补了这一领域空白。任团长5年，他率领给水团转战160万公里，打出的水，可解决128万城市人口用水。他们在被视为无水的沙漠戈壁找到了水，在北纬40度以北开创了我国冬季成井的先例，创造了我国水利史上的一系列奇迹。
吴斌是杭州长运客运公司的司机。一天中午，他驾车从无锡返回杭州。行驶至阳山路段时，一块大铁片突然从天而降，击穿挡风玻璃砸向他。面对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和后面惊慌的乘客，吴斌开始只是本能地用右手捂了一下腹部，他没有紧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而是强忍着疼痛把车缓缓减速，停靠在路边，回头对受惊吓的乘客说：“别乱跑，注意安全。”乘客们见状，马上报警。他随后被送往无锡解放军101医院救治。次日凌晨，吴斌因伤势过重去世。
铜锣铺里的老师傅已年近70了，还每天坚持掌锤。每到锣心的时候，老师傅就会使足力气打下最后一锤。原来，锣心的一锤与周边的锤法都不一样，最后锣心一锤是定音的，或清脆悠扬，或雄浑洪亮，都因这一锤而定。这一锤打好了，就是好锣。否则，这只锣就报废了。不论多么优质的铜料，不论剪裁的尺寸多么合理，也不论一开始打了多少锤，最后关头那恰到好处的重要一锤，才是一只锣制造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