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关注和爱着我的人们： 我，罗未荣，是个电影导演。
事到如今，无论你们把这当成一份遗书、供认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并不是。事实上，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痛苦。
大约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总是只在午夜之后出现，那个站在我母亲卧室门前的醉醺醺的身影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比如怎么赤手空拳拆碎家具、踩烂母亲的化妆盒、抢走我买课本和泡泡糖的钱以及用气钉枪扫射邻居家的窗户。我开始奇怪别人在谈论“家”的时候总是一副欣慰安详的表情，而它对我来说只代表着父亲呕吐物的臭味。我知道这世上有愿意也能够伤害一切他人的恶魔存在，而且简直顺理成章。
然后你就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你自己能保护你，而且很多事情你若不一次性做得狠一点，就会永无止境。二年级的时候班长在操场使劲扭我的耳朵，于是我下午趁他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削铅笔的小刀放在他的手边，他醒来以后，发现手指伤口流出的血差不多流满了半个铅笔盒。第二天班长就转班了，并且在后面的几年里一直躲得我远远的，和他同样的还有他班里的所有同学。
后来，姑姑遗憾地告诉我必须住校，事实上那基本就是我独立生活的开始。姑姑一个月来一次，后来半年来一次，主要是交学费。而我白天上课，晚上看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三国演义》，周末就到台球厅收拾球桌、擦洗球杆赚点零花钱，偶尔帮老板或者其他什么人在台球厅后面的巷子里解决点问题，就能有钱去吃一次学校对面的牛肉米线。顺带提一句，真的很好吃。
这种情况持续到我大三那年，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被所有人看好的家伙——成绩不错、脑子灵光、知道在老师和大人面前怎么摆出尊敬的样子、能写点文言文诗词以及脑洞大开的小剧本、身边有一些志向远大的同学，还总能让拉帮结伙染发抽烟的学生们害怕我。然后大三暑假我去学校附近广告牌上介绍的酒店打了两个月的工——说起来是负责酒店监控室的夜间管理，其实就是盯着四台黑白的监视器看一晚上，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学导演专业的，白天就在监控室的沙发上睡——攒了点钱，足够去北京的路费。我在踏上去北京火车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大学喜欢的女孩凶狠地诅咒着向我告别——怪罪我大学从没带她吃一次春熙路的火锅。
我的人生是个不断强大的过程，这种受到外界刺激和压制而产生内在力量的过程让我着迷，给我极大的快感。事实上，哪怕一直到我拍完《绝地魔警》，成为“最被人期待的新锐商业导演”，获得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对于强大的寻求和探索也没有终止。注意，我说的强大，不是什么亏了几十亿之后笑笑再创业，也不是什么地震之后的“生者坚强”。它是我的强大，我本身的强大。是我在地下室里一周不吃不喝而不死；是我找工作时误入高档小区与东欧品种狼狗徒手搏斗能戳瞎狗眼；是用我工作十年后的一半财产，到上面那女孩生活的城市以她名字开一个蛋糕店、发无数暧昧至极的传单，笑看她家庭婚姻破裂。
我还是不够强大。我永远这么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当然要和创作电影一样追求极致，就像我pass掉无数摄影师和剪辑师，而你们拍手叫好。我知道自己受到的磨砺还远远不够，但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向我开绿灯。这困扰了我很久。然后有一天我想到这么一件事儿：小时候母亲剥了半盆花生仁放在厨房，没过几天，里面就生出了飞蛾的蠕虫。父亲用筷子将蠕虫夹到一只盘子里，找来两根电线，将电线的一头接到插座上，当两根电线另一头裸露的铜丝同时按在蠕虫的首尾两端时，蠕虫跳起了剧烈而振奋人心的舞蹈，它们的生命也很快随着一缕呛人的青烟而逝去。不用说父亲，哪怕是旁观的我也在这其中得到了巨大的快感。这种刺激能给你带来的强大是难以言表的，而它的极致必然是将蠕虫换成人。现在你们知道，这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你看，在这之前是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爱戴我，因为我成为了成功人士，因为我有了钱，因为我无论何时都能温文尔雅、衣冠楚楚。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郊区的那间地下室，把蠕虫换成了人。
用黑泽明的理论来说，我没有错。我也这么认为。但我认罪。
而我很痛苦。
罗未荣
“混蛋”，风爷狠狠地把信甩到光滑地、反射着灯光的红木桌子上，这叠A4纸的中心和包浆闪亮的桌角相撞，留下了几道蛛网般的折痕。同样站在桌边的年轻女职员樊迪轻声尖叫，颤抖着向后退了一步。
“我还真想不到这时候他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就跟下个月要枪毙的只是他的一个影迷似的。”蒋总坐在桌子后面的“东莞女神”豪华气垫办公椅上抽着烟，笑眯眯地看着风爷。后者正系着因为甩信而扯开的西服袖扣，强忍怒气。
“关键我还得在之前向媒体公布这封……要命的玩意儿，还得是在新闻发布会上……”
“谁让你是人家的辩护律师呢”，蒋总依旧笑眯眯地看着风爷，不知道是笑他的谢顶和高度数近视镜，还是笑他摊上的这事儿，“这家伙熬了十几年成了举世瞩目的电影新锐，然后你用三个月赚了人家电影导演费的一半。”
说到这儿，风爷的怒气走得就像气垫办公椅放气一样快，桌上那封信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恶了。在金城美的记忆中，风爷几乎没和黑白律师事务所内任何同事红过脸，哪怕他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唯二的高级律师。
“不如这样吧”，蒋总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下在场的两位高级律师——桌子对面的风爷、门边沙发上的金城美——和自己的秘书樊迪，“先忘了那些烦人的案子，咱们关起门来想象下，如果咱们和罗导犯了一样的罪，也要写一份这种东西，那会怎么写？”
樊迪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她素来知道自己的领导并不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其实她比别人见过蒋总更“不严肃”的一面，但她还是惊呼起来：“您怎么能这么说？和这个杀人犯、虐待狂、碎尸者……丧心病狂的野兽……一样”，樊迪几乎喘不过气来，搜刮着自己脑海里一切她知道的能形容这个可怕的人的词，一个字一个字地狠狠吐露出来，就好像她是在罗未荣的地下室里被囚禁、奸杀和碎尸的众多女演员之一一样，“这个恶魔，我们怎么会和他一样！”
“就当瞎扯，放松一下怎么了。犯啥罪可以自己编。之前你不是也去看他的电影了嘛，电影不就是瞎扯嘛。”蒋总调皮地耸耸肩，一脸不在乎，岁月还是在这个已知天命的首席合伙人脸上留下了痕迹。金城美看着蒋总额间的皱纹，感觉和A4纸上的蛛网纹路如出一辙。
“那得您先来！”风爷打趣道。
“噫，我得最后”，蒋总摆了摆手。
“那不行，是您提议的，您得带个头儿，然后是我，然后咱们两位大律师再来。”樊迪赶紧说道，她知道自己的领导和风律师争来争去都不会先说，一贯沉默的金城美律师更不可能，这苦差事必定落到自己头上，而若是蒋总得以排在最后，一定以各种理由耍赖不说了。
“小迪说得对，领导带头一直是咱们的传统”，风爷附和着，向樊迪抛了个赞许的眼色，不待蒋总辩驳，就坐到桌边的椅子上端正姿态，一副倾听者的样子。樊迪也拿出纸笔，作记录状。
“哈哈哈哈！”蒋总大笑起来，又看看沙发上微笑看着自己的金城美，认亏地点点头，掐灭烟，呼了一口气，看着天花板思考着。
“我最早在安徽……”
“别，别，别呀！”风爷打断蒋总，“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们看简历去得了。您得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和罗导一样的状态，是个总结，高度凝练的，对吧？”
蒋总无奈地白了一眼自己的得力干将，清了清嗓子。
“罗未荣是倾注了感情的，那信肯定不是随便写写能写出来的”，金城美呷了一口咖啡，“他有罪，他反思了，就跟案例一样，这信是个模板。”
“你的意思是套用他的格式？”蒋总郁闷地看着另一员得力干将，心里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提出的这个玩笑。
“人家是文艺青年，咱也得文艺点儿”，风爷打量着手中的信，“您看这开头，结尾，多文艺。”
“嗯，感觉特有代入感……”樊迪伸过脖子来，打量着风爷手中的信。
“这里……这里……都是后面情绪的伏笔……”风爷指划着信，向樊迪解说着。
“这块儿轻描淡写……”
“简练……”
金城美心里乐着，也许还微笑了起来，想到若是打开门，屋里这几个人就得摆上一副模板式的表情来面对外面的几十个员工了，所以现在这种氛围也还真是难得。
“行了，行了！”蒋总打断风爷和樊迪的细致探讨，站起来，点上烟狠狠吸一口，吐出婉转妖娆的烟雾，像一个即将走上演讲台、被莘莘学子所瞩目的讲师一般，眼神里透露出了攫人心魂的深邃。
致关注和爱着我的人们： 我，蒋正卿，是个律师。
事到如今，无论你们把这当成一份遗书、供认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并不是。事实上，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痛苦。
七十年代的安徽滁州城区特别宁静，比如你知道全国上下在忙活什么，然后哪和哪打仗，哪和哪建交，谁谁谁去世，都好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让我能冷静地看待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给出客观的结论，我开始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而不盲从大人和报纸。慢慢地，我能和父亲单位的文员们探讨世界局势，能在学校写一些看上去不像出自学生之手的大字报，能代表滁州的孩子们去南京拿下演讲比赛的第一名。我的老师——一位智者告诉我，这种洞察力、对是非的判断、敏锐冷静的思维非常珍贵，并且我自己也如此认为，并沾沾自喜。
命运当然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来发展。十八岁的我十分自大，我不认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认知、无法理解的了。但当我跟着人流踏上深圳这片土地，我发现之前我脑海中建立起的所有衡量标准、行世准则都轰然坍塌，一切现实都与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理想背道而驰。我开始拷问自己，像个信徒一样坚决不妥协。后来我悲观地发现，我只是在一只大的染缸中伸出了半只可怜的鼻子，让自己不至淹死，还时刻嘲笑着从头到尾被染成五颜六色的人们。
我开始接受现实。就像吸毒一样，当然我没吸过毒，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一旦接受了“金钱万能”这种设定，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它的世界之中，你会逐渐发现这是个真理，并对一切怀疑它的人和事嗤之以鼻。
随着我经济开始独立，到获得经济自由，我开始生出了反抗的意识。在最初我自己把这叫做“反思”，我开始怀念最初我所信奉的那些准则，就像现在你们尝念叨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样，我相信是我因为年轻而失落了初心。于是我开始重新塑造自己，我为自己买了半个书架的国学书、历史书；找人帮我在纸扇上题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为拿着它去参加有钱人的聚会、获得惊诧和猎奇的目光而沾沾自喜；我专注去接一些根本不可能打赢，但能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官司，我喜欢那种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的感觉，哪怕结局都是一样。我甚至将我的律师事务所搬到北京，还抱着一颗朝圣的心。
但是，最早的时候我只考虑某件官司能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后来的我还要得到有可能的社会影响力和正面的形象。
冷静下来，我想了想，什么是初心？我只是变得更贪婪了。
所以你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从不谈理想。甚至什么都不谈。只是去做，去抓住更多时间和机会，来秉持公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罪，虽然我是律师。
而我很痛苦。
蒋正卿
哪里坦白了，金城美想着，现在的黑白律师事务所，甚至任何律师事务所，甚至任何需要有公共形象维护的机构不都是如此么，而这些机构又哪一个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呢，老蒋说的这些就像每个季度的发展报告似的，看上去说了很多，其实什么都没说。
但风爷啪啪地鼓起掌来，一脸崇拜的表情——至少看上去是发自内心的。樊迪更是五体投地。
这姑娘想成为一个好律师，还是有点年轻了，金城美看着樊迪，她的头发费过心思，想要盖住耳扇后侧的一个钉孔，但从金城美这个角度一览无余。
“今日听君一席话，胜读国图万册书”，风爷调侃起来，这也是金城美不太喜欢风爷的一个地方，喜欢引用，而又总自作聪明地做些小修改。
“你觉得呢，老金？”蒋总满意地转头看向金城美。
“你有什么罪，蒋总？”
几人面面相觑，而金城美毫不退让，依旧淡然地看着蒋总。蒋总把烟头扔了，有点尴尬，用右手中指的第二个关节敲了敲桌子，发出犹如安德伍德似的笑容：“我说的是我们的罪——迷失。”
“对，对，迷失。”风爷赶紧接过话茬，拍了拍金城美的膝盖，“老金，该我了，我说。”
金城美靠回到沙发上，风爷向来是他和蒋总之间的润滑剂，人们也早就习惯了。而蒋总对自己刚才的表现则相当满意，只可惜樊迪一个字都没记。
致关注和爱着我的人们： 我，风清扬，是个律师。
事到如今，无论你们把这当成一份遗书、供认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并不是。事实上，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痛苦。
这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向往过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但你们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家庭有六个孩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更关键的在于，你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老幺，不是孩子里面唯一的儿子也不是唯一的女儿，你得穿哥哥们穿旧的衣服，还不能穿坏，因为要给弟弟；你得听姐姐们像老妈一样念叨你，而弟弟会随时向她们告你的状。
那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对自己的家庭根本没什么感情。尤其当我十六岁那年，父亲出海打渔再也没回来，母亲哭瞎了眼之后，哥哥们就成了父亲，姐姐们就成了母亲，我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而他们竟然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我辍学去编网或者打渔，好让弟弟上学。
这种故事如今被传为美谈，但我负责任地告诉你，在孩子特别多的家庭里，这就是个混蛋逻辑——最大的孩子读书到能干活的年龄，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排行第二的孩子，排行第二的孩子读书到能干活的年龄，就让给第三个，以此类推。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外人看来你们这一家长慈幼顺，将培养人放在第一位，每个孩子都为了其他兄弟姐妹变得高尚，而其实到最后这家庭一个靠读书出头的人都没有。别以为最小的那个就能一直读下去，他当然会感受到身上承担着上面所有哥哥姐姐的压力和期待，然后当他承受不了的那一天，就会和我弟弟一样跳海。
没错，谁会喜欢一辈子打渔织网？尤其你的父辈，你父辈的父辈……你的兄弟姐妹都是如此的情况下，你会感觉你们就像一个树上结下来的苹果，把你们的种子种下去，再长出来的苹果还是一个样。
所以我知道，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温州的小渔村、破渔村、臭渔村。不，它不是我的家，我自己组建的、只有一个孩子并且给他最好的一切的家，才是我的家。
后来成了这个家里最小孩子的我，当然就得到了重新读书的机会。当我再拿起铅笔的时候，手指上被尼龙渔网割伤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伤口全部狠狠裂开，血把铅笔的笔杆浸湿、深入了木头里面。即便如此，我还是咬着牙在我哥哥之前用过的课本扉页上写下我当时唯一记得的一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读书能让人改变命运，我觉得我是这方面的典范。如果我是个电影导演，或者什么其他的艺术家，我就能让人因为我的故事流泪。但我现在能让人在法律的帮助下获得解脱，每当我面对他们挂着眼泪的笑容时，我觉得这一滴泪比那个渔村外整个大海的水都值钱。
我再没回去过温州那个渔村。我只关注我自己的家。我希望和我现在身边的同事、战友一起努力，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更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罪，虽然我是律师。
而我很痛苦。
风清扬
那么，每年年假留守单位是牺牲么，金城美想，原来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舍小家为大家的说法，都是包含蒋总和自己在内的一厢情愿。这部分坦白是比较真诚，可风清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蒋总使劲拍拍风爷的肩膀，以示安慰，也打断了金城美的思绪。风爷脸上带着些许红晕，毕竟他往常并不是能坦言如此的性情中人，当然，这个团队需要他的成熟和瞻前顾后，也只有在那种家庭长大的人才懂得怎么协调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我还打算以后要二胎呢……”樊迪说道，又看了蒋总一眼，吐了吐舌头，“我瞎说的。”“你的力量正来源于此，不舒适的环境让人产生改变的欲望，这欲望产生动力，动力加上坚持，就能得到好的结果。”蒋总安慰着风爷，就像后者坦露了多么辛酸的往事一般，而风爷也一脸抑郁，只顾盯着手中的信，用大拇指的指甲不断压揉上面蛛网般的褶皱，那褶皱随着风爷的指甲向A4纸的其他部分延伸，就像蛛网通过不断编织来侵蚀一面洁白的墙壁。
“你对家乡是有感情的”，金城美呷了口咖啡，“你倒是可以试着接受它，反正它现在不能再强加给你什么了。”这并不代表金城美同情风爷，更别提安慰。
风爷看看金城美，沉重地点点头，接过蒋总递过来的烟吸下一口，随着吞吐烟雾发出长长的“啊”声，一脸释然。
故弄玄虚，金城美在心里下着结论。
樊迪怯怯地看看金城美，放下手里的笔和纸，站了起来，蒋总和风爷的脸上又回复了笑容，三个大男人、行业知名的律师此刻都静待着这个年轻姑娘的表现。
致关注和爱着我的人们： 我，樊迪，是个秘书。
事到如今，无论你们把这当成一份遗书、供认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并不是。事实上，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痛苦。
要是谁能有机会看到我父母年轻时的照片，一定会惊叹金童玉女不过如此。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母亲就是县城里出了名的大美人。那个年代，对于在电业局开吊车的外祖父来说，母亲的婚姻无非只能有两个选择：嫁给一个周知的县领导的儿子，或者嫁给某个从南方倒卖电子表或者在本地开夜总会的“万元户”。站在为人父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选择都相当不错。可你知道，美貌这种东西能成就一个女人，往往也能毁掉一个女人。母亲当然不甘心这样的婚事，于是白天在县医院儿科给孩子们扎针，晚上骑自行车跨越半个县城去职高和一个年轻的男老师约会，还怀上了他的孩子。事到今天，母亲可以坦诚地说是看中了那个人才华。而就像最烂的剧本一样，在母亲怀孕两个月的时候，那人考中了上海一所大学热门学科的研究生，从此一去不返。
直到如今，母亲的后背上还有着八条疤痕，其中五条就是外祖父当时用腰带留下的。
父亲的出身就更差。我爷爷是一个肉户，每天在农贸市场的深处和臭烘烘的猪肉打交道，县城有三分之一的人半辈子吃的肉都是爷爷那把几十年没洗过的刀割出来的。让人们更加惊叹的是，屠夫的儿子是个能让少女窒息的美男子，以至于当时农贸市场运输队队长都想把自己女儿嫁给父亲。这事儿在父亲当兵两年回来后宣告结束，因为父亲那俊美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刀疤，爷爷气的要往部队要说法，但父亲死也不去。后来我在父亲的旧军装里翻出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个长得很丑的姑娘一脸花痴，强挽着父亲照相，而父亲一脸尴尬。这姑娘披着某个男人——可能是她父亲——的外套，我不是太懂，但从肩章来看肯定是个不小的干部。
谁知道又有什么故事，父亲和母亲就结婚了。大老吊和屠户成为亲家，倒也合情合理。而后来母亲生下我后再也生不出儿子，奶奶又用鞭子在母亲后背留下了其他三条疤痕，父亲知道之后却只是抱着我们娘俩哭。
待到我长到十六岁，才猛然从镜子里发现我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才开始发现母亲是多么的美，忽视刀疤之后的父亲是多么英俊，但他们的看法和我截然相反——美丽的外表是灾祸的根源。
我开始逆反，开始讨厌父母对我的教诲。我才不管那些伤痕是怎么来的，它们又在我身上。我开始偷偷穿母亲的裙子，买廉价的好看的发卡，向身边的朋友炫耀我收到的那些愚蠢男孩们写来的成堆的情书，两群男孩为我大打出手的故事让我陶醉。
可怕的是，无论你发现你多么美丽，总不能满足所有人。上了大学以至参加工作后，我发现和我一样美丽甚至比我美得多的女孩都大有人在，从横向比较来说，我并没有我父母漂亮，或者说现在这个时代美貌已经变得廉价，你不太可能只靠美貌就能嫁给某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更别想有将军的儿女得不到你就要自杀。
我开始把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打扮自己，买化妆品、买衣服、买包买鞋，如果有必要，我可能还会去整容。我想说的是，如果美貌没有了用处，那女人还能有什么武器呢？我知道我还年轻，还没悟出什么真理，更别提凝练人生。但我有罪吗？我不知道。
而我很痛苦。
樊迪
虚伪的姑娘，但时代如此，金城美在心里自我安慰着，男人是这个世界的掌控者，女人通过用美貌取悦男人来掌控世界，这逻辑没什么问题，关键现在太****。女人固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智慧带来的成就与美貌是截然不同的。
“年轻人，好好干工作，总会成功”，风爷像模像样地安慰着樊迪，想伸出手帮樊迪擦擦眼角的泪，看到蒋总递过去的手绢，又缩回了手。
“黑白律师事务所值得你托付，风律师和金律师的经历你是知道的”，蒋总好像想和樊迪再说一遍风爷和金城美在黑白律师事务所工作十几年的故事，但也许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了，“如果他们想，他们能在这里奋斗终生。你也一样。”
樊迪坚强地点了点头，金城美盯着姑娘耳朵后面隐蔽的耳钉孔，不想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
一丝兴奋袭来，少有的，今天与老蒋风爷开的会竟然能让自己振奋，这种撇离工作、适时延展的座谈会还真的不错。毕竟无论如何，面前的这两个男人是和自己共同工作了十几年的领导和同事，有时候人还是得学会释放自我，坦露内心，先不说结果，金城美知道罗未荣写完那封信之后必然是舒爽万分的，类似其他各种深陷律法泥潭的客户其本质都在于不诚实，他们几乎都选择将自己的痛苦密封起来，不分享给任何人，而自己在其中越陷越深，沉溺而死。
我的故事能震撼你们，金城美兴奋地想着，猛地站起了身，他要像罗未荣一样呐喊、嘶吼、控诉、展现真实的自我，这也正是他从事律师这个职业的初心和本来意义。他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今，张口说道：“我……”
金城美骤而木然，他从刚开始就一直打着的腹稿烟消云散，就好像随着他的屁股离开沙发而消弭于无形之中，他不记得自己刚才想说的哪怕一个字，而那种愤懑满腔、胸有成竹的充盈感觉还留在他脑海中和舌尖上激荡不休，但他看着面前一脸期待的三个人，却感觉自己的灵魂和足以刺痛世人的演说都被莫名的神明抽离了他的身体。
金城美抿抿嘴，咖啡的余热由嘴唇传到了嗓子，他的脑海只剩下一丝苦味。
我，金城美，是个律师。
我很痛苦，我认罪。
如今，我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