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大思想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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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后,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入清不仕。治经重考据,注意经世致用,开清代汉学风气。其诗沉郁苍凉,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有《亭林集》。

顾炎武的家庭是江苏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又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从他的高祖到他父辈,祖孙五代都作过明朝的大官。顾炎武的养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学识的妇女。

顾炎武小的时候患过天花,病好以后,左眼略微有点斜视,相貌有点儿怪。可是他学习非常勤奋。三岁的时候,王氏就亲自教他读《小学》(古代儿童教育课本,朱熹、刘子澄编),还给他讲古代英雄的故事。十岁的时候,他开始跟随祖父学孙子、吴子的兵法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后来,他参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学团体“复社”。从此,他的视野开阔了,开始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明朝大政治家的文集和奏章文册,他都仔细阅读,切中要害的地方就立即摘录下来。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接受了福王的招聘,到南京担任兵部司务。可是,还不到一年。福王政权也灭亡了。顾炎武满怀亡国之恨,回到家乡组织义军抗清。不久,清兵攻占昆山,顾炎武率义军奋战了四个昼夜,因为力量悬殊终于失败了。王氏为国担忧,粒米不进,绝食而死。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妇人,也要以身殉国;你千万不要当异族的臣子,不要忘记先祖的遗训。那样我死也瞑目了。”顾炎武牢记母训,决心抗清到底。他又去和唐王政权联系。这件事让人告发了,顾炎武被清朝政府关进监获。多亏他的好朋友设法把他搭救出来。顾炎武在家里没法呆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长期的旅居生涯。

顾炎武出游,为了考察方便,随身带了很多资料,行动极为不便。他的友人见后,深为感动,就赠送了二马二骡的车子,装驮书卷。一路上,他进行大量的金石考古工作。一年之中,半宿郊野,半宿旅店,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

以游为隐之后,顾炎武专心著述。对于清朝科举应试、清朝开办史局的征聘,甚至邀其南归,他都予以拒绝。因此,他著述甚丰,据说他写的书稿,堆积得有自己身体那么高了。今天可以见到的近50种400多卷。其中《日知录》32卷,他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人说,这是顾炎武治世救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更加深化,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更加集中,萃平生心力所精心结撰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写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在他与友人的书札中,多次说明。

如在致友人的信中,顾炎武明确地谈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另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可见,顾炎武撰写《日知录》,其动机在于“拨乱涤污”、“法古用夏”、“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也正是他治世救民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在《日知录》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所表现的有价值的民主思想,具体反映在:

首先,对君权的怀疑,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讨论研究范围。在《日知录》卷24《君》条中,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以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在古代君为“上下之通称”,不惟天子可称君,就是人臣、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这样的论证,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

在论君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他认为:人君对于天下,不能搞“独治”,如果搞“独治”,则“刑繁”;搞“众治”则“刑措”。

顾炎武为了进一步论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还在《日知录》的《守令》条中写到“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这里的“各治”,也就是“众治”,只有“众治”,天子之权才能受到尊重。相反,“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这是“独治”,搞“独治”的结果是“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

这里,顾炎武虽然没有否定君主制,但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等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民主思想外,在《日知录》中,反映了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另一个突出内容,即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也就是他在《日知录》中反复阐述的“华裔之防”。

同时,在《日知录》中,对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日知录》中的《夫子之言一性与天道》中,他指出:理学家们,言心言性,“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他认为这整日空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才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引起了国家民族的危机,造成了明朝的灭亡,危害之大,后果之严重,是极为痛心的.

顾炎武从政治上批判了心学的危害之外,还从哲学上指出心学的错误。他否定心的全能,但不否定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所以他在《日知录》的《艮其限》一条中,谈了他对“心”的看法。他说“心者,于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但具体说,有两种情形:一是“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二是“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然而,造化流行,无一息法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怎么能是空虚无用之物呢?

顾炎武否定了心学,提出了“经世致用”、“引古筹今”,学习要为现实服务,人们要从外界的具体事物中去探求真理,而不能“用心于内”,只从自己的头脑中寻求答案。否则,“近世禅学之说耳”。所以,他认为,应该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论述,还原于日常的经验之中,不要清谈妙悟,而要把着眼点放到探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作为爱国志士、杰出的学者、进步思想家的顾炎武,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初学术界,顾炎武即是旧传统的破坏者,也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以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为开启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世学者,发扬其治学精神,继承他的治学方法,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所以,清人阎若璩曾盛赞顾炎武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也是罕见难得的学人。从现在看,尽管他的思想不能与现代思想家相等同,但是他注意到了“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注意到了人心所潜在力量对社会面貌的重大影响;注意到了端正人们精神面貌在变乱世为治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给后世以有益的启示。

顾炎武不但是杰出学者,而且也是著名诗人。为有明诗文殿后,清代朴学开山。他诗歌根底深厚,于古人兼学并蓄,尤得力于杜诗。诗的内容大都是眷怀君国,感慨沧桑。诗风沉郁悲壮,慷慨苍凉,绝无敷衍应酬之作。所作众体兼备,七律尤为杜甫以后有数的作者。其诗集有《亭林诗文集》。

仅举一例,可见其大概,诗题《又酬处士次韵》: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这首酬答诗,向好友抒发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诗人坚强的民族气节。

顾炎武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强调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对主观空想。他积极主张改革政治经济。除此以外,顾炎武在音韵学、考据学、训诂学(研究古代词义的学科)、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著述。

到了顾炎武晚年,年轻的康熙皇帝为了把汉族地主中的学者名流笼络起来,下令让各地荐举著名学者。那时候,顾炎武已经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了,荐举他的人当然很多,可是都被他拒绝了。

不久之后,大学士熊赐履主修明史,又写信聘请顾炎武。顾炎武派他在北京的学生去对熊赐履说:“刀和绳都在这里,难道你非要逼死我不行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打顾炎武的主意了。

顾炎武四十五岁离家出走,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二十五年。到了晚年,他定居在陕西华阴县,但仍然经常来往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讲学。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顾炎武旅经山西曲沃时不幸患病,又吐又泻,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那时他已经年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