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们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须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
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这是值得教育界重视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
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们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决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急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珍贵美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原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些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的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D，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马斯洛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有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三十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们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许多人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很多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津津乐道地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