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知需要，已经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很多。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
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鸟语花香。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像没有奋斗的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一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没有恐惧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猿猴和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往往会抱紧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会逐渐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到重新获得安全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
在哈洛的小猴子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东西，都会使它逃回到代母那里去，它依附在那里，开始时它可能只是观察，随后才出来冒险，如果代母不在那儿，它可能会卷缩成一个球，并且啜泣。哈洛拍摄的动作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要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认知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方法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
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
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充分发生过。
在最广阔的人类历史上，在伟大的宗教、哲学结构中，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中以及科学和整体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动机的辩证法。非常简明地说，它们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认知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
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更易让人接受。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安全的需要不仅能使好奇、认知、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变成仅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还会使活动失去好奇心，甚至仅把焦虑和畏惧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知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大智若愚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义的，甚至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接着，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地杀了他。
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