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之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之美”的眼和心，我以为几近于是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达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
……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
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府特征。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继承的比颠覆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段就该由家长、家庭和人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合作已完成的。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需的人文教育的关怀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己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人文标准。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样不够仁慈。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大学也罢，学子也罢，大学从教者也罢，其实都共同面对着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重垒堆砌的倦怠时代。这一种时代的特征就是——不仅普遍的人们身心疲惫，连时代本身也显出难以隐藏的病状。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那种在大学里用政治思想取代人文思想，以为进行了政治思想灌输就等于充实了下一代人之“中心空洞”的完事大吉的“既定方针”，我觉得是十分堪忧的。
3.论大学精神
我在决定调入大学之前，恰有几位朋友从大学里调出，他们善意地劝我要三思而行，并言——“晓声，万不可对大学持太过理想的观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别理想主义。《告别理想主义》，是我五十岁以后发表的一篇小文。曾以为，告别了理想主义，我一定会活得潇洒起来，却并没有。于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尔斯泰。雨果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别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九三年》证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义者。而托尔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别理想的平等主义者。明年我六十岁了。现在我郑重地说——六十岁的我，要重新拥抱理想主义。我认为，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对于全人类社会，泯灭了甚而完全丧失了理想，那么一种活法其实是并无什么快意的。我这么认为是有切身体会的。故我接着要说——我愿大学是使人对自己，对国家，对人类的社会形成理想的所在。无此前提，所谓大学精神无以附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先生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九十一年过去了，若重读其演说，他对大学的理想主义情怀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说中对那时的北大学子寄予厚望，既希望北大学子砥砺德行，又希望北大学子改造社会。
他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
现在的情况与九十一年前很不相同。
那时，蔡先生对大学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
若以本科生而论，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学子在内，似乎应是——大学者，通过颁发毕业文凭，诚实地证明从业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对“大学精神”的第二种看法是——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来说道。
连大学都不讲一点儿理想，那还能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觅理想的踪影呢？倘若一国之人对自己的国家连点儿理想都不寄望着了，那不是很可悲吗？
如果连大学都回避现实问题种种，包括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内，那么还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听关于现实的真声音呢？若大学学子渐渐地都只不过将大学视为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那么大学与从前脚夫们风雪之夜投宿的大车店是没什么区别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强调现实，岂非自相矛盾吗？
我的回答是——当今之大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学子跨出校园迈向社会的大学，其实是在为国家培养一批批思想意识上不普通，而又绝不以过普通的生活为耻的人。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反了过来，受过高等教育于是以过普通生活为耻的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识与此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的人也很多。
如此说来，似乎是大学出了问题。
否。
我认为，一个家庭供读一名大学生，一个青年用人生最宝贵的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就读于大学，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于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成全他们的诉求，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视为沮丧的生活，乃是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实在还是太过吃力的生活。要扭转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绝非一日之功可毕。要扭转这一点，大学是有责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发，而后云始布雨，间接而已。若仰仗大学提高ＧＤＰ，肯定是错误的理念。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方米的营业面积而已，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问何以不同？笑未答。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但，若国运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
4.大学生真小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多年以来，我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看待上的误区。这误区没被自己意识到以前，曾非常地使我困惑。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我自己这儿，还是只出在大学生们那儿。
真的，实话实说，我曾多么惊讶于他们的浅薄啊！我是多次被请到大学里去与大学生们进行过“对话”的人。每次回家后，续想他们所提的问题，重看满衣兜的纸条，不禁奇怪——中国当代大学生们提问题的水平便是这样的么？与高中生有什么区别？甚至，与初中生有什么区别？
有次我在大学里谈到——在我的青年时代，也就是在“文革”中，坦言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受是相当危险的。倘公开坦言，就不但危险，有时简直等于自我毁灭了……
结果递到讲台上不少条子。而那些条子上写的疑问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不明白，难道坦诚不是优点么？自然，我可以耐心解释给他们听。半分钟内就可以解释得明明白白。但，在大学里，面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这样的问题竟是需要解释的么？难道他们对“文革”真的一无所知？关于“文革”的书籍，以及登载于报刊的回忆文章，千般万种，他们竟一本都不曾翻过？一篇都不曾读过？他们的父母从不曾对他们讲起过“文革”？就连某些电视剧里也有“文革”社会形态的片断呀！
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大学生们明知故问，装傻。而当时给我的现场印象是他们绝非装傻。还曾有过这样两张条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者多多，这是否与他们年轻时缺乏营养饮食的起码常识有关？”
“我讨厌我们学校那些穷困大学生。既然家里穷，明明上不起大学，干吗非不认命？！非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挤入到大学里来？！害得我这样家庭富裕的大学生不得不假惺惺地向他们表示爱心！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么？这种强加于人的爱心是社会道德的原则么？”振振有词，但其理念是多么的冰冷啊！是的。我承认我在大学里曾很严厉地斥责过他们，甚至很粗鲁地辱骂过他们。……现在，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出在他们那儿，而几乎完完全全地出在我自己这儿。完完全全地是我自己看待他们的一个早就该纠偏的误区。是我儿子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他今年已经高二了。明年，如果他能考上大学，他就也是一名中国当代大学生了。有一天我问他：“你能说出近半年内你认为的一件国际大事件么？”他想了想回答道：“周润发拍了一部被美国评为最差的影片。”“你！……再回答一遍！”“我又怎么了？”“克隆羊的诞生知道不知道？”“知道哇。”“因特网知道不知道？”“知道哇。”“科索沃问题知道不知道？”“知道哇。”“那为什么不回答那些？”“那些是你认为的，不是我认为的。你不是让我说出我认为的么？”“但是你！……你你你怎么可以那样认为？！”我真想扇他一耳光。他也振振有词：“我怎么不可以那样认为？你不是也常常向人表白，你是多么地渴望思想的自由么？”我压下怒火，苦口婆心：“但是儿子呀，如果是一道政治考题，你就一分也得不到了！”“但是考试是一回事儿，平时是另一回事儿！”我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一时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他究竟是成心气我，还是真的另有一套古怪的却又自以为是的思想逻辑？我不禁暗想，如果他已然是一名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了，我对他这样的大学生可该下什么结论好？
而我每次被请到大学生里去“对话”，所面对的，其实主要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群体，大三大四的学生很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基本上不怎么热衷于与所谓名人“对话”了，而那正是他们渐渐开始成熟的表现呀！
大一大二的大学生，他们年龄真小！
他们昨天还叫我们叔叔，甚至伯伯，经历了某一年的一个七月，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的确，与是高中生时的他们相比，思想的空间又会一下子扩展到了多么大的程度呢？
大学并非一台思想成熟的加速机器呀！
大学的院墙内，并不见得一律形成着对时代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呀。长期自禁于大学校园内的人，无论教授们还是博士们硕士们学生们，他们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与社会和时代状态本身的复杂性芜杂性是多么严重地脱节着，难道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么？
我自己的儿子又看过几本课本以外的书籍？他有几多时间看电视？每天也就洗脚的时候看上那么十几分钟。他又有几多时间和我这个父亲主动交谈？如果我也不主动和他交谈，我几乎等于有的是一个哑巴儿子。家中哪儿哪儿都摆着的报刊，他又何尝翻过？
我曾问他“四人帮”指哪四个人？他除了答上一个“江青”，对另外三人的名字似乎闻所未闻。我何曾向他讲过我所经历的那些时代？他对那些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不是太正常了么？他的全部精力几乎每天都用在了学习上，用在了获得考分上，对于此外的许多社会时事无暇关注，不是也就不太奇怪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