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曾几乎以鲁迅为一条“红线”，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和相当彻底的删除。其结果是，一些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学者，从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他们的书籍只有在极少极少的图书馆里才存有着。寻找到它们，是比敬职的道具员寻找到隔世纪的道具还难之事。有的文学史书虽也记载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风云种种，但也只不过是一笔带过的，仿佛铁板钉钉的结论。而且是纯粹政治性的、异化了文学内容的结论。致使我这一代人曾面对的文学和文化的史，一度是以残缺不全而充完整的。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史的“半虚无”现象……
然而我确信，鲁迅若活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是绝不会主张对他的论敌、准论敌，以及被他蔑斥的“第三种文人”实行一律封杀的。我读鲁迅，觉得他的心还是特别的人文主义的。并且确信，鲁迅是断不至于也将他文坛上的论敌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时刻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他虽写过《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那也不过是论战白热化时文人惯常的激烈。正如梁实秋当年虽也讽鲁迅为“一匹丧家的‘乏’牛”，但倘自己得势，有人主张千刀万剐该“牛”，甚或怂恿他亲自灭掉，梁实秋也是会感到侮辱自己的。
我近日所读关于鲁迅的书，便是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正是这一本书，使我再次沉思鲁迅，并决定写这一篇文字。书中梁实秋夫妇与鲁迅孙子周令飞夫妇的台北合影，皆其乐融融，令人看了大觉欣然。往事作史，尘埃落定，当年的激烈严峻，现今竟都变得轻若绕岭游云了。我想，倘鲁迅泉下有知，必亦大觉欣然吧？
鲁、梁当年那一场持久论战，在我读来既是必然发生的“战役”，也未尝不是“剪辑错了的故事”。
鲁迅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深深入世，抛尽了一切出世念头，并且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自己入世使命的文化知识分子。
鲁迅书中曾有这样的话：
说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那与其说是豪迈的鼓呼，毋宁说更是孤傲的而又略带悲怆意味的个人声明——他与他所处的“现在”，是没什么共同语言的。他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寄托，全在将来！而他的眼从“现在”的大面积的深而阔的伤口里，已看到正悄悄长出的新肌腱的肉芽！
曾有他的“敌人”们这样地公开暗示他的“赤”化；“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分明地还在从旁支持着它”。梁实秋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引用了那很阴险的文字，并在文中最后质问：“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吧？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吧？”
这不能不说是比“资本家的‘乏’走狗”更狠的论战一招。因为这等于将鲁迅推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前示众。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而且在后来的“文革”中登峰造极。此点与西方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文人或文化知识分子虽也每每势不两立，但政治的嘴脸一旦介入其间，那是会适得其反的。论战的双方，要么有一方开始缄默，要么双方同时表达对政治干涉的反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一批知识分子同样被列入了亲苏的政治“黑名单”，但他们的某些文化立场上的“敌人”，也有转而替他们向当局提出抗议的……
今天，我们当代中国之文化人和文化知识分子，与其非要从鲁迅身上看清他原来也不过怎样怎样，还莫如以历史为镜，为鉴，照出我们自己之文化心理上的不那么文化的疤瘌。
当然，鲁迅斥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也是只图一时骂得痛快，直往墙角逼人。研读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文字，谁都不难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即梁实秋谈的是纯粹的文学和文化之事，如其在大学讲台上授课。二十四岁从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归国任教的梁实秋，当年显然是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只要垫平一张讲课桌由其讲授文学的课程，课堂以外之事是既不愿关心更不愿分心而为的。当年此类文化知识分子为数是不少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身上便有着他们的影子。当然在持革命人生观的当年的青年们看来，那是很不足取的。其实，倘我们今人平静地来思考，却更应该从中发现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规律，那就是——只要天下还没有彻底的大乱，甚或，虽则天下业已大乱，但凡还有乱中取静的可能，人类的多数总是会一如既往地做他们想做和一向做的事情的：小贩摆摊、游民流浪、瘾君子吸毒、妓女卖淫、工人上班、农夫下田、歌女卖唱、叫花子行乞、私塾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教授备课授课、学子们孜孜以学……哪怕在集中营里，男人和女人也要用目光传达爱情；哪怕在前线的战壕里，有浪漫情怀的士兵，也会在冲锋号吹响之前默诵他曾喜欢过的某一首诗歌……梁实秋的“悠悠万事，惟文学为大”，正符合着人性的较普遍之规律。深刻如鲁迅者，认为是苟活着并快乐着。但是若换一种宽厚的角度看待之，未尝不也是人性的普遍性的体现。对于梁实秋的“文学经”的种种理论，鲁迅未必能全盘驳倒批臭。因为分明的，仅就文学的理论而言，梁实秋也在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他自美国接受的一整套体系，并且认为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正如鲁迅认为自己做“普罗文学”的主将和旗手是义不容辞之事。
如果说鲁迅倡导“普罗文学”，即“大众文学”，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他根本否定“第三种文人”也就是根本否定第三种文学和文化，亦即超阶级意识的文学和文化的存在价值，则是大错特错了。在此点上鲁迅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甚至连对古代艳情禁毁小说都曾笔下留情，表现包容的一面。在此点上，他使本来尊敬他的某些人，后来也对他敬而远之了。而此点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负面影响之深远，当然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吧？令我们今人重审鲁、梁之间当年的“持久战”，不能不替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崇敬的鲁迅感到遗憾，甚至感到几分尴尬。
如果说梁实秋传播经典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某些确是真知灼见的理论，尤其试图引西方的文学理论指导中国的文学实践，此念虔诚，并且是有功之举；那么他当年同时以极为不屑的态度嘲讽“大众文学”的弱苗是在今天也有必要反对的。按他当年的标准，《阿Ｑ正传》、《骆驼祥子》、《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八月的乡村》等等简直就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了。
而可以肯定的是，梁实秋现在会放弃他当年的错误的文学立场的。他比鲁迅幸运。因为他毕竟有矫正错误的机会。永远沉默了的鲁迅，却只有沉默地任后人重新评说他当年的深刻所难免的偏激和片面而已。正应了“文章千古事，落笔细思量”一句话。想想令我替文人们悲从中来……一位在自身所处的时代鱼缸里的鱼似的，游弋在文学的，而且是所谓高雅的那一种文学的理论中；一位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倍感周遭伪朽现实的混浊，以及对自己造成的窒息；一位在当年专以文学论文学；一位在当年借杂文而隐论国家，隐论民族。——根本是表象上“杀作一团”，实质上狭路撞着各不礼让的一场论战，是文学和文化在那个时代空前浮躁的一种现象。正如今天的文学和文化也受时代的影响难免浮躁。
俱往矣！
社会之所以不管怎样的病入膏肓，却毕竟地总还“活”着，乃因有人在不懈地做着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极为必要之事；而时代之所以变革，则乃因有勇猛的摧枯拉朽者。
两者中都有值得我们钦佩的。鲁迅——旧中国阴霾天穹上，一团直至将自己的电荷耗尽为止的积雨云。鲁迅又如同星团，而别人们，在我看来，即或很亮过，也不过是星。星团大过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