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之妻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挡地“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成为尊贵其身的娇妻美妾，那些不但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也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钱的耀眼光辉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还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还只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按当年的汇率算）啊！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灭落下去了，正如政治的时代泡沫灭落下去一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后继。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哼！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承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是憧憬。
因为，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因为，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既不但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种类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这一特点。
八十年代后半叶，中国某些女人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讯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那时，社会行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干的知识女性，倘要凭其才干和知识获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几乎是痴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国外，对才干和知识的尊重毫不含糊地体现为金钱的结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兑换价值的。而那时在中国，通过金钱对才干和知识进行结算的方式，仍是一种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进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体中国人对才干和知识的常规思想观念。谁若获得了数千元的奖金，肯定引起嫉妒。几万元的奖金，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那时在中国，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干有知识的女性尚活得这么憋屈，企图潇洒也潇洒不起来，那些没才干没知识甚至一无所长，却有容貌资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会自甘资本闲置股票贬值呢？而她们，在中国，历来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向往是最强烈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关于女性的公开的秘密。
于是，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未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
八十年代的前半叶，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叶，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但经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最后值得总结的是——八十年代后期交易自身之目的达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们扫视过去，其实真正获得幸福的相当有限。她们中不少人，结果甚至相当不幸。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子、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给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盒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性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因为，无论那目标表面看起来多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本质上仍是初级的——是以依附于男人为目标前提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年年方兴未艾，直到一九九三年后才式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三十五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才十六七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达到合法移民岁数的事屡闻不鲜；因已三十四五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自己之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亚洲欧洲澳洲许多国家。既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么着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着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之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插而不入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懂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她们尤其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她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了些外汇的同时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同时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班。
一九九三年以后，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具“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罪案中，有“洋插队”过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过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的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加入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时装、美容、化妆、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便是宣传者、广告者、始作俑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们的事业，往往是自己们的。自己们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们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们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们“疲软”的同时，不禁地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五体投地顶礼膜拜。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这样。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显明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的成分非是全部成分。实绩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统计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她们，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