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其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着重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那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了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就能改变人们对是什么真正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这六类要素组成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词典》对幸福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但幸福指数不仅仅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普通职员小王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能和老婆孩子散散步。”中学生李飞的感觉是：“我数学考了满分，非常快乐！”而职业经理人胡雨则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从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包含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条件。就像一位教授的统计：“非典”曾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下跌，“神六”的成功发射则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又如农村人就比城里人更容易感觉到幸福。再如，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人们就相对幸福。
人们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自己的幸福程度。有专家提出了由10个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当吃饭穿衣不再成为紧急问题，生活步入小康之后，金钱对幸福的提升将变得迟缓、无力。所以，《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强调说：“收入也会对幸福产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效应。无疑，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会因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幸福，但是在超过了一定限值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不再对主观福祉产生效应与影响。”人类对幸福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对幸福的期望水平。也许正是人类这种对幸福追求的持久不满意，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似乎都远离了人间烟火，他们以砖头厚的经济学专著把普通读者和社会大众拒之门外。很多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为公众理解，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在他们的关注视野之中。因而，《幸福与经济学》被如此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认为幸福仅仅和收入有关，或者说收入是决定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等）的成员，都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对幸福的追寻，其实也切合了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素。
在客观经济学意义上，幸福的定义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的效用的一种反应。生活者对幸福的感受可用幸福值来表示。一般来说，生活者剩余越大，所产生的正效用越大，幸福值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幸福是中性词，应该是可度量的，度量值为幸福值。幸福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幸福值（HV）=生活者剩余（SL）×幸福弹性（EH）（系数）。
生活者剩余是生活者为达到某种生活目标而愿意付出的成本总值与实际付出成本的差额，这里的成本包括显成本与隐成本。幸福弹性（系数）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效用的反应的敏感度。一般来说，幸福弹性（系数）大的人，“给点阳光（生活者剩余）就灿烂”，同样，如果遭受一点挫折（生活者剩余为负值），受到的打击也会越大。
生活是一个人所有活动的总和，包括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对幸福的定义也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者付出一定的成本，实际达到的目标所产生的效用与原定目标可实现的概率值所产生的效用的差额。
1.拥有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的人的幸福值并不一定就高
换句话说，有钱有势的人并不一定幸福。假设某君甲现为某企业的中层领导，其生活目标是5年后拥有1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5；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年薪为5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1。假设5年后的实际情况是他成为董事长，却只拥有100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5，则其幸福值为：
HV=[（100-1000×0.5）+（50-50×0.1）]×5
=（-400+45）×5
=-355×5
=-1775
假设某君乙为普通煤矿工人，其生活目标是5年后拥有20万元，实现概率为0.8；成为矿井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实现概率为0.2—5年后，他拥有了30万元，且成为一名基层管理者，年薪为5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15，则其幸福值为：
HV=[（30-20×0.8）+（5-5×0.2）]×15
=（14+4）×15
=270
由此看来，5年后，甲、乙尽管所处的环境不同，但乙显然比甲幸福。甲不但没有幸福，而且为负值。这时甲会急于找寻幸福，所以有了新的目标，他想在1年内得到2000万元，实现的概率为0.5，结果1年后他得到了5000万元。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00×0.5）]×5=20000
这时，他又想在1年后得到8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8，结果1年后由于贪污腐败被查处，他被没收全部贪污款，并罚家产20万元，且被送进了局子。这种情况是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期望实现的概率为0。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8000×0.8）]×5
=（-5020-6400）×5
=-11420×5
=-57100
如果甲被判死刑，就超过我们谈论幸福的范畴了。
2.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最有效的途径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调低生活目标的预期或生活目标实现概率的预期；另一方面，在既定的预期生活目标下，努力提高可实际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