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江头与长江尾
2013年春节期间，我与女儿在上海这座春意融融的城市团聚了。有这么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一是这次团聚整整隔了六年时间；二是女儿第一次进城，从来没有去过一眼看不到山的地方。最特殊的是，在陕西被大山团团围住的一个小县，也就是我出生的那疙瘩地方，这个时期的我，风头已经盖过任何一位历史人物。这帮农民，无论认识不认识我，遇到不好好念书的孩子，或者是不听话的小黑狗，挂在嘴边的不是三迁的孟母和刺字的岳飞，而是我——一个顺着长江头一路混到长江尾的小记者。但是女儿从那个小县赶到大上海的时候，我的真实情况是：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程度。准确地说，我这个神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与一个农民的处境没有任何差别。
女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城了。那是正月初四，我爬起床的时候，是早上还是下午已经很难判断。平时当钟表用的手机，掉进厕所进水了，所以模糊不清；天空的云层很厚，太阳露不出小屁股，让人无法把握时间的脉络。这个拥有几千万人的城市，外地人基本衣锦还乡了，本土人热衷于出国旅游，所以一下子空洞了许多，一座座不再吵闹的高楼大厦，像是一个个寂寞的少妇。
外面不时传来鞭炮声，多年没有下雪的上海，突然飘起了雪花片子。雪花片子是我们长江头的冬季里最常见的东西，也是孩子们冬天里最大的快乐。除了趁大雪天进山打猎之外，还可以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但是在长江尾的上海，是三五年不下雪的，一旦下雪了，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天寒地冻里受凉，这就是城市孩子失去乐趣、不够单纯的一个方面。所以城市里一下雪，我就格外地想家，不是想雪花的白，想雪花的纯，而是想念我的女儿。我觉得从天上飘下来的不是雪花，而是从老家伸过来的小手，它们每一片都渗入我的身体，撕扯着我的心。
在我看着雪花联想到女儿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正是女儿从老家打来的。
女儿是腊月二十九出生的，今年大年夜恰恰是二十九，过了大年夜她就十三岁了。记得大年夜的晚上，女儿也打过一个电话。她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一个人在外过年，年夜饭吃什么呢？除了糖肉煮栗子外，酒也不能少啊。她说，爸爸你虽然一个人，也要买一串鞭炮放放，这样新的一年才会顺顺利利。女儿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刚刚吃完泡面，本来想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但是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十四吋的破电视，突然就坏了，也懒得去修。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个人在上海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穿过一波又一波的烟花爆竹，听到一浪高过一浪的碰杯声与欢笑声。
我对女儿说，今天是大年夜，也是你的生日，爸爸不能给你买蛋糕，也不能给你点蜡烛，所以爸爸买了很多鞭炮。我现在正在外边放炮呢，祝你生日快乐。说着，我把手机对着外边，让女儿听。其实我一个炮也没有买，全中国的人都在放炮，只要女儿她听见了，这些炮权当就是给她放的吧。说着说着，女儿就哭了，应该是幸福的泪水，或者是想念的泪水。在挂电话前，女儿告诉我，她是背着妈妈，跑到别人家打电话给爸爸的。
“我妈在喊我吃饭了，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女儿着急地挂掉了电话。
“生日快乐？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还没有说完，电话已经挂断了。女儿应该想说新年快乐的吧？也许她并没有错，这是她自己的生日，一个没有爸爸在身边的生日，她只能自己给自己点蜡烛、自己祝自己的生日快乐啊。
女儿之所以要偷偷打电话给我，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吧？因为我与她的妈妈离婚了。
说实在的，常年在外边打工的人，开始那两年你可以忍受寂寞，那时的寂寞真美好，像是夫妻生活的前戏，一直坚持到春节回家团聚的日子。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前戏太长了就会消磨你的意志，失去耐心就不再是寂寞的问题了，你与爱人之间越来越陌生，陌生得让你无法想起她具体的长相。这时候，你才明白你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春节，忍受了整整一年，在心中多少次重复过，夫妻相聚时那种麻麻的久别胜新婚的镜头，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野性大发的狼。而且在春节这种喜庆的节日，许多人都把夫妻生活，当成最高的庆祝仪式。春节，对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做爱的节日。
当我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由于一路上火车换了汽车，汽车换了摩托车，那种几夜未眠的疲倦，让我见到妻子时一点冲动都没有了，内心的那盏灯已经熬干了。我直接钻进被窝，呼呼地大睡了。妻子一直守在床边，像一只发狂的兔子，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一直守到第二天中午，好不容易等到我睁开眼睛，当她宽衣解带钻入我怀里，我竟然像是一根棉花条，怎么努力都没有一点硬度。
妻子问：“你怎么了？”
我说：“太累了吧？”
我心里明白，再立不起的棉花条子，它也是棉花做的，一把火就能烧起来。我根本不是太累，是因为太陌生了，那种陌生感让我极度自卑，甚至有一种罪恶感——以为自己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女人，而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一旦我占有了她，那就是施暴！所以，那一年是一个阳痿一般的春节，我勉强在家待到初七，说单位马上要上班，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家。我觉得只有离婚了，双方才能得到解脱，才不用忍受那无边的寂寞，与偶尔出轨后遭受的道德谴责。离开家的前一天，我对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妻子说：“好啊！”
我们果真在法院上班第一天，一句话没有说，一点争论都没有，像是两个过家家的小孩子，用了半天的时间就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当然是“感情破裂”。事后才知道，前妻之所以这么痛快答应离婚，完全出于赌气，是对我没有一次像样的表现十分不满。我不但不是一只饿狼，连一只小绵羊也不像。前妻没有把原因归咎于陌生感，而是认为饿了一年的一只野狼，面对一只老母鸡没有一点食欲，那肯定是在外边偷吃了。
但是离婚后，各种传言很多，基本都是指责我的。说我在上海发达了，有房有车，有钱有势，就不要人家了，在上海娶了新欢，这个新欢就是某某市长的千金。这些传言，其实是老家人对在外打工者的一种羡慕，或者就是一种嫉妒，更是一种深深的误会。说实话，别说睡市长的千金，我就是连让市长的小轿车撞死的机会也没有吧？
其实在外边的日子，想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恐怕都没有心思。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吃顿饭至少需要十五块，孤独地睡一晚上至少需要五十块。关键是整天就跟上紧的发条一般，你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你稍微歇口气，比如说失业了，那下顿饭就没有着落了。而且这样的日子让你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哪儿才是可以歇息的终点，哪个人才是你的依靠。唯一可以歇口气的地方就是坟墓，就是死。只有死了，你也许才会踏实一点。
几乎所有的老家人都以为，在大城市里打工的人，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打工的我，在一家报社做牛逼哄哄的记者，算是高级打工者，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这地方的每一片落叶，都是金子做的，每一阵风中，都含着金水，任我去捡去拾；那金茂大厦东方明珠，我想上就上，随时俯视人间这块土地；那一平米几万块钱的房子，都是政府白送的。他们是这样作出合理推断的，上海人均收入每月达到两万了，你既然在上海工作，在报社做记者，见官大一级的人物，你起码每个月能够赚到这个平均数。而这个平均数就是老家的镇长、乡长们一年的工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仅仅是个零头而已。
男人一发达，自然就会变质，就抛弃了妻儿老小。特别是我这样的一个农民，像是一块土疙瘩，在乡下没有多大用处，擦屁股太硬，打野狗没力气，但是一拉到城市里，就能和成稀泥，抹墙了——抹厕所的墙也是光荣的。前妻对这种传言是深信不疑的，最后她觉得离婚只是我的一个骗局，原有的夫妻之情慢慢化成了一腔仇恨。正好我也姓陈，所以她就给我改了名字，叫我陈世美。这个千古负心汉的名字，不但她自己自言自语时叫，她还当着女儿叫。她常常对女儿说：“你是被陈世美抛弃的，你是弃儿你知道吗？”
离婚之后，她不但不让女儿见我，再后来，连我与女儿打个电话都不允许了，好像这孩子根本不是我们两个人睡出来的，而是她看白云时看出来的，与我八竿子打不着。以此来惩罚我，我其实是乐于接受的，虽然我们离婚不像她想象的“外边有了”，但起码是我背井离乡造成的。在一个消除了距离感的世界，牛郎织女式的婚姻自然没有存在的土壤。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不从长江头跑到长江尾，追求自己所谓的远方，就不会产生埋葬婚姻的陌生感。
她这样的惩罚是非常有效的，女儿只能偷偷打电话给我，而我想念女儿的时候却永远无法主动联系到她。这种单方面的联系，像脱线的风筝，更像是生者与死者，死者可以看到生者，就在身边摸着生者，但是生者呢？永远也看不到死者。这是非常残酷的，有时候折磨得你，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能够感觉到，女儿今天这个电话，与大年夜里不同。不仅仅离大年夜太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这一次说话的时候，女儿不再哭哭啼啼的了，而像一只醒来的小麻雀，十分欢快。
她说：“爸爸，你真的不回家看我了？”
我说：“要上班嘛。”
女儿说：“那我来看你好吗？”
女儿如今已经十三岁了，按说有一个在大上海工作的父亲，早就应该带她走出山村，到大都市转一转，看一看，上上东方明珠，逛逛外滩南京路，甚至去吃一顿传说中的肯德基。让她见见世面，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有一个在大城市里工作的父亲，意味着这个世上女儿就有一个远方，就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大宫殿，她抬头看望山头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小伙伴开始很羡慕女儿，羡慕到最后就变成嘲笑。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有什么用呢？人家已经抛弃你了，不过是一个噩梦罢了。
所以女儿这次进城，应该有着对小伙伴们复仇的情绪。女儿平时要念书，没有时间。等她放假了，有时间了，我恰恰有女人了。几乎所有女人都喜欢当妈，觉得当妈是很自豪的事。但是所有女人最讨厌的，就是在“妈”前边，加一个“后”字。一个“后”字就说明她不是原配，是后来才搞上的。所以每次我说自己有个女儿，那基本就是我失恋的时候；有一年，我相恋的那个女人，不在乎我有一个女儿，甚至还为女儿准备了礼物。但女儿出发前，却被前妻关了禁闭。所以整整六年了，我都没有见到女儿，每次从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都会发现她在一天天长大，声音慢慢地在变高，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她长成了什么样子。
我说：“你来吧。上海下雪了，可以打雪仗了。”
女儿说：“再过几小时，我就到上海了，你来接我啊。”
我说：“好啊。”
我笑了笑，心想这个小丫头，可能是想爸爸想疯了吧。她应该是说着玩的，就算她自己想来，顺着一条长江，跟着一滴露水，能够找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她妈妈怎么能放过她呢？通个电话都躲躲藏藏的，何况是来上海与“陈世美”见面呢？这简直就是做梦。所以，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只当成是女儿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挂掉电话，虽然觉得女儿不可能进城，但还是把家收拾了一下。说是家，是相当不准确的，其实只是远郊地区的一间石库门老房子，是租来供我每天摆放身体的地方。我把满地的臭袜子捡起来，再把堆放了许久的垃圾弄走，但是厚厚的一层灰尘，让人感觉连寄居的地方也不是，而是蜘蛛张网捕食的一个道具。
懒得再收拾下去了。我到厨房里翻了翻，几包方便面已经吃光了，热水壶里的水不知道是哪一天烧的，已经冰凉冰凉，与自来水没有差别。肚子实在有些饥饿，加上隔壁不时传来喝酒碰杯的声音，那声音有点含混不清，说明嘴巴一边说话，一边在咀嚼着大鱼大肉，而且有点喝高了的样子。那种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就是长江头与长江尾的差别。
我穿着拖鞋就下楼了。这个春节，已经是第六个年头独自一个人过了，春节期间一个人的孤独，比任何时候都大。开始几年我不回家，除了长江尾难以面对长江头之外，真实的原因是怕花钱。其实我没有钱，同在报社工作，有些人跑跑场子，拿拿红包，再吓唬吓唬企业，说要曝光之类，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这样的人，是有条件的，要么是树大根深的本土人，要么就是道德沦丧的大骗子。
但是我，既没有后台，又不想当骗子，所以就只能受穷了。如今这个社会，骨气与财富，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是长江的两个方向，一个朝着上游，一个朝着下游。还有一点，人家拿一百次红包都没事，如果你拿一次就有可能被人举报。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房地产开盘的活动，报社一起去了两个人。那个女记者是领导派的，我是朋友拉着去的，最后我被投诉到了宣传部，在大会上挨了批评。好在只有三百块，如果是一千块，就是行贿受贿，要坐牢了。这就是人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把人比成萝卜的话，人家不一样的是，在这个世上比咱多一个窟窿。咱是一个没有窟窿的人。
在我们老家人心目中，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的乞丐都是大富翁，何况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工，在饭馆里跑堂，在小区里做保安，在码头扛麻袋，在商场里做销售，你是在一家报社做一个记者。记者是什么？是见官大一级的人，见到镇长你就是县长，见到县长你就是市长了。这么大的官，这么厉害的职业，说自己没有钱，谁信呢？老家人会说，越有钱的人果真越抠门。所以回家过一次年，思乡之患虽然被治好了，但是我就得倾家荡产了。让游子们觉得，故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大医院。
首先是交通费。坐完一千三百公里的火车，再倒三百公里的汽车，倒完汽车，还要骑四十公里的摩托车；其次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就是每家两包大白兔奶糖，就得三十几块钱，总共得买几百包吧？还要给侄子外甥等等一大批小孩子红包，每个得给一百块，最少也要两千块；再加上要给父亲压岁钱，一年到头了，起码得给一千块；还有两个姐姐，一人一件衣服，起码也得三百块。另外，还要带点烟呀酒呀之类的。每次回家，在机关里做事的一些朋友、当地的一些官员，还有族长、邻居，大家都会来看望我这个传奇人物，一起聊聊大上海，说说党中央国务院，分析一下中日局势，以及台湾回归。大家在一起，弄几个小菜，要喝上几杯，抽几支好烟，六百块的中华，至少需要一条，茅台喝不起，几百块的五粮液得准备三瓶五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