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要求精炼而且具备一定内涵。或者说，要有意味。这种意味的产生，除了故事选择的精当，在形式上，还往往需要有勾连全篇的连缀物，叙事过程中要出现逆转效果，因一件事或一个情节，改变了故事中的事件发展方向或者说改变了作品主人公的一生，推动作品全篇向着读者思维的反方向飞奔。从这种要求看，这篇作品显然并不精炼，也缺乏意味。“刀”作为连缀物在标题中有所喻，但未贯穿始终。它在作品最后的出现并导致故事的陡转，有一定功能性或者叙事中的动力作用，但并无足够的象征性。当然，刀的出现以及此后情节的逆转，还是使这个作品具备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也成其为一个短篇。这是可取的一面。
先说叙事。作品的开头与结尾呼应，对读者交代说明，这个故事取的是主人公刘振奋的自白体叙述，讲述的是围绕36元钱、围绕刘振奋对哥哥刘健强的醋意、嫉恨而生的愤怒，愤而动刀引发的一场血案。这种开头结尾呼应的有意为之，自然放大了作品的视野，拓展了作品的社会历史边界——比如说不负责任、玩弄女性、心术不正的哥哥刘健强，竟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等等——何尝没有作者的政治道德隐喻在里面？但自白体追述体的叙事，本来应该需要全篇的叙事视角进行配合，采取隐含作者和主人公刘振奋合一的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即除了刘振奋取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其他人物，包括刘振奋的妈妈蔡翔、刘振奋的哥哥刘健强、洪小莉等，都应该也只能取有限视角，也就是说这些人物的心理活动不能出现，而作品却恰恰没能做到限制，作品中的人物，除了刘振奋的爸爸，作者对他们个个都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叙述个个都取全知全能。
再说意味。这个故事有何意味呢？故事写的是三十多年前的爱情故事，是追述那个时代男女情感的片断或历史记忆碎片。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中，也多有旧例。至于拔刀砍向情敌或假想的情敌，这样的处理也比比皆是。未婚先孕为社会所不齿，为舆论所不容，这样的描写，也完全属实。但这个故事叙述这样的一些碎片，在当今时代，意义何在呢？
当然，随着宏大历史的解体，历史真实已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可疑的情况下，我们已无法要求文学作品呈现历史的整体性和全能性，每个人都只能写出自己的个体性和个体对破碎的历史的感受。但这历史的碎片，并不能成为小说面对存在性无所措手的借口。短篇小说尤其要写出自己对生活异质性、独特性的把握，以此实现作品的定位，实现短篇小说的深刻性，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故事的平面展示。显然，通过这个作品，我们无法看到其具有怎样的异质性，无法看到有怎样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最后说说破绽。作者贝贝可能不是上海作家或江南一带的作家，在一些基本生活场景描写上，就出现了一点失真。比如作品对刘家吃饭的描写，第一次写道“张阿姨端着托盘出来，把一条红烧河鲫鱼、一盘鸡蛋炒大葱、一碟咸菜炒肉丝、一大碗菠菜汤一一摆上桌面”，上海人的家庭，即使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南下干部之类，但只要是雇佣了当地或周边地区的佣人——比如刘家的张阿姨，家庭的饮食就不可能出现完全北方化的饮食。这个问题在第二章的开头更明显。作品写张阿姨备好的早餐，竟然是“一大锅稀饭，七个大饼，七根油条，一碟红豆腐卤，一碟榨菜”——完完全全的北京多少年来的传统早餐！除非刘家确确实实是北京人，而且刘父明确要求一定要全家吃北京早餐这一口，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安排。但怎么可能呢？
当然，作品的不足之处，还有一些。例如，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张阿姨这个佣人，怎么在那么多的场合出现？还说了那么多话？作品对刘家所住弄堂的描写，怎么就那么铺排？足足三段文字。小东和小华两个双胞胎弟妹的三次出现，还嵌入了作品的叙事，又有何不得不如此的用途？刘振奋跟洪小莉在市府礼堂门口的见面，两个男青年的出现，也许可以渲染当时的社会背景，但如此渲染又有何价值？
[ 作者系深圳市作协驻会副主席，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