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莹打来电话，要我写一篇“我与小说选刊”，千字文，月底前交稿。我说好。乍一想要说的话很多，但再一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此时正在呼伦贝尔的根河，六月的阳光将这个北国小城照耀得如火如荼，让人丝毫也无法与零下50多度联系起来，而一年之中的12个月根河确实有9个月需要取暖。根河流自大兴安岭，鄂温克的驯鹿人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这天早晨根据主人的安排，便是要去阿龙山和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鄂温克部落。我跟主人说我就不去了，我留在住处读一读鄂温克的书，然后还要写一点文字。
我在根河想到我与《小说选刊》，这本与我相邻的刊物，突然感到我与其说话，也是与自己说话。
我们近在咫尺。前两年，北京农展馆10号大楼经过多番周折，终于主要归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使用，《民族文学》本在后海大翔凤胡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但近几年连续创办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版，那小院早已是挤得转不过身来，已在外面租用房子，赶上此次机会，《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编辑室搬进这幢楼的8层西侧，而东侧便是《小说选刊》。同船共渡，五百年所修，这样相邻不知是多少年才修得的缘分。要说更远，后海大翔凤那小院其实曾是《小说选刊》办公地，李敬泽先生最早在选刊当编辑就在此处，有次为说骏马奖的事敬泽来到小院，感慨不尽地指着东房一侧的小屋说，我在这屋子里待过一两年呢。
这有点像同一个窝里飞出去的鸟儿，飞来飞去各垒了一个窝，但这窝又垒到了一起。两家刊物的办公室在一块儿商量了不少事，比如挂牌，总不能你做一个红的，我做一个白的，得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商量来商量去，本来我们有些时尚的想法，就像集团在大楼外墙上悬挂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巨大灯箱，夜幕中闪闪发亮，所有从三环经过的人都会行注目礼。有人也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有灯光的牌子，甚至放点小广告，让一走出电梯的人即刻被吸引，可这想法很快被自我否定，认为存在安全隐患。后来我们看到选刊人的方案，朴素厚实，黄土地底色，木刻似的沟壑。《民族文学》也欣然照此办理，只是刊名除了茅盾先生的手迹，另外又加了五种民族文字的书写。这两块牌子并肩而立，稳稳当当的。
实际上，每本刊物的宗旨及风格是有区别的，《民族文学》与《小说选刊》有同与不同。作为一个读者或一个作家，我心目中的《小说选刊》应是国内最重要的代表性的文学读本，近年读者可以从啃馒头的农民工、留守儿童有些脏污的红花衣衫等底层生活为封面的《小说选刊》中，读到一篇篇有温度的小说，这些作品体现了办刊人贴近现实、贴近大地、贴近人的心灵的追求，也体现了这本刊物张扬的以人为本的文学精神，为读者带去夏日的清凉，冬夜的烛火，使之成为文学爱好者能走进去，所有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也能走进去的刊物。
在作协的一些场合，有时会凑巧与《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坐在一起，他不擅家常，更从不谈是非，开口便是刊物和作品，动情处如奔涌之泉急速而滔滔不绝。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怎样耗费心血，但他严重的失眠症众所周知，他只能用精疲力竭的跑步来为自己换得一时半会稍有质量的睡眠。或许就是在这样奔跑及不眠的日夜里，在我们同一个楼层所见到的选刊人脚步匆匆的忙碌中，《小说选刊》在纯文学期刊早已边缘，纸质媒体生存艰难，竞争日益残酷的当下，不仅创造和坚守着优秀的文学品格，并一路保持着发行量的不断掘进。这使得每年年终谈及各家收入状况时，《小说选刊》引来大家的羡慕和热议。
跟杜卫东谈话是一件愉快而又兴奋的事，他总能将你从周遭乱蓬蓬的语言环境里带入文学，他有时会突然直截了当说到我的某一篇小说，用一种坚定的口气，你的小说我很喜欢，你应该再好好写几个，写好了直接发给我，让我先看看。这样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让我很受鼓舞。多年以来，我的写作只能在早晨夜晚，稍一打岔便懒散了，也常想，如今写手如林，再费许多辛苦弄出些文字究竟有无意义？很怕增添文字垃圾。但卫东是阅文无数的人，他能说一个喜欢，我怎不在意呢？
去年我写了中篇小说《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歌棒》，却没有都先给卫东看，觉得他太忙，后来前者被《小说选刊》选了，后者没选。卫东有次见面说，我们一般是别的刊物选过的不再选，但我读了，告诉编辑是可以选的。又说你再好好弄几个。我点头称是，摩拳擦掌地接住他的话，说我一定好好再弄几个。
就这样，条件反射似的，只要一看到《小说选刊》，卫东的那些话，还有“小说”就在脑子里活跃起来，这俩字像两个生猛的人儿，又像齐天大圣，千变万化，眨眼间浩浩荡荡，汇成河流又化成一片片绸缎，有锦绣花朵，风花雪月，也有沧海桑田，世态百相。在我的心灵里，《小说选刊》与文学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