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柏灌、鱼凫为蜀国早期三代“王”，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脉相承而没有中断过，彼此间权力过渡平稳，并没发生大的武力斗争。但是，只要仔细研究史籍中的“春秋笔法”，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祥和气氛，只是史家故意释放的烟幕，早期三代蜀王间的权力更替，实际上是通过武力来完成的。“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换句话说，蚕丛、柏灌、鱼凫变做一股浓烟消失之后，他们的人民也随之化去了。化做什么？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逃得慢的只好甘做俘虏罢了。在人类早期社会以及后来的历史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疑是铁定的历史规律。
奴隶石雕像（三星堆出土）《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也就是说周朝末年，蚕丛国也被其他的部族击破，他的子孙们只好流寓到姚、巂等处居住，真可谓是树倒猢狲散了。“姚”为今云南姚安，“巂”为今四川凉山、西昌一带，可见其整个部落已被后来称王者驱逐出境。那么有一部分留下来的人会受到何种“礼遇”呢？请看三星堆出土的一件奴隶石雕像，该像发式为高髻，下身穿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上，双膝下跪，龇牙咧嘴样子很惨，所谓“仙去”，就是这么仙去的。
柏灌是蜀王中的第二代，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族属、长相、来历和其他相关史迹，因为史籍好像对他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只字未提。想其原因可能是柏灌执政水平平庸，不值一记吧。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正如李白《蜀道难》中所感叹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是个喜好寻幽探古且见多识广的行吟诗人，一生足迹遍布祖国大好河山，连他都对古蜀开国史茫然不知，可见要理清这一段时间的史实是多么艰难。
鱼凫的史料相对要多一些，但也只是些只言片语，他是蜀国初期三代蜀王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先统一蜀国的人，所以在传说和考古材料中都能见到他的影子。他的活动区域就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宋孙寿《观古鱼凫诗》及《温江县志》都说温江县城北15里有“古鱼凫城”，而且从近年对该遗址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看，也证实它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如果从三星堆遗址探求鱼凫王的踪影和形象，我们能看见许多残留的蛛丝马迹。比如，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曾出土大量的鸟头勺柄（舀酒的长把勺子），这种勺的造型是“长喙带钓”，和鱼鹰的头颈极其相似；一号祭祀坑所出金杖，上面的图纹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也是水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面也雕刻有一鱼身鸟头像。
文献中的鱼凫也是氐族的一支，最初生活在岷江上游一带，他所在的部族实际上和蚕丛是同一支，只不过后来有两种可能取代了柏灌和蚕丛的统治，一种可能是鱼凫看到蚕丛移居成都平原后，人丁兴旺，国力壮大，便也效仿他带着自己的部落从岷江杀向成都平原，进而通过战争取代了蚕丛、柏灌；另一种可能是鱼凫本为蚕丛、柏灌部族的臣子，后来通过宫廷政变或兵变取代了前者的地位。鱼凫好像不擅长养蚕，他渔猎倒是一把好手。《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山海经·大荒西经》则说黄帝的孙子颛顼托生为鱼，是为鱼凫。这两种记载无非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史实，古蜀地养蚕时代已经过去，渔猎时代正在到来。
一个新兴的渔猎部族进入平原，融合并取代了蚕丛、柏灌的部族，是为夏商之际蜀国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