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之城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时期（商周时期）文明程度极高的古城遗址，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不会突如其来地从天而降，必有其发展过程和脉络。换句话说，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我们今天所目睹的高度。那么成都平原还有没有古蜀文化萌芽或发展时期的远古遗存呢？1995年以来，成都地区的考古学家相继在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三道堰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城和紫竹城等古蜀文化时期的早期城址，这批年代早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古城，像璀璨的珍珠一样散布在成都平原广阔的沃野之上。通过它们，我们似乎看见了现代成都城最古老的形象。人们对每座古城的城墙和文化堆积较厚的区域进行了解剖和发掘，从而对上述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尽管几个古城的年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在总体上却是一致的，均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器物群，无疑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
同时，它们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一期（即萌芽期）是相互衔接的。换句话说，这批远古城址是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明的胚胎或母体，没有这些史前城址的铺垫，也就没有三星堆文明的辉煌。
宝墩古城遗址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宝墩村，过去一直被人们称作“龙马古城”。当地老百姓传说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这也没错，因为宝墩古城修筑于距今3700～4500年前的古蜀时期，随后因为战事或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被废弃，再经历漫长的秦汉时期，到三国时已经很有些年头。宝墩古城虽然不再有大量的人口居住，但从它保存完好的城墙和开阔的地形来看，仍可称作“军事要塞”，因此诸葛亮利用它大摆乌龙阵，七擒七纵，把个心高气傲的孟获治得口服心服。
在开阔的平原上，有这样一些古人修筑的大型城堡凸现出来，的确可以视作是攻防俱佳的军事据点。据说1949年底，郫县古城就曾经是国民党残部负隅顽抗的一个据点。回过头来再看宝墩遗址：它的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朝向。目前东北墙、东南墙的北段以及西北墙的北段尚保存完好；其余东南墙南段及西北墙南段仅残存名叫“蚂蝗墩”和“李埂子”的断断续续矮墙；西南墙俗称“余埂子”，高度仅为完好城墙的一半左右；拐角处，西南墙与西北墙相接的地方也保存完好，数千年前的夯土清晰可见。按照城墙的长度计算，宝墩古城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最宽的地方25米，最高的地方5米。
考古学家最初发现这座古城时，并未预料到它的年代有如此久远，只是在城墙上发现了汉代的墓葬。后来，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和遗址内的钻探、试掘，才发现这是一座古蜀时期人类遗留的大型城址，此后还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墓葬和房基。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遗址的文化内涵逐渐浮出水面，最后考古学家们确认，这是一座早于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古蜀文化早期遗存。
都江堰芒城遗址
都江堰芒城遗址位于都江堰市南约12公里的青城山芒城村，当地老百姓俗称“芒城子”。从地理位置考察，该遗址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边缘，西距青城山支脉药王山2.5公里，东距泊江河1.4公里。整个城址呈长方形，修筑有内外两圈城墙。目前内城墙保存完好，长约300米、宽约240米，城墙宽度5～10米、高1～3米。与内城墙相比较，外城墙保存状况要差一些，仅有北垣残长180米和南垣残长130米凸出地面。两圈城墙之间的距离约为20米，中间地带是因取土筑墙而形成的低洼的城壕。芒城遗址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古蜀城址中面积较小的一个。
1996年11月至翌年3月，成都的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试掘；1998年10月至12月，本地考古学家又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正式发掘。结果，发现大量的灰坑、房屋基址、陶片和石器，其总体文化特征与宝墩遗址晚期相一致。在对城墙的解剖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芒城遗址的内外城墙是同时修筑的，当时两道城墙之间的沟壕里充满了水，根据沟壕内淤泥的沉积情况，说明到了宋代沟壕才被人为地填平。这种筑城方式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古代大型城池四周的“护城河”，它对城池本身的安全和防范都能起明显作用，只要在城门口安放一座吊桥，就能进可攻、退可守了。
发掘中还探明当时居住在芒城的蜀人的筑城方式：他们将内壕的土用来夯筑内墙，外壕的土用来夯筑外墙，而且取土量和用土量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到别处取土。
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
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位于郫县县城北约9公里的三道堰古城村，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当地老百姓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整座古城位于蒲阳河和柏条河之间的冲积平台上，城垣呈长方形，长约637米、宽约487米，总面积为31万平方米。在宝墩时期的几座古城中，该城址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除了东南垣北端有一处宽约10米的缺口（推测可能是当时的城门或后人取土造成），其余城墙均如巨龙横卧，连绵不断，城基最宽处约有30米，最高处约有4米。
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范围发掘，发现房屋基址12座，墓葬1座，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和喇叭口高领罐等陶器，证实遗址年代也在宝墩文化时期。通过对遗址城墙的解剖，发现墙体下叠压有更早的文化层，这说明郫县古城在修筑以前，这里已有聚落存在。而且郫县古城的城墙曾经夯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遗址建成的早期，第二次是在中期偏早阶段。第二次筑城就是在第一次城墙的基础上加厚加高形成的，这说明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口密度的增大，当时居住在郫县古城的蜀人们防范意识和城市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了。
1998年冬天，位于郫县三道堰村的郫县古城蜀文化遗址内，大片的庄稼长势良好，绿油油的麦子已有一尺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利用雨水偏少的季节对该城址进行了一次大面积发掘，重点发掘地段选在古城的腹心地带。谁也没有指望这次发掘会有大收获，因为以前对其余几座古蜀时期的城址进行发掘时，大多只发现一些小型房屋基址、简单的墓葬、陶片、石器等，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三星堆祭祀坑那般重要的文物遗存。然而当这次发掘挖到地下两到三米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道由卵石铺成的房屋基址，这道基址看起来与普通的民居不一样，因为它好像更加宽阔、森严，具有某种特殊的背景。考古学家们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沿着这道卵石房基向两边拓展，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一个前所未闻的大房子遗迹终于暴露在考古学家们面前，由于它正好处于郫县古城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快显示出特殊的意义。
这座大型房屋基址的朝向跟古城的朝向是一致的，即呈西北-东南向，长度50米、宽度11米，总面积达550平方米，可谓硕大无朋。从显露出来的房屋基址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四条笔直的围成长方形的墙基，每条墙基均以卵石作基础，卵石中间的木柱虽然已经不存在，但碳化以后的痕迹仍清晰可辨。每个柱洞之间的距离为0.7～1.2米，柱洞本身的直径为0.2～0.3米，也就是说，当时用于支撑墙体的木柱直径为0.2～0.3米。虽然这座大房子的墙体已消失，但推测应为木柱间编缀竹笆，然后再抹上泥草相拌的湿土，并经过烘烤而成。另外在房内地面还发现大量的用于防潮的红烧土，整座房子没有隔墙和立柱，可见其建筑技术多么高超。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这所大房子的中间还有五个卵石砌成的台子均匀地横列着，每个台子之间的距离约有3米，而且台子的周围都挖有一圈小基槽，槽内埋设了密集的圆竹（虽然圆竹已经碳化，但痕迹可辨），由此可知当时垒筑时，先是用竹在台子四周围成“护壁”，然后再往其中投掷卵石形成台子。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五个台子，而不是三个、四个或六个，考古学家们解释说，古蜀人有尚“五”的习俗，认为五是一个最吉祥、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在一些古蜀时期的墓葬中，会发现五个一组的器物。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五个台子关乎郫县古城聚落的某个秘密：是五个家族支系，还是五个不同部族之间的结盟？这些问题都只有留待以后的考古发现作进一步推论。
从这座大房子内部和周边的地层解剖看，该区域文化堆积非常纯净，几乎见不到什么生活用品，也未发现任何生活类附属设施，可见它不属于一般性的居住房屋。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专家们认定，郫县古城的大房子是古蜀时期的一座大型礼仪性建筑，是当时人们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看来这个处于古城中心位置的“大厅”应是凝聚该城的关键和最重要的枢纽。考古学家们还发现，郫县古城遗址内其他的小型房屋都是围绕这座大房子布局的，而且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形成众星拱月的壮观场景。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曾经这样论述这种聚落和中心建筑的关系：“中心聚落作为贵族的聚集地，在含有亲属关系的聚落群中，它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并建有太庙大室之类的建筑物，形成在精神上统治全社会的宗教神权。而中心聚落周围的那些普通聚落，则失去了平等、独立的性格，与中心聚落形成了半从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郫县古城古蜀时期的最重要建筑——太庙。
在这座庞大的建筑中，统辖此城的蜀王会定期举行祭祀、召集会议或发表演讲，所有有关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指令都会从这里发出。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房中四壁和台子上的陈设如何，但想必应当有类似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祭器，不然，如此巍峨壮观的建筑不是白白浪费了么？
郫县古城大房子的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了古蜀聚落、城址的中心布局和结构。这虽然仅是个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余几座古城的建筑格局应与之相差不多，因为它们同是受一种文化影响、同一个时期的蜀人城址。假如我们能够发现三星堆古城内的大房子，那么，我们就能知道祭祀坑中的礼器是如何从墙上跌落坑中的。
温江鱼凫城
温江鱼凫城位于温江县城北约5公里的万春镇鱼凫村，传说为古蜀王鱼凫的国都所在，故称“鱼凫城”，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也是属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由于受传说的诱惑，这座古城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力。1996年冬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对该城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结果发现鱼凫城的城墙形状与宝墩时期其余几座古城都不一样：其他的城都呈长方形或接近方形，而鱼凫城是呈规则的六边形。可惜这座古蜀时期名气最大的古城，其城墙墙体毁损严重，保存极差，仅有南垣480米、西垣南段350米、西北垣西段370米、东南垣150米依稀尚存。按复原后的城垣推测全长约为2100米，城址总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
发掘中，考古学家们没能发现类似三星堆那样能够代表鱼凫王国都所在地形象的重要文物，只是发现其城墙夯筑十分讲究，内侧墙体的土均为质地紧密的黏土，而外侧墙体的土是质地疏松的土，但土中夹杂有很多坚硬的鹅卵石。另外，有一条古河道从西北墙穿过，又从东南横穿遗址的北部流出。由于目前河道的形成年代与遗址的年代关系尚不清楚，所以我们不敢断定鱼凫城的废弃是否跟这条河流有直接关系。
双河村遗址
双河村遗址位于崇州市区北约16公里的上元乡芒城村双河场，当地俗称“下芒城”，从遗址命名的角度看，它应当与都江堰芒城遗址有着某种对应关系。该遗址总面积不大，只有10余万平方米，其城墙修筑方式也与都江堰芒城一样，分内外两圈，而且同样是内城墙保存较好，外城墙保存较差。通过对遗址的发掘，我们发现该遗址地层堆积较薄，出土器物较为单纯，缺少大的年代变化，而且从城墙西垣早就被河流冲毁这一现象来看，双河村遗址的使用年代可能是几座城址中最短的。出土器物中较有特色的是几件三孔石钺和呈透明状的燧石石器。
紫竹村遗址
紫竹村遗址位于崇州市区西南约2.5公里处的隆兴镇紫竹村，是1997年秋天在田野调查中被成都市的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但从地表可以看出，紫竹村遗址也筑有内外两圈城墙：内城墙保存相对完好，外城墙保存相对较差，整个城址的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从采集到的陶片分析，它的年代与宝墩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同。
当一座又一座大型的史前城址凸现在成都人眼前的时候，成都人大概会感到吃惊：原来4000年前的成都平原并不是白纸一张啊！不但如此，而且还相当热闹繁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个接一个的古城，范围如此之大，城墙如此之巍峨雄壮，以至于经历数千年的风雨依然挺立在平原上，这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小的城址和聚落。古蜀人在这些凸现于平原上的垄岗状台地上生活劳作，为现代成都城的文明形态作了铺垫。
四千年前的成都生活
农具中隐藏的秘密
距今四千多年的成都人使用什么工具锄地和耕种？那时候铜、铁质地的生产工具尚未制造出来，人们尚处于蒙昧的原始时期，穿的是兽皮和树叶，住的是简陋的木骨泥墙式小房子，成天在森林中打猎，在河中捕鱼。此外，他们还从事农业生产。因为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耕种，古蜀国杜宇族就是一个十分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按照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四千多年前的成都人一定是使用石器进行农业生产，但事实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吗？
从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诸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石器，这些石器又分成磨制和打制两种，磨制的石器主要有斧、锛、刀等，打制的石器主要为“盘状砍砸器”。当我们抚摸着这些新出土的石器时，能够想象到古蜀人手心里那坚硬的厚厚趼子。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些石器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古蜀人所使用的石器中没有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铲、石锄、石斧等大型农具，难道古蜀人不利用土地获取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