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后不几天，公安部长罗瑞卿到所参观后，在大坝子上对战犯们讲话：“政府给你们这样好的条件，你们在这里改造是相当不错的。你们过去都是国民党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你们心里清楚，和你们在旧社会搞的监狱比，这里像监狱吗？我说要不是这高墙和岗楼，别人还以为是个大花园哩，把它当成个学校、疗养院也是说得过去的。国家现在并不富裕，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们创造出这样好的条件，你们更应当好好改造，千万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罗部长的这番话的确是实事求是的，这里房屋高敞，生活设施完备，花圃、鱼池、绿化带无所不有，在大监舍两侧，新建有可以抽水清洗的厕所和洗衣室。所里有大食堂、俱乐部、大礼堂、露天舞台、两间图书室、六间阅览室。房舍油漆一新。而且所方也很注重文化娱乐生活，图书馆藏有几千册书刊，每个学习小组天天发《人民日报》和《辽宁日报》各一份，阅览室还有供大家阅读的各种报刊。
在一次所方召开的学习组讨论会上，主管教育学习的吕科长在谈到战犯们的思想改造存在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强调了共产党对战犯生活待遇方面的三保障政策。吕科长说：“我们管理所对你们的教育改造政策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思想改造从严、生活待遇从优的指示精神制订的，对你们实行三保障政策，第一，保障你们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第二，保障你们的生活，尽可能给你们以相当于一个中农生活水平的主副食待遇；第三，保障你们的健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管理所每星期安排一场电影，每逢节日，必有电影，每年春节五天假日内，通常总有两场或三场电影。对于电影，战犯们非常喜欢。每在演出前，大家就当成好消息互相转告：“嗳，有门咧！看见没有，幕布都挂起了！”电影使战犯们变得喜气洋洋，电影给战犯们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和安慰。特别是干了一天紧张的农活，洗一个热水澡，饱饱地吃一顿，再看一场电影，一夜的睡眠也会特别的香甜。
平日的文娱活动，开展得也很丰富，象棋、围棋、克郎球都有。节日期间，还要举行棋类和克郎球比赛，争夺冠军。战犯们还经常排练文艺节目自娱自乐。
春节期间，伙食最好，管教干部们都下到厨房里不声不响地帮厨，所长这几天对炊事员（也是战犯）的要求也特别高，对他们说：过春节，一定要让大家吃好，能不能吃好，就看你们的了。炊事员还预先把春节五天的菜单安排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春节期间战犯们吃的猪肉、鱼、鸡、鸭、兔、鸡蛋、冻豆腐、大白菜、大萝卜、小韭菜、土豆、黄豆、洋葱头、芹菜等，大都是从关外运来的。
每逢正月十五，一定给元宵吃，中秋给月饼，端午给粽子（有时也吃糯米饭），另外还发给水果、糖果、花生、瓜子……
平常战犯们的生活水平也比社会上的一般老百姓的好得多。每位战犯月均伙食费20元，病号则可达到24元，每月固定供应所里猪肉、鱼、鸡蛋、蔬菜，平均每人每天1斤。听管教人员说，战犯们的这种生活标准，抚顺的老百姓起初还很有意见，后经政府向群众解释党和毛主席的改造政策，才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物资奇缺，管理所的干部们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对战犯们的粮食定量却依然不减，照常保证供应。1961年冬天，王科长还率领一批警卫到热河打了几个月的围，给战犯们解决肉食不足的问题。共产党的管教干部们这种崇高的品质作风和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不令战犯人感慨与折服。1964年生活好转以后，尚传道就在墙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鱼羹肉饭餐餐有，冬棉夏单岁岁鲜。
粉壁绿窗金黄顶，清新住室豁亮轩。
葡萄满架果压枝，茄棉瓜椒蔬菜妍。
漫步亭园多佳丽，战犯生活赛民间。
周养浩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不要说过去我们代表国民党管理的监狱对待共产党的犯人根本不能相比，就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这样好，共产党以德报怨，把战犯当人看待，更使我对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极感愧悔。”
更特殊的是每月还发给香烟一条，直到困难时期开始，战犯们从管教干部口中听到毛主席已经戒肉的消息后，全体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放弃了这一特殊待遇。
西南战犯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年4月，医务室就发给每人一张《健康检查登记表》，要战犯们把自己的健康状况，按表上规定的项目填写清楚，准备健康大检查。
周养浩很想看看表上记了些什么，却都看不懂。他很想问个明白，但看到谁也不敢问，他也只好不问了。只记得自己的血压是160/80，体重是145斤，同学们说他的血压和体重都很正常，他非常高兴。
廖宗泽坐在候诊的连椅上，等候医生叫名字时，感到那么闲适自在。那时他已经56岁了，不知道还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到哪年哪月？不过眼前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想不到今天还给他们这样的人进行如此细致的健康检查！通过检查，廖宗泽知道自己的健康还过得去，视力却是不行了，如果所方能给自己配上一副眼镜，那就太好了。而且，心里还冒出一个念头，希望医生填注意见时，最好把自己的健康状况列为次等，让所方了解，以后不安排自己干重体力活。
在小组学习会上，廖宗泽把自己的这两种想法都暴露了出来。王科长找他到办公室去谈话，他说：“对于你们劳动的安排，管理所是要考虑到你们的身体状况的。健康检查，主要是为了了解你们的身体情况，有病，便于及时为你们治疗。配眼镜，不成问题，其他组也有学员提出这个要求，所方已经作了安排。另外，你能在会上公开暴露自己在劳动上存在的避重就轻的思想，是好事。但你必须下定决心，心口如一的老老实实改造……”
过了三天，管理所从外面眼镜公司请来技师，携带验光器械和各式镜片，给许多人验配了老花眼镜和近视眼镜。陈远湘的旧镜片350度，换的新镜片是400度。
廖宗泽第一次戴上眼镜，顿时觉得眼前光亮了许多。
不久，所方又专门从抚顺请来牙科医生，为战犯们治牙，有的作了局部镶补，有的拔掉烂牙，重装假牙。
此后，大批日本战犯获特赦回国，管理所又在7所原关押日本战犯的院子，划出四大间和三小间，设置钢丝床，辟为病房。将那些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三十余人，收入疗养医治。他们住在那里，不再出工，但也有学习，膳食标准比其他学员高一些，其中一些人体质差些，得到了更为特殊的照顾。学员若得了重病、急病，医务室不分白天黑夜，不论风雪晴雨，都及时诊治处理。如果医务室不能医治，就立刻用汽车送抚顺市立医院。
1964年夏天，廖宗泽患急性肝炎，所方立即把他送到抚顺市立医院，几天后，病情恶化，金源所长和王科长闻讯赶到医院，向医院负责人说：“这是一位特殊的病人，政府希望他能够活下来，你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抢救他，不惜贵重药品，即使花上一百两黄金，也在所不惜！”
廖宗泽当时痛哭失声，其他战犯听说此事后，也都感动得老泪纵横……
1964年某日，周养浩正在理发时，突然昏倒，心脏立刻停止跳动，进入休克。金源所长闻讯后立即跑着赶到现场，四十多位干部也前来问讯，所内医生诊断后，又请来外面的医生会诊救治，终于使周养浩转危为安。
后来周养浩含着热泪，写了一份《死去活来心感党》的感谢信贴到了墙报上。
1966年夏天，廖宗泽突然便血，血流如注，病情严重，所方当时就派小车把他送到沈阳市医院，请全市最有名的李医生诊治，经过检查，确诊为痔漏出血，住院治疗。由于大量失血，身体极度虚弱，除打针吃药外，又进行过几次输血，一日三餐由厨房送来营养饭菜。等到病情缓解后，又由李医生主刀割掉了他的痣疮，进行了结扎。这些年来，廖宗泽被痣疮折磨得苦不堪言，劳动时常常脱肛，这次得到了彻底的根治。
廖宗泽出院后回到所里，在学习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大头子，整天干的就是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罪恶勾当，可共产党不仅没有毙我，还给我输血，给我再生，深恩浩荡，令我惭愧啊！用什么样的语言，也表达不完我廖宗泽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但是，在战犯们的改造过程中，也有因为医护人员的热情细致，反而发生病犯异想天开的怪事。原东北队有一个蒋军少将政工处处长、黄埔4期毕业的饶步烈，由于在患病期间护士对他耐心护理，他竟然以为这个护士爱上了他，就打报告要求与这个护士结婚。为了这件事，王科长多次找饶步烈进行教育，对他说：“我们的医生护士，是本着党对你们的改造政策，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耐心为你们医病护理，并不是对你们中的哪一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你们应该感谢党的关怀，老老实实改造思想，你这样胡思乱想，不利于你的改造前途。”
为了避免饶步烈单相思越来越严重，所方随即就把这位护士调走了。可饶步烈仍不死心，还是不断地写报告纠缠不休，状态犹如民间所说的花痴，管理所就送他到沈阳市的精神病院住院检查，住了一段时间，证实他神经正常，才把他接回所内。
即便遇上如此无理纠缠的战犯，所方对于他的疾病，仍然是关心医治。1973年，饶步烈突患急性胃病，所方立刻送他到抚顺市人民医院，由沈阳市的中西名医会诊，不惜贵重药品抢救，但终于不治病死。
医务室的医生无论男女，对战犯们从来都是和颜悦色，耐心医护，尽量避免有任何刺激。有时为了抢救急重病人，女医护人员虽身怀有孕，照样忙碌不停。周养浩等西南战犯初来时，他们大多都很年轻，当周养浩跨出抚顺监狱大门时，他们已经成了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