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白公馆，同是监狱，可是，国民党把这里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人间魔窟，而共产党却并没有挟胜利之威对失败者进行报复，将这批双手沾满鲜血的大魔头们斩尽杀绝，或施以虐待，而是把这人间魔窟建成了一所能把魔鬼改造成人的学校。
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进白公馆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一方面是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搞建设需要钱；一方面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仗，更需要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人民政府给这批战犯吃的仍然是中灶伙食标准。早上或稀饭馒头，或豆浆包子，中晚一菜一汤，而且每星期还能打一次牙祭，铺的是新褥子，盖的是新被子，天冷了每人还发给厚厚的棉袍。囚犯的伙食标准超过了管理人员，这恐怕在全世界的监狱史上，绝无仅有！
生活本身就是课堂，反差如此强烈的对比不能不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慨万千，从中似乎也悟到了一些共产党何以能从国民党手中夺去天下的道理。
自忖必死、总想把自己表现得像党国忠臣的徐远举，虽是白公馆监狱中抵拒改造的典型，但是，他却同样感受到了政府给予犯人关心。
一天，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第二天脸便肿得像判官。医生主动及时地给予治愈。后来他又患肛门蜂窝组织炎，痛苦不堪，无法行走，看守所见病情严重，立即派人把他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
1951年8月，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结束，白公馆看守所大部在押犯已被判决投入劳改，看守所工作结束，徐远举和王陵基、周养浩等一批未决犯，被转送到市中区中一路四德村看守所关押。
1954年11月1日，西南公安部撤销，四德村看守所移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徐远举等人又被移送石板坡看守所关押。
从昆明监狱到重庆四德村拘留所，从白公馆到石板坡看守所，历经五载。徐远举经过共产党的政策感召，管教干部的耐心帮助，开始配合改造，断断续续、有保留地交待了他的一些罪行，供出了由他布置潜伏的特务和电台。在监狱里，他有时还敢与不坦白罪行的特务作面对面的检举揭发，后来甚至变成了“活字典”。
1955年春天，一个印度代表团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参观1939年8月23日到9月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访华时在重庆的居住地。因年代久远，已不易查找。
负责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到石板坡看守所询问徐远举，徐指着一旁的王陵基说：“这事问王芳舟（王陵基字），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王陵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连说：“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徐远举说：“你怎么会不晓得？尼赫鲁当时住在枇杷山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那地方就在你王公馆（今重庆市博物馆）旁边嘛。”
经进一步寻访当年替尼赫鲁先生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甲长，证实了徐远举提供的当年尼赫鲁先生访华时的居住地确切无误。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强对各地关押的战犯的管理和教育，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将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的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将整个西南地区各地监狱中已决劳改和尚未判决的国民党战犯集中关押，除先期转移到这里的原关押在白公馆的未决战犯101名外，再加上成都的14名，云南的15名，贵州的6名，总计136名。
重庆市战犯管理所就设在原中美合作所造时场的一个大院子里（亦就是军统过去的乡下办事处），对外则统称为训练班。房屋粉刷一新，一个房间住四五个人，每人一张单人床，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每月16块钱的伙食费，每餐都是一荤一素，吃得非常好。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战犯们，可以在管理所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但不能走出这个范围。
管理所的范围相当大，方圆好几公里，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铁丝网。其中有一条大道穿过中美合作所，直通歌乐山。解放前，这里是军统的禁区，不允许老百姓通过，而现在这条大道上人来人往，有卖鸡鸭的，卖蛋的，卖菜、鱼、肉的，两边还有小店铺，像集市一样热闹。
战犯们在重庆的几年间，没有出现过一次逃跑事件，这是因为，这批高级战犯，过去大都是带兵打仗的人，思想上总认为军人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如果作逃兵，在背后挨一枪，那是一种耻辱；另一原因是大家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造，也明白逃跑是没有用处的，即使跑了出去，也没法游过台湾海峡，只能连累亲友。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觉得前途有望，根本没有逃跑的必要，唯一的愿望是好好改造，感动共产党，争取早日获得宽大，堂堂正正地跨出牢门。
这年春节后不久，省公安厅王厅长和省劳改局的李局长到杨家山大院子给战犯们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王厅长说：“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是集中到这里来加速改造的，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们这些人虽然过去干过许多坏事，只要改造好了，还是对社会很有用处的。你们在这里，以后不要互叫同改、难友，也不要叫狱号了，彼此就叫同学好了，因为，对你们这些人，我们的政策是不审不判，你们只要改恶从善，人民是会原谅你们的。”
李局长在讲话中则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宣布政府将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的决定。
他说：“你们经过几年的学习改造，从书本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对于我们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却不是很了解，对这些年外面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隔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组织你们出去到本市一些单位去参观，亲眼看一看，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对于加强你们的思想改造会有好处。至于参观的日程，另作安排以后再传达……”
外出参观，这对于战犯们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李副局长讲话刚结束，院坝上顿时活跃起来，每个角落都在议论纷纷，高声谈笑。
廖宗泽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专门到哪里去参观过哩！”
周养浩感慨道：“参观？这简直稀罕！过去我管理监狱，也想出了许多自认为还算不错的点子，可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组织共产党的犯人到外面去参观，我连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
王陵基笑道：“你真要能想到，那时候又有啥子值得参观的？”
宋希濂说：“常言说得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政府顽抗了。”
徐远举也说：“想不到当了战犯，成了罪人，共产党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参观！就这一招，不承认还不行，共产党的攻心手段，的确比我们厉害多啦！”
王陵基赶紧道：“徐远举，你又胡乱说了。”
徐远举一拍自己光秃秃的大脑门：“对，对，攻心是我们那时的说法，应该说改造犯人的方式方法比我们国民党厉害多了。”
你一句，我一句，院坝上到处洋溢着期待的喜悦与欢笑，大家都巴不得能马上就出去。嘴上说着不违规的话，而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却是：“关了这么多年不审不判不放人，闷得慌，能够出去走一趟，也可以舒烦解闷，看共产党究竟有啥子值得炫耀的，如果真是比国民党搞得好，我们就认输。”
不过，像徐远举、周养浩、廖宗泽等人回到监舍后又悄悄议论，担心他们这类对重庆人民犯下大罪的角色，恐怕走到哪里都令人注目，工人、农民会围上来像参观动物一样地围观他们，给他们怒眼冷眼，甚至找他们偿还血债，那滋味可不好受。
这样的议论很快便反映到管教人员那里去了。第三天，李局长又来管理所给大家布置参观的日程，同时针对部分战犯的顾虑，指出，必须端正对参观的态度。他说：“有些犯人担心自己过去对重庆人民欠下了血债，到了外面人民群众会抓住他们报仇。你们应当明白，参观既然是政府布置你们去的，对于参观的单位自然是先有联系和安排，对群众会作解释，群众虽然对你们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听政府的话，不会为难你们的。”李局长最后强调：“对于有这种担心的犯人来说，那倒确是应当抱定对人民真诚认罪的心情，抱定学习改造的态度，这样才会有收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游山玩水、欣赏取乐的态度去闲逛，那就不会有收获，也就失掉了政府布置参观的意义了……”
跨出牢门，展现在战犯们眼前的是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崭新的世界！
他们每天的参观新鲜而又充实，在重钢、重电、火车站、都邮街百货公司、金刚坡农业生产合作社、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人民大会堂、大田湾体育场、枇杷山博物馆（王陵基过去的公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共产党仅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便神奇般地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个美丽的家园。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安居乐业，这样的对比，对于战犯们思想上的震撼是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就算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论教化可以阳奉阴违，但是，当他们站到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仰望着那海市蜃楼般富丽堂皇高低错落的巍峨建筑群；当他们站到人民体育场的足球场中，环顾着正在施工建设的据说能容纳八万人的观众席时，许多战犯都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王陵基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这些当大军阀的，整天忙的是壮大军队，争权夺利抢地盘，想的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钱弄到自己荷包里来，就算偶尔做一点实事，像修条公路啊，建座楼啊，也是为了收买民心，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像这样大规模的建设，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哟，哪里敢想？”
在大花园一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徐远举看到四处悠闲游玩的均是普通百姓后也忍不住感叹道：“重庆这地方，多年来是四川军阀们的老窝，抗战时又做过陪都，以前像样一点的建筑大都是高官巨贾的公馆华宅，像范庄、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从来没有见过为人民作公共使用的大型建筑。看了眼前这些事实，不能不让我佩服共产党一切为人民，做起事来有雄心，有魄力！这一点，国民党的确比不了！”
而这次参观的过程中最受刺激的，则是廖宗泽。
那是在大渡口重庆钢铁厂发生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