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和在1952年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中写到：“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干过那些卑劣贪污的事，但仅凭当时一个旅长每月3000元的津贴，师长5000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自然，这些钱的来历，还是从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给人民，所以抗日战争前、抗战期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和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资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的个人家业，已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即便如此，江津起义却仍然给张志和造成了难以洗涮的污垢。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些不可能了解张志和工作性质而只看到其表面的同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负责西南军政工作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写下：“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的批示。幸亏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才因此担任了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全国风声鹤唳，“右派”落花流水，知识分子人人自危。8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报记者纪希晨的报道《四川的右派群丑》。报道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部署和准备。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15个县668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3000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真是字字充满杀机！
当时经过张志和深入天宝寨做工作，才同意支持革命、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朱世正、王德全等袍哥武装首领，西康解放后全成了“袍哥土匪”、“反动地方武装”、“地主恶霸特务”。配合解放军作战的行动，变成了“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的反革命罪行。
这一错案的严重后果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在西康省荥经县错杀了109个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近千人受株连，遭管制；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均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34年后的荥发（1984）25号文件称：“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参与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但解放后，对他们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对待，更为严重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错误地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除这支队伍的军事人员外，其他参加策反起义的政治工作人员均因株连而被残酷处理，有文书档案可查的有51位。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志和当年为党立下的旷世奇功，到了1957年，竟然变成了他从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张志和的不白之冤还不仅仅如此，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揪了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证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张志和。1930年9月7日深夜，她亲眼目睹了张志和“屠杀”了那样多的起义士兵，并将她与她的同志判刑入狱。她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她，就是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曹泽芝同志。
《江津县志·人物志》载：“曹泽芝（1905——1974年），女，又名曹诚。江津县吴滩乡人。1926年下半年，在江津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初，赴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是江津选派四川省妇联的早期代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8·1’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上海、香港、湖南、四川等地进行地下活动，后与党失去联系。在江津驻军举行的‘9·3’兵变中，任行动委员，起义失败被捕。后秘密为党做统战工作。解放初期，军粮紧缺，她率领民间武装在油溪镇截获国民党军5船大米，押赴重庆支援人民解放军。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主持公安工作，后调四川省文史馆任研究员。1974年1月28日病殁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
1957年底，曹泽芝一到成都，没想竟会与张志和狭路相逢！曹泽芝怒不可遏，马上向组织反映了她亲眼目睹的张志和在江津“9·3”兵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再加之许多同志对张志和的历史本来就有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屠杀起义士兵的元凶揪了出来。
可怜张志和面对活着的历史见证人的检举揭发，百口莫辩，只有仰天长叹……
历史，往往充满了误会而且染着斑斑血迹与泪痕。
1975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国务院分给张志和的宅院，看望生病的张志和。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数月后（该年10月），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81岁。1979年改正“右派”。1980年彻底平反，落实政策，1981年2月1日，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姗姗迟来，文件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20余年如一梦！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朱世正在任雅、荥、汉联防总队长期间率部起义的事实。撤销了1954年对朱世正判刑15年（因朱世正不服判决，被关押了25年才得以释放）的处理决定，宣布按起义人员对待。并对朱世正、王德全二人作了政治安排（分别为省与地区政协委员）。
张志和、潘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先后得以改正。张志和的骨灰，已于1981年2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张志和的在天之灵，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彻底的安慰。他的已成垂垂老妪与老翁的女儿张弢英、女婿金拾珊，在给笔者的信中多次谈到，最令他们遗憾的是，父亲在江津起义中的表现，迤今仍未作出公正的评价。甚而还有人坚持认为后来为张志和平反，仅是因为他在策反川康高级将领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对他残酷杀害45名起义士兵的罪恶免予追究。有人还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不就已经充分证明历史对他还是公正的吗？
今犹健在的朱世正老人，对当年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张志和刻骨铭心，永不能忘！2007年8月15日的《雅安日报》发表了陈显波与陆睿采写的文章《袍哥江湖的乱世传奇》，二位记者写到：
从朱家祠堂故地出发，往铜山上走半把个小时，就是天凤和宝峰两乡的交界之地。
“那石碑就在上面。”为记者带路的朱子游说道，遥指一个孤零零的山头。
举着伞一步一滑地爬上山，绿草丛中，立有一块石碑，上书“父亲张志和之墓”落款是“女张弢英，婿金拾珊”。
“那块碑，是我代志和远在北京的后人立的。”朱世正对记者说道。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在碑上署张志和女儿张弢英的名字？”
朱世正回答说：“我和志和是好朋友，代他的后人为他立碑，我认为是我纪念好友的最好方式。”
张志和去世后，骨灰保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世正说：“对于志和老友，我希望他长眠在这铜山上，因为在这里，他让我这个袍哥舵把子懂得了进步，把我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同盟者！我到北京参加完张志和的葬礼后，就告诉他的女儿张弢英和女婿金拾珊，我希望带志和部分骨灰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们并肩战斗的地方，以后我死了，就埋在他旁边，到阴间还做好朋友。”
记者感慨道：“你与张志和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却愿意生前逝后与张志和做朋友。这种友谊，真是让人感动啊！”
朱世正感慨万千地说道：“早先我们未见面时，就听地下党和民盟同志谈起志和的情操与为人，对他已生敬佩。志和初来天宝寨，我对他是又感激又敬重，几番长谈，一见如故。以后共同战斗，更是磨炼出了我二人的默契和友谊。1957年，听说我被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时，志和毫不顾忌我的身份，专程从北京为我家里送来200元钱，那个时候，200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说到这里，朱世正咳嗽起来，他努力地压了压情绪，“而志和，就因为这200元钱，受到了更严重的处分。”
说完这句话，一生在刀尖上闯荡的朱世正眼中禁不住流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