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业瑞——历史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必须大写的名字！
他不是共产党员，也非共青团员，并未参加任何组织，家道殷实，不乏吃穿，却在自己的家里利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与同学毛晓初一起把解放区的消息油印成传单，在各地散发。他负责收听广播，编辑消息，毛晓初刻印钢板，印制传单，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被国民党邮检人员查获，郑业瑞与毛晓初不幸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诗词中找到答案。
1948年25岁的郑业瑞从浙江辞职回到重庆时，写了一首《浣溪沙》，“月暗星残叹曙天，河东河北换人间，何事哀鸿遍江南？西风不禁红旗卷，吊民伐罪挥长鞭，不扫狼烟誓不还！”
国民党完了，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中兴之象，民心决定江山，郑业瑞把自己心中的那一票，投给了共产党。
“11·27”大屠杀之夜，郑业瑞与毛晓初、罗广斌等难友从白公馆死里逃生，然而21年后，他却被自己人押上刑场，公开枪决。
1945年，22岁一脸阳光的帅小伙郑业瑞在自己的照片旁边题了一首诗：“莫道鸟生一介，胸怀壮志凌云，风流潇洒气超群，人称少年英俊；发愤习文讲武，慷慨评古论今，踪迹天涯请长缨，要将苍龙缚定。”
志向之宏大，境界之高远，全在诗中。
1998年3月，厉华带着重庆烈士陵园调查组，专门前往万县了解郑业瑞的情况。
在万县农科所大门前，厉华等遇见几个农科所的老职工，问他们认不认识郑业瑞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哪个不认识郑所长啊，那是个最关心我们职工的好所长！”
当得知郑业瑞的遗孀已移居梁平县城后，厉华一行又立即驱车赶往梁平。郑业瑞的妻子余淑芸见到厉华一行人时，这位74岁的老人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但是看得出她是尽量在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和那难以言说的委屈之情！
厉华走进她家里的时候，看见阳台、屋里摆放了几十盆铁树，不由惊奇地问：“你怎么养了这么多铁树啊？”
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回答说：“铁树一年四季都是青的，它有骨气，有志气，不怕严寒，不怕酷暑。”
谈话便从铁树开始。
余：“我从20年前就开始种铁树，在我仁贤那边还有许多。老郑他解放前给我讲过，铁树是一种个性突出、不怕严寒酷暑、四季常青的植物。我的个性很像它，不怕压力，不怕打击。”
问：“你和郑业瑞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余：“我和老郑是1947年在南京结婚的，他是四川江北县（现重庆市江北区）人，谈吐不俗，志向远大，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从重庆师范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和他结婚后就没有工作了。老郑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渔业物委员会工作，后因我父亲生病才回到重庆的。在重庆家里他经常利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并且与原来的同学毛晓初一起印刷传单，还商量办了个《中国民主》月刊。后因老郑把编辑的月刊通过邮寄时被国民党邮检特务查获，他被反动派抓走了。解放后，他要求搞农业，从重庆来到了万县农科所。”
郑业瑞的儿子从柜子里翻出他父亲亲笔写下的“狱中杂记”给厉华等人看。虽然因为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黄破损，但是对厉华等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太难得太珍贵的党史资料！
郑业瑞被捕当天的情况可以从“杂记”里看到：
5月27日下午3点钟我从楼上写好一封待发的信拿下来，因为早两天就得到些不好的风声，所以未敢亲自把信送出去寄发，随手搬了凳子在大门边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正准备看，一个全身美式便装的中年人走进门口，毫不犹豫地向着柜台走去，并且用客气的口吻问坐在柜台里的人，“郑先生在家吧？”我情知不妙，但又不好示意柜台里的人，叫他们说我不在家，只得脸背着那位怪客，用镇定的步态，取出口袋里的信大踏步地走出去，明知逃不出魔掌，但也只好作最后的冒险。果然就发现门口左右都站着有不少的人，甚至连街对面的巷子口，街上和街心都有些穿西服、穿长衫和香港衫、美式军装各色装束的怪家伙，总有十五六个，都像等到骨头吃的野狗一样，用不正常的眼光盯着我的行动。我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走，望着停在五六公尺远近的一辆人力车，打算坐上去。迎面一个怪东西走近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用熟识者的语气说：“郑先生，几时回重庆的？”
我装出一副很老实的样子回答：“先生你认错了，我不姓郑，我姓李。”
“哦，你不是郑先生，不见得吧？好，同我进去谈谈。”他现出了狰狞的本相，用眼睛左右示意，另外五六个怪物围了上来。
我被他们夹在中间，重又回到了屋中，先进门那家伙正在威胁店中一位职员，要他马上交出郑业瑞，看情形，被捕是绝对难免了，不愿再让别人为我吃苦，必须承担起地狱的苦难。我知道这苦难的期间还相当长，所以临行时要求带几样随身应用衣物，可是未有成功，就这样穿着一套单薄的衣服，在十几个特务的挟持下，在门口一大群好奇者的凝视下，离开了储奇门行街11号。
出凯旋路经中山路左营街，进了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转弯倒拐地被带进一间楼上的大厅，一群特务也跟着进来，议论纷纷地望着我，发出胜利者的狞笑。
其中一个半讽刺半得意地对我说：“郑先生，你来了呀？我们这样多求驾的人脚都跑跛了哟。”
我没有理他。
另一个跑去打电话，听声音是打给二处的，打完了，他便发出命令，要原来抓我的人马把我送到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去。
到石灰市的途中，碰到一个老同学，本打算托他把我被捕的消息带给另一些人，但特务们阻止了我和他的谈话。
走进看守所的大门，就发现从第三间牢门探出个头来的毛晓初君，我们彼此都不免会心一笑，“倒是有个熟人了”。我心里想。先在狱卒的办公室内被遍身搜查了一通，钢笔、手巾、裤带、皮鞋带和口袋内仅存的一块钱通通被缴光，然后被押进“第三舍”，正好和毛晓初关在一起，我们装着不认识，未打招呼，等狱卒锁好了牢房离去之后，我们才很机警地谈起来。
毛晓初是两天前在重大被捕的，已被刑讯过一次，他告诉了我一些受讯的经验，教给我如何应对，如何忍受非刑，我感谢他，但增加了心头更多的恐惧。不到十来分钟，另一个像猴子一样的狱卒走近牢门来，听说是“所长”，他似乎是特意来“拜会”我，用魔鬼一样的眼光盯着我和毛君，像是发现了秘密。果然，他一开口便骂：“真是糊涂虫，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间屋里？”说毕很神气地走了过去。原先押我进监牢的那个狱卒走过来开了牢门，把毛君提出去关在隔壁一间牢房内，并且向同牢的难兄宣布，不许任何人同我讲话，否则给带上脚镣。这一来我便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边……
大概5点钟光景，狱卒来开了门放我们到牢门外的天井上吃饭，一个姓刘的难友好意地帮我找到一只破碗和一双筷子，并且让我多吃点，原因是明天上午要11点钟才得有早饭吃，可是我的天，那算什么饭啊，又黑又脏，又霉臭，看着就叫人发愁，何况一点菜都没有，心里又不好受，怎样能够“多吃”呢？我简直一口也没有吃下去。
饭后放风，半点钟，难友们都紧张地抓住这一点时间，在小得可怜的天井中来回地踱着步子呼吸着比较清洁的空气，只有我一个人倚着牢门，垂头丧气地想着这个遭遇。收风时，狱卒把所有的人都锁进牢房，却把我带进牢房旁边的屋子中，命令我等候审讯。在那里，我见到一大堆铁链、脚镣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刑具，起初我有些恐怖，心跳动得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