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大屠杀之夜，年近花甲的尹子勤也是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军统特务刽子手杨钦典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了人间魔窟白公馆的志士之一。
尹子勤生于1890年，系四川省武胜县人。他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有过这样的评述：“任军职30余年，在本国境内未开银行、未修洋房、未购一亩土地、未杀害爱国人士，未危害工农，未破坏组织、未牵连同志。为反对******独裁坐了三次监。”尹子勤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此后多年戎马倥偬，曾在许崇智与******手下任高级参谋。******背叛革命后，尹子勤在上海、北京从事反蒋活动，上海淞沪抗战后，日军在六三花园庆祝“天长节”，尹子勤更是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1932年4月，自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开始以来，日本陆续派出12万陆军前往上海参战，经两月战事，中国方面在两星期前败至昆山二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全权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签订《中日淞沪战争停战协定》。可是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郭泰祺并不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日方的要求据理力争，尤其对“距上海市三十里内不准进驻中国军队”一款颇有异议。而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东京大本营指令，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决不作任何让步！
4月21日上午，日本陆军省次官、关东军司令兼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从上海东北郊江湾镇日本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出发，前往北四川路日本领事馆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商量后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这天，上海的日本侨民照例要举行庆祝，日本派遣军可趁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一个象征性的军事活动，组织陆、海、空三军大阅兵，既能显示大日本皇军的赫赫军威，又可给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施加压力。
当时，虹口公园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范围，由美、英、日、德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管辖。租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工部局，总董事长由美国人斯特兹·特克尔担任。
这天下午，天空阴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村井冒雨驱车来到工部局会见斯特兹·特克尔，告知日方决定4月29日“天长节”举行盛大阅兵庆祝活动。当然，村井并没有透露举行阅兵式的真实用意。
斯特兹·特克尔心里早已明白日方意图，直言不讳地问道：“总领事先生，贵国是不是想以此显示军事优势，威吓中国政府，从而可以在谈判桌上少费点口舌？”
村井矢口否认。
斯特兹·特克尔神情严肃地说：“总领事先生，自‘一·二八’贵国和中国军队开火交战以来，中国民众对贵国可谓深恶痛绝。现在，战争已届结束，失败的是中国，按理，贵方应当理智，不要再刺激中国民众。遗憾的是，贵国却偏偏要搞阅兵式庆祝以显示武力。我作为总董，有责任提醒阁下，这种刺激有可能激起一种暴力反映，导致发生不良事端，希望阁下郑重考虑。”
对于斯特兹·特克尔的劝告，村井不屑一顾，他站起来，傲慢地回答：“总董先生，我们已经着手做庆祝活动的有关准备了，所以事实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更动了。”说完，微微鞠了一躬，说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
村井的傲慢和固执，激怒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全体董事，当晚，总董事长召开在沪中外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炫耀武力的庆祝活动，于是，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日方一看情势不妙，三个头目——白川义则、重光葵、村井——再次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为了防备万一，又决定“天长节”那天只准许日本人、韩国人进入虹口公园，中国人一律不得入内。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在日寇决定蛮干下去的同时，在法租界桃园里40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两位中国志士正在密议制订捣毁“天长节”庆祝活动的计划。这两位中国志士一位叫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蛰居上海，广收门徒，秘密从事反蒋活动。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数小时后，王亚樵即召集门徒，宣布成立“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领导3000部众协同19路军抵御日寇侵略。不久，被迫辞职。4月停战后，“抗日义勇军”正式划入19路军编制，成为19路军补充团。王亚樵便隐居在法租界桃园里40号寓所，密切注视着中日谈判情况。这天，当他获悉侵华日军将于4月29日“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活动时，十分震怒，拍案大骂，决定组织一次铁血行动，捣毁“庆祝活动”会场，惩治日酋。而与他密商的另一位中国志士，正是尹子勤。
当时虹口一带，驻有日军陆、海、空三军十余万人，还有不少宪兵和便衣特务。王亚樵和尹子勤要在戒备森严中实施铁血手段，具有相当难度。日本方面关于“只准日本人、韩国人进入会场”的规定，便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亚樵与尹子勤特请挚友郑抱真（郑解放后任安徽省副省长，1954年病逝）密议，共同商定，请当年支持辛亥革命的朝鲜独立党人士帮助，到时利用韩国人的身份混入虹口公园会场，伺机行动。
郑抱真即前去通知居住在上海的朝鲜独立党领导人，约定4月24日下午6时在沧州路东方饭店会晤，面议大事。
4月24日下午6时，一辆云飞车行的雪铁龙轿车载着三个朝鲜人——57岁的金天山、30岁的安昌杰和26岁的尹奉吉——前来与王亚樵的代表尹子勤会晤。他们受朝鲜独立党负责人安昌浩的派遣，以执行捣毁“庆祝会场”任务者的身份来到东方饭店。
在一个预定的单间里，尹子勤与三名朝鲜义士见面了，他微笑着说道：“敝人尹子勤，是王亚樵的拜兄，今奉王大哥之命，代表他来和三位先生相晤，面谈捣毁‘天长节’之事。”
这三个朝鲜人中，金天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专搞锄奸行动的行家里手。他的冒险职业是从1896年开始的，这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朝鲜的京城汉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一个名叫士田的日军大尉，肆无忌惮地闯进王宫，奸杀了王后，引起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愤怒。金天山暗暗认准士田大尉的模样，尾随至黄海省安岳城，徒手击杀之。此后亡命江湖，伺机杀死日军官兵，曾数次被捕，越狱逃脱。1909年，金天山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协助安重根暗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911年参与暗杀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不久，他改名金九，隐居上海，其间上海发生过几桩与日本人有瓜葛的人命大案，据说都是金九所为。这次朝鲜独立党首脑安昌浩（安重根之子）接到王亚樵的要求后，决定派金天山率领两名助手去虹口公园执行暗杀任务。金天山受命之后已潜入虹口公园去观察过地形，订出了一套详尽的方案，因此这会儿他只喝了一杯酒就对尹子勤说：“尹先生，金九等既奉命行事，必全力以赴，请您转告王亚樵先生，请他尽管放心，4月29日定能马到成功！你们只需办两件事情：一、准备一颗不超过二斤装绍兴酒酒瓶体积的烈性炸弹；二是准备四万银洋，作为我们三人事成之后逃往国外的生活费用。”
尹子勤见金天山把握很大，点头道：“我代表亚樵兄向三位先生致谢，炸弹我们马上去准备，保证4月29日以前交给你们；银洋已经备下了，现在就可以支付。”说罢，从皮包里拿出空白支票，填上四万元数额，递给金天山。
大事谈完之后，宾主四人略略吃了点酒菜，起身下楼，各自回归住所。
尹子勤赶回桃园里40号，向王亚樵报告了会晤的情况后，王亚樵当即找来兵工爆破专家张玉华，向他下达了制造白金炸弹的任务，并当场拨出用于购买白金的一笔巨款，交由尹子勤去具体操办。稍后，朱庆澜也为此次行动捐款1500银洋。
4月28日上午，张玉华带炸弹来向王亚樵交差。这颗小小的炸弹，内装一公斤美制TNT炸药，外壳银光闪闪，炫人眼目，既可以投掷爆炸，又装有定时装置，能延时爆炸。当天下午，尹子勤把炸弹送往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42号金天山处。
4月29日，天气晴朗。一清早，旅沪日侨便在自己的商号、住所门前悬旗结彩，有的还贴出了恭贺天皇生日和庆祝战争“胜利”的彩纸标语。上午7时开始，身着节日盛装的日本侨民手执三角形绸质太阳旗，兴高采烈，三五成群地涌向门口搭着松柏牌楼、四周遍插彩旗的虹口公园。
出于安全考虑，白川义则大将命令数百名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虹口公园附近站岗警戒，严禁中国人靠近会场。
8时许，接受邀请的各国驻上海外交使团客人陆续来到北四川路日本领事馆，重光葵公使和村井总领事亲自接待。
9时正，各式轿车组成庞大的车队载着宾主上百人驶出领事馆，前往虹口公园。
参加阅兵式的日本军队于8时30分自驻地江湾镇开到虹口，整队集合于北四川路日本小学的操场上。
8时40分，身穿戎装的白川义则大将在卫士的簇拥下骑马来到现场。9时15分受阅军队开赴虹口公园。这时，早已恭候在大门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军乐队高奏《君之代》、《欢迎曲》和《胜利曲》。
受阅军队全部进入公园后，担任警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面前出现了三个男子。他们中两个年轻的身穿藏青色西装，头戴鸭舌帽，手拿三角小旗和茶杯。一个年长的身穿日本陆军军官制服，光着头，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的提手上斜插着一面太阳旗。那两个青年见士兵冲他们目不转睛地打量，嬉皮笑脸地嘀咕了几句日语，年长的向青年人瞪了一眼，不高兴地“哼”了一声，两个青年连忙闭口。这时后面又来了七八个男女，三人和他们一起，从容不迫地通过了岗哨。
在门口警戒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做梦也想不到，这三个人就是奉命前来捣毁庆祝会场的朝鲜独立党人金天山、安昌杰、尹奉吉。金天山提着的热水瓶里藏着那枚白金炸弹，他和安昌杰身上还各掖着一颗甜瓜式炸弹。当时，在沪日本人参加集会时都喜欢自带热水瓶和茶杯，因此岗哨对金天山手中的热水瓶毫不在意，放他们进了场。虹口公园内有一块面积很大的空场地，用作举行阅兵式的场子。临时搭设的主席台分检阅席和外宾席。检阅席上站着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长河端、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书记长友野等日本文武官员。外宾席上站着各国使馆武官、总领事及商人。日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在台下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