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仗，宋太宗永远只能跟在唐太宗屁股后面吃灰，但说起理政治国，宋太宗真是要大胜一程了。唐太宗早年善于纳谏，勤政爱民，但他装样子的成分居多，到晚年独断专行、骄奢淫逸颇为人诟病。而宋太宗曾说：“寸阴可惜，苟终日为善，百年之内亦无几尔，可不勉乎？（寸寸光阴可惜，就算每天不停地做好事，但人生不过百年，也做不了多少，我能不勤勉吗？）”这确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事业心。宋太宗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到长春殿参加朝会，散朝后立即回办公室处理政务，直到中午才能吃上一口饭。有人劝他散朝后可以先吃顿饭再回崇政殿理政，他却说从早上工作到中午，无暇饮食，这是周文王的故事。
宋太宗喜欢亲自指挥战役，这正是亲历亲为的性格使然，在治国上也不例外。据说他的座右铭是“孜孜为治”，并自称虽没有汉文帝聪颖，但什么事都不怕麻烦，反复考量，才能得出圣裁。而本书反复强调，高明的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重在组织结构而非个人英明。管理学大师宋太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史载东京有位市民的家奴丢失了一头母猪，主人击宫门外的登闻鼓告上朝廷。登闻鼓是古代的一种直诉制度，有司衙门一般都设有此鼓，供百姓诉讼。但丢猪这种事应该去敲县衙至多是府衙的鼓，自有包青天为您秉公办理，皇宫这个一般没有弹劾宰相之类的事请不要乱动。可宋太宗却受理此案，并亲自判定家奴败诉，但其不具备完全民事赔偿能力，所以代由国家赔偿，赔偿了原告1000文。
一个人口上亿的超级帝国，皇帝亲自来判一头母猪的赔偿？是不是想让人笑掉大牙？但宋太宗说：“如果这种小事都诉于朕亲判，确实很可笑。然而以此心意推及天下，就没有冤民了。”并说唐末帝王深居九重，不知民间疾苦，以致天下大乱，这是最可怕的教训！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设计好了不运行起来也是废物。宋太宗从源头抓起，以身作则，为庞大的官僚队伍灌输勤政为民的思想，也是在提醒官员们：民间的疾苦可以直达圣听，不要以为国家大了，当官的就可以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正是在此诫勉下，庞大的中华帝国才得以润滑运行，创造出这个令无数后人为之神往的巅峰盛世。
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首先要选择一个京城作为经济中心。前代选择京师，往往以皇室安全为重，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但所谓山川形胜，另一种说法即为交通不便。汉唐最初均定都关中，以据崤函之固，但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中原，所以汉唐又都迁都河南，不过仍然选择有虎牢关拱卫的雒阳（洛阳）。而自大运河工程、汴河疏浚工程实施后，运河和汴河交汇的开封便成为航运中心。而开封地处天下之中，一马平川，容易修建四通八道的官道，最适合作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五代兵无常形，为便于集结，大多定都开封。宋太祖定鼎天下，多数人建议定都长安或洛阳，以求京师安全。唯有当时的晋王赵光义坚持认为宋朝定都应以经济中心而非战略安全为首要标准，并引用吴起名言“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力主定都开封。
宋太宗即位后，力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思想（其实也不是御敌，每次都是他侵略别人），以减少战争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破坏。所以宋军从不像耶律休哥那样利用本土战略纵深，而总是深入别国纵深。这样虽然对作战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直接降低胜率，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耶律休哥那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虽为他本人立下无数战功，但为本国发展带来的灾难效应却往往为人忽略。
尽管现在总有些人爱拿所谓的“弱宋”来说事，但事实上自宋朝建立至突发“靖康之难”，167年的北宋终结后，只有两次外敌突袭，分别掠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和邕州（今广西南宁），也很快被清退，而国内从未爆发过大规模内战。和平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屏蔽了战争蹂躏的社会才能专注于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那宋朝之前是怎么个情况？今天皇上在白登道被匈奴人包了饺子，皇后去行贿才把他救出来；明天突厥可汗打到渭水便桥，皇上亲自上桥去把他们吓跑；国内一会儿又是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一会儿又是安史之乱，经济怎么发展？宋太宗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公有军队，设计科学的阵型——当然，不能由他亲自指挥——在李继隆、曹玮、范仲淹、狄青、章楶一代又一代名将的指挥下，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当然，奖金不能少），始终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也未发内战，为中原留出了一个长达167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有机会创造出这个中华文明也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巅峰盛世，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另外，这个盛世还非常凑巧地汇集了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科技飞跃等各种有利条件。勤奋惊人的宋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这个历史节点，终于炼就了一个成熟的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中国特色和西方传统的封建社会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全社会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不可逾越的阶级划分。应该说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阶级划分一直在淡化，但直到唐朝，仍然存在着良贱制度，将人分为良、贱两种籍贯，只是奴婢的数量在减少，地位在提高，而且有较多的路径摆脱贱籍。而至宋代，人类历史才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正式废除良贱制度。
其实从宋太宗亲判赔猪案就可以看出，一位市民和家奴之间的经济纠纷，这种事在前代哪需要告官，家奴和那母猪一样都是你的私有财产，要打要杀都没人管。但在宋代，主仆之间的纠纷已不能私裁，而须官府依法裁决。
全社会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更需要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体系，而原来官场上的主力——门阀世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谁来组成新的官僚队伍？宋太祖曾说：“作相须读书人。”岂止是宰相，庞大的中华帝国需要大量读书人来当官，科举正好成为从民间察举人才的好途径。隋唐科举取士很少，官源还是以门阀荫举为主。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最多的一次就录取了五六百名进士。这些从民间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占据了各种官位，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掌握行政权力的氛围，拼爹的市场就小多了。尽管宋朝没有实施严格的凡进必考制度，仍有一些人凭恩荫入仕，可如果这些人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还是得先去考个进士。比如名相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史弥远等均出身宰执世家，成年即可获得恩荫的小官，但他们又不吝精力去考中进士，才能获得普遍认可，否则也只能永远领个六七品的俸禄混日子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宋朝的庙堂之上，晏殊、曾巩、欧阳修、范仲淹、庞籍、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总是闪耀着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没有人靠家族背景，没有人靠资本支持，这应该就是某些整天叫嚣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远远无法企及的政治文明高峰。
这不仅意味着良好的官场风气，更意味着良性的社会状态，宋仁宗（赵祯）《劝学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全民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参与到高层政治，高层和底层的顺畅交流使社会充满活力。相比之下，西方传统封建社会阶级隔阂固化，千百年来所有家族从不改变阶级身份，整个社会始终被牢牢禁锢在强硬的阶级框架内，直到腐朽成渣亦绝无半点变化。所以，西方自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先于中国数千年建立起的领先优势，在唐宋时代被中华帝国远远抛在身后，岂是偶然。
当然，社会形态是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也起着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比如“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成熟于宋代，正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成熟，书籍才能普及民间，形成全民读书的文化氛围。否则即便建立起允许平民通过公平考试入仕的机制，但大家都没读过书，也领不了这个情。古语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这不是夸张，在宋代造纸印刷术成熟前，满籯黄金真还买不到一部经书，所以宋代以前全民识字率一般不超过3%。尽管隋唐也有科举，但97%的穷苦百姓就算走上考场，也只能望着那一个个方块字发呆，要参加科举首先还得靠爹妈有钱。而宋代由于书本价格降低，全民识字率骤增至35%，才让穷人有了读书的物质基础，才真正让亿万“田舍郎”买得起“登天子堂”的门票，从此才让这个社会“将相本无种”，也才能激起全民族“男儿当自强”。
有人说科举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让聪明人都去钻官道，导致科学不发达。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正因为有科举的激励，才有大量中国人捧起书本，考上当官的毕竟是少数，就算还有很多考不上还继续钻牛角尖的人，剩下的哪怕有一小半投身科研，都比欧洲的总人口多。所以宋明科学昌明，让既没有人读书考官，更没有人读书献身科学的野蛮欧洲远远落在了身后。
而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中国人开辟了印度洋航线，将商业的触角伸向了更加辽远的海洋，更广阔的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经济。汉唐巅峰时期，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人口最多约至五六千万，宋朝由于长期国内和平、水利和耕作技术进步、热带稻种引进等因素，终于突破一亿。这就造成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与之相应的却是高速城市化和工商业劳动力紧缺。宋代的煤炼钢、灌钢法和深井钻探等工业技术得到发展，形成了一波强有力的产业革命，经济史学称之为“煤铁革命”。据估计宋朝钢铁产量最高可达15万吨，接近18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18万吨的水平。这显然又会带来煤炭、有色金属、化工催化剂等各种工矿开采业和下游加工行业的大发展，这对工业劳动力提出了极大需求。信州（今江西上饶）曾出现过一个铜铅矿，雇佣了10万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地开采。大量的工矿企业又造成大量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中，这对城市服务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有享受都市繁华的东京市民，更有为招工而焦急的掌柜。
面对这个前无经验可借鉴的重大社会问题，宋太宗给出了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解决方案——不抑兼并。
小农经济时代，耕地发给农民进行生产，而随着时间推进，有些人不断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有些人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当少数人占有多数土地的比例失衡时，就容易减产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失地农民最易加入义军，所以历代最怕兼并，绞尽脑汁维护田制。宋朝农业的劳动力过剩，按说应该更怕这个问题，可宋太宗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设保护性田制，任由兼并。据估计，到徽宗朝，1%的地主占有了70%的土地。不过，失地农民也并未大量参加叛乱，就算是水泊梁山，也只收108人而已——而且那只是明朝人编的小说，并未可信。大多数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因为城里正好有大量的工作岗位等着他们。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宋朝并非真的不想抑制兼并，而是没抑制住，给了《宋史》作者一种不抑兼并的错觉。但无论如何，宋朝体现出这种大量兼并土地、劳动力进城的发展趋势却是无疑的。相比之下，西方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却是通过强制性的“圈地运动”，以“羊吃人”的方式强迫农民进城，甚至发明“流浪罪”将他们强行送入血汗工厂接受更加残酷的压榨，不由得让人感叹东西方的公共管理水平和伦理方式真是判若云泥。
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都解除了，一个完全的公民社会就此成立，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在此代终于达到最初的理论设想。
而这样的社会必将是前代和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繁华，恰如秦国是山东六国无法想象的强大。现在有人想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例是多少？50%？80%？90%？很怀疑这组数据在当时是否依可靠的统计渠道而得来，毕竟我们也只能通过某些记载来管中窥豹。比如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他的本意是批评民风奢靡，但客观上也描述出一幅社会富裕的盛世景象。什么叫全面富裕？汉唐所谓盛世，只是门阀贵族的盛世，百姓仍处于剥削殆尽、唯余筋骨的境地。或许汉唐百姓起早贪黑创造的产值并不低，但当他们交完租税、还了房贷、穿上麻衣、吃饱粗粮后，应该剩不下几个铜板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早点上床睡觉，养好力气明天继续卖命罢了。偌大的长安、洛阳，一旦入夜便陷入沉寂，唯有皇宫和豪门闪耀着点点灯光，极少数人在秉烛交杯，这恰又与厚墙之外寂寥的街市形成海水与火焰的对比，难怪诗圣杜甫不禁要吟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反观宋朝，当市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华灯初上，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身穿士族的华服，足蹬丝织的云履，在汴河两岸连绵不绝的勾栏瓦肆中极尽耳目之乐。宋朝的市民阶层极速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华帝国的文化氛围也开始由汉唐的贵族文化向宋明的市民文化转变。这种转变甚至体现在仅存的贵族——皇族身上。还记得为了看一眼汉文帝，结果惊了御马，若非张释之早就丢了脑袋的那位飞人吗？假若生在宋朝又何须冒此险？按惯例，赵官家会在上元佳节率宗室上街观赏灯会，与民同乐。别误会，绝对不是清场后再来玩的专场，真的是全体皇室成员混进人群同乐。别说皇帝老儿，太后、皇后、皇妃、王子、公主，您想看谁都可以——至于能不能看到那又另当别论。史载宋仁宗有一年上元佳节便在宣德门广场与市民一起观看色情表演《女相扑之黑四娘大战一丈青》，而且好像皇后还没提什么意见，只是第二天被司马光骂了一顿。可能有人会很奇怪，玩得这么高兴皇室的安全有保障吗？就算有大内高手护卫，人群中也很危险啊，不怕恐怖袭击？宋朝的皇室就是这样大摇大摆走在街上，何曾听说有谁想去谋刺的？只能说，那个时代确实已经离去太远，所以您才会觉得如此陌生。真不敢确定您是否真的明白，宋明的市民盛世和汉唐的贵族盛世，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盛世真正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如果说宋朝的经济建设还有什么遗憾的话，主要应该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