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就“用民政治”而言，阎锡山提出这个主张，是鉴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民众素质的低下，致使各方面“亏负”的弊病，希望通过实行“用民政治”，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从而使各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可以说，它是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的，要改变山西乃至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十分落后的现状，这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阎锡山虽然因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提的这个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带有利己的因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其中还是有其不满现状，不甘落后，要求改变现状，求富图强的愿望的。至于“用民政治”实施的结果，因其“民德”、“民智”、“民财”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精神和物质两大部分，而其中的每项中又规定了许许多多的事项，事实上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仅用某个方面的成败得失来衡量其是好是坏，显然是不太恰当的。
“用民政治”的实施，尽管因其本身所规定的内容存在着一些不甚切合实际的东西，在实施过程中又有“求速成猛进”，以及一些官吏的敷衍塞责或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等问题，而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对促进山西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产生了不小作用的。这个作用，有些如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事业、各类学校的建设，可以进行量化，用具体的数字予以证明，而有些如“民德”中的“信、实、进取、爱群”；“社会教育”中的“普及教育字母”、“颁发人民须知”等就难以量化。然而，从一些有形的事实上来考察，这个结论还是能够成立的。从1918年到1930年这一期间，阎锡山经过几次扩军，使晋军由2万之众猛增到20多万；其军事工业一扩再扩，形成与汉阳、沈阳兵工厂的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两阳”；全省教育事业上，到1921年，即成立国民学校近2万所，就学学生达72万余人，“学龄儿童已入学者，平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较之六年前增加十倍。各县高等小学逐年递加220余所”（《阎锡山年谱》（二），第498页）；山西省银行1919年成立之初，实收股本仅117万余元，到1929年，其资本已达到近300万元，并且“省内外分支机构达四十余处，形成了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网”，到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一千三百万元”（《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4页）。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阎锡山实施“用民政治”的结果，也是山西凝聚内力的结果。这对于阎锡山更好地贯彻其“保境安民”主张，对于山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自然，这也为阎锡山维护其对山西的统治，并进而谋求向外扩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再就“村本政治”而言，阎锡山推行以“编村”为核心的“村本政治”，其本意主要是要把村编在他的“行政网”中，以加强其政权的统治基础和运作效能的。应当说“编村”的实施，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编村”首先强化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阶级基础。这是因为，阎锡山对于“编村”村长、村副的人选在其财产上有一定的要求，规定村长须有3000银元以上的不动产（后来有所降低，也要在1000银元以上），村副要在500银元以上，这在当时农村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能有如此财力者，只能是地主、富农或豪绅，因此，编村一级的权力，便基本上掌握在了这些人的手中，从而使农村以往比较分散的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剥削阶级手上。据统计，实行“编村”后，全省主村、副村有44402个，增设邻长、会计379，386人，连村长、村副，共计有村干部501，359人（《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4页），其中村长、村副、闾长有191，973人。按二十年代的山西农村人口1100万计，仅这一批大小村干部就占了农村人口的4.5%。更重要的是，村长、村副们由于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因此，对阎锡山政权更加表现出了积极忠诚，这种状况对强化阎锡山政权的阶级基础，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增强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能力。实行“编村”后，由于村民们完全处于了各级村干部的监视控制以及“村禁约”的约束之下，各级村干部实际上成了阎锡山的无编制的驻村警察；同时，“编村”后，由于把整个征稽责任确定在村，过去为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而对农村的“摊款”，如今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89页），所以，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为阎锡山政权提供了便利，使之显得更有能力。一个很小的事例，即可反映出这一点来。“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2页）。至于阎锡山在二三十年代能够几次扩军、不断发展其工业，修筑成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也“多归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90页）。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在晋西南的政权能够维持，也正是其在“编村”基础上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后，较好地解决了兵丁、粮源的困难。不仅如此，“编村”的实行，不但使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斗争受到了很大限制，而且，以“编村”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保卫团”，更成了阎锡山防共反共的重要军事力量。如1935年和1936年，阎锡山就针对陕北红军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活动，在沿黄河各县组成了以“编村”保卫团为基本队伍的“防共保卫团”，协助其正规部队防止陕北红军并阻挠红军东征。解放战争时期，不少地方以村或以县为单位由恶霸、地主组成的复仇队，还乡团，又对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进行残杀，并配合阎锡山的正规部队，窜扰进犯解放区，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等等。
在肯定这些消极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阎锡山实行的这种“地方自治”，在某些方面也还是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增进了山西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阎锡山在推行其“村政”的过程中，对民主、民权、民治等思想的大力宣传，不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客观上则多少地启发和增进了广大农民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而他的“编村”，由于把山西广大农村的千百万民众都卷了进来，尽管民众的这种卷入是无奈的、被迫的，但是随着“村政”活动的深入展开，民众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长期以来“不知政治，不问政治，更不管政治”的状态，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这种变化，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山西社会政治民主运动的进展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其意义都是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成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牺牲救国同盟会”，能够在广大农村迅速展开活动；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师主力能在其开辟的晋东北和晋东南、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很快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攻权，并把广大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使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为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都与广大民众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增进，有着很大关系。阎锡山推行“村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民”、“用民”的。然而，由于它在客观上为“自治”在思想理论和组织形式上作了一定的准备，并且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而共产党在其开创的革命根据地内，又真正地实行了民主、民治，因此，它能强烈地激发起“有益于中国的民气”，极大地调动起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热情，使他们朝着“国家的团结和强盛”这个共同的目标迈进。
其次，“村制”的实行，也为稳定山西农村社会，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村制”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但是，村界的划定，村治行为的规范，以及息讼会、保卫团和经济建设委员会等组织的活动的开展，对于避免村落之间的冲突，安定农村秩序，发展农村经济，无疑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对此，梁漱溟先生在其考察晋省时，曾发表演讲说：“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还保不住，还将什么别的权利！”（《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山西省教育会杂志临时附刊，第22页）。特别是通过“编村”，由于它进一步克服了农村中那种散乱无序的状态，把村民们严格地组织了起来，使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管理组织更趋规范，因此，这就为山西地方政府在发展生产和其他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山西在1927年至1937年内，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2年至1937年这五年中，能够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和铁路建设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编村”的实行，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7、倡导“六政三事”，推行“厚生计划”，发展金融贸易，以振兴山西经济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丛生，山地和丘陵要占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平川河谷仅占百分之二十。在气候上，又是冬季较长，寒冷干燥，春季风沙肆虐，降雨很少，夏季高温多雨，致使旱、涝、雹、冻等灾害频频发生，这样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仍以农业为基础的山西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这也是造成山西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社会的变乱动荡，则更加剧了山西经济的衰退。清朝末期，境内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清政府分配给山西的“庚子赔款”数量又相当巨大，加之各种苛捐杂税增加，晋商票号在辛亥革命中的被焚被抢和大量放贷款的无法收回，以及其后在外经商的十几万商人的失业，金永在晋时的搜刮，外省军阀对山西的几次侵扰，都使山西民穷财竭，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正如阎锡山在其亲拟之“六政宣言”中所说：“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食者众，曷言之？盖晋民所恃以谋生者，农业而外，向重商业，非但迹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此不仅汇兑一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于辛亥之役，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亦困，以故正货缺少，金融闭塞，……社会经济，既少来源；国家财政，自行竭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阎锡山1917年独揽山西军政大权后山西经济的实情及其心内的焦虑。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阎锡山在其主张的“用民政治”中，即把“六政三事”作为了“用民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六政”，即他于1917年提出的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1918年又增加了“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两者合一，统称“六政三事”。阎锡山所以要推行“六政三事”，并将其作为“兴利除弊施政之大要”，是因为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鉴于山西经济的如此状况，“若不为民生筹补救之策，将见公私日益交困，赋税亦难有起色，故欲整顿晋省之财政，当先筹补晋民之生计；而筹补生计之法，不外别辟生利之途，以弥此向来商业之损失，使失业之人日少，游惰之风渐去，此乃根本之计也。比年以来，海内多故，丧乱迭经，地方有司，仅能以维持现状为尽职，而于保育政策，国民经济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视为无关，或明知其要而始从缓议，驯至共和已将六年，民力毫无进步，此故人民不知竞存之咎，抑说官斯土者之责也！”“锡山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叔焉忧之！赏谓筹补生计多端，大要不外地力与人力二者而已”。并且针对山西“水田甚少”，“有水利者，向仅三十八县，而亦兴废无常”的状况，要求除对已有之水利设施加强管理，并勘测兴办一些新工程外，还要对“所在多有”的“清泉浊潦，巨川细流”未及利用者，加以充分利用。在蚕桑事业上，他要求不得以“地利不宜”为由，而不加以推广。对于造林，提出“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令其择宜造林外，凡家宅田园之隙地，或河流道旁之旷土，可容树株者，均令植树”（以上参见村政考核处：《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卷一），等等，阎锡山的这些想法，可以说是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很深影响的。他对筹补人民生计与增加政府税收，从而促使财政状况好转这其间的关系，认识上是较为深刻的。
阎锡山为了促进“六政三事”的推行，曾下了很大工夫。他在反复宣传，使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提高对推行“六政三事”的重要意义认识的同时，还成立了“六政考核处”，专司其责。其后不久，把“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任候补学习人员40名，专充政治实察员，分赴各县实地调查，并且，对“六政三事”的各项细则，具体的实施步骤，做了专门规定，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训示，进行奖励与惩戒。如在水利方面就规定“凡有河流者逐渐疏凿，其有渠可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补助之。然库储有限，恐其难以为继也，今复定水利贷金之条，以善其后。自兹提倡水利或易为力者乎，当六政考核处成立之初，即制定渠道表式，委实察员携往各县，会同知事依式填列。翌年，取其所报，令实察员一一复勘，误者更，遗者补，并稽其源流之所自，水量之余绌附诸表末，以供参考”（阎锡山为《山西省各县渠道表》（上）所作序，山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
关于种树，除前述之要求外，阎锡山还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树，做到人树一木。他说“乡下会栽种树的人很多，凡不会栽种的，要问问会栽种的；凡会栽种的务必说与不会栽种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样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人民须知》）。
关于蚕桑，规定“欲养蚕，必先栽桑”。阎锡山为推广蚕桑，“前曾自捐薪俸，于全省南、北、中三区，各建1万株桑园，以为提倡。此后广购桑籽，分给各县，实行育苗。现计第一期分各县育苗之数，共种3000余亩，可养成苗1.2亿株。成苗之后，发给民间，以每亩植桑80株计，已可成桑田150余万亩。此项桑田生产，按年推广，以补农业之穷”（《六政宣言》）。
关于种棉，阎锡山认为，“有人说山西韩信岭以北，棉花多涨不开。其实都是种的不得法，种过一年，棉桃不能涨开，便不种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种子，就一快地里种植，人民也渐次的惯了，土地也渐次的熟了，究没有涨不开的道理呢？”因此，在1917年推广之初，他先以“三千块大洋登报悬赏，教人民种棉。秋天将各县所开的棉桃，送到省城，开会陈列”（《人民须知》）。翌年，再拿300元奖励，进一步推广之，并且制定试验规划，开设试验场，培育早熟种子和改良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