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实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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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第一个生日(7)

杉杉养成个坏毛病:她被文婷教训的哗啦大哭,会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若我站在文婷一边不理她,她会改口“要奶奶”,四处寻救命稻草。听到杉杉说“要奶奶”,文婷的怒火更加旺盛:“要就上去找,看你奶奶管不管你。除了我们管你,还有哪个管。你就上去同你奶奶睡,也不要下来了。”

杉杉抽噎着,望望门口,望望她,不敢迈一步。

“玩得背上都冒烟了,你奶奶也不晓得给你减衣服,垫帕子。你以为感冒了奶奶会带你去看吗?我们不带你去哪个带你去。还站在这儿做啥子,去找你奶奶噻,我不拦你!”

文婷更加盼望周末。星期五一下班,她就风驰电掣的裹挟着杉杉回娘家,直到星期一早晨才由他阿哥早早的送回来。我由着她,因为无力制服。

我和骆芳都属狗,但她大我十二岁。以貌取人的话,骆芳不算出众:中等身材,头发稀疏,稍微扯眼的地方是双眼皮和耸鼻梁,有着维吾尔姑娘的气韵。因这两处过分出众,倒把其他感官抑得黯淡无光。女同事们总是嚼舌说:双眼皮是割出来的,鼻子必定隆过。但她不是个为妖艳舍得去整容的女人。黄脸婆依旧是她的本色。惟一的打扮痕迹,是冬天里用唇膏往皲裂的嘴唇上抹几抹。

骆芳原是其他分店的卖场主任。卖场主任就是副店长,店长缺位时代理其职务。先前的店长私设小金库贪污,且经常上班时间跑出去搓麻将,遭人匿名举报后,上头就把她调到总部任职,换骆芳顶替,也算是官升一级。

前店长和骆芳都属于国营书店的"正式工",除非自个儿卷起铺盖走人,一般的举报伤不了她们分毫。

听骆芳说,她原先在国营书店下属的磁带厂车间里制作磁带。后来磁带不流行,磁带厂关闭,她被分流到零售这块来。但她职性不改,时常拿着改刀修理读者来调换的破损磁带。当磁带重新在复读机里发声时,她会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成就感。

同前任相反,骆芳兢兢业业,时刻以提高销售为重。为改变店员积重难返的懒散状态,她严格考勤,还自拟了一套罚款制度,却被店内关系硬的角色投诉到总部去,上头派人下来调查,以罚款违反劳动法为由取缔。骆芳毫不气馁,想了很多提高销售的方法,如三环路以内免费送书,买书达多少金额送小礼品等,一年下来,书店销售额居然翻番,还被评为"先进集体"。奖金按人头平均分配下来,店员们照例吹毛求疵:我们现在拿得是毛毛雨,骆芳的年终奖才不晓得要拿几万。

其实人家骆芳也不靠几万块莫须有的年终奖吃饭,早就有人打听到,她老公是国税局的领导。普通公务员尚且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何况是富得流油的国税局。但骆芳从没提过老公,每天也是骑着一辆二手凤凰自行车来上班,没什么官太太的做派。

骆芳接手书店没几天,就找员工打温情牌巩固领导地位。

"你叫毛亮?"某天,她叫住我。"听说你住得很远,每天骑电瓶车上班冷不冷?"

"你说喃?"

她莞尔,紧接着问我多大年纪,有没有女朋友。

"要给我介绍?"我嬉皮笑脸。

"可以帮你留意一下。"

这时有同事跳出来戳穿道:"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还在那儿想精想怪"。

"是不是哦!看到好小。我还以为是刚毕业的学生娃娃。"

后来我结婚,文婷生孩子,骆芳都帮我出谋划策,看怎么能多休几天而不会扣工资,我挺感激她的,她却说这是店长的本份。

地皮子踩热了,骆芳着手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联系情感,喝茶、吃火锅、打麻将、外出散心,都组织过,但最常进行的还是K歌,几乎每月一次。普遍实行AA制,有时卖了积存的牛皮纸、烂纸箱和捆包绳也能贴补几个钱。大家甚至想了许多省钱妙招:每位店员都到一家经常光顾的KTV办理会员卡,以便获得会员生日月份包间费全免的优惠。我们店除了五月、十一月、十二月没人生日,一年倒有九次免费K歌的机会。千省万省,酒水不能省,公认不喝酒唱不出激情,KTV超市里的酒水一看就是抢劫爆发户的,我们便到外面超市买最便宜的红酒,利用女同事海量的大挎包夹带进包间。

一般早班由骆芳带队,晚班由卖场主任领衔,也可根据自身安排考虑换班。我是有家有口的人,一直都在骆芳队上,从下午四点唱到晚上八点半。

骆芳是其中的异类,始终如一的保持着领导干部的得体。最多不过是被同事们巧借名目,灌得一塌糊涂,拿起话筒咿咿呀呀的狂唱邓丽君。女鬼们利用书店放背景音乐的机会学了很多歌,更是翻来覆去的唱《香水有毒》、《伤不起》、《爱情买卖》、《月亮之上》,也不管会不会跑调,伤不伤人。实在唱得连自己都接受不了,便打着酒嗝不知羞的宣扬:发泄为主!发泄为主!也只有骆芳,执着地唱邓丽君,一首接一首,不怕被笑老古董。

唱得喉咙哭不起爹,喊不起娘的时候,就点《冰河时代》之类的劲爆舞曲蹦迪。钟大姐的三十二步广场舞,陈小弟的夜总会正宗蹦法,余大妈的忠字舞余韵,代大姐的迪斯科杂交成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舞种,还把我这个跳痴也拖进来调教,最后竟还长江后浪推前浪,被夸作天赋异禀。

升职希望破灭后,我郁闷回店。骆芳和同事们不断安慰我说国营企业都这样,没关系没门路想升职难如登天。其实能借调总部,骆芳也出力不少。公司领导打电话来了解我的情况时,她尽拣好听的说。临别还跟我开玩笑,说等我当上高层,别忘了提拔书店里的同事。有空的话多回来看看,哦,不叫看看,应该叫视察工作。

折戟沉沙后,虽然有他们的安慰,但还是心灰意懒,闷闷不乐,骆芳便自掏腰包组织大家去K歌,说是为我改善心情。她定的是星期五晚上八点半到凌晨两点包间,恰好文婷回娘家去了,我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下班后,骆芳亲赴超市买红酒,每人两瓶的量,有点骇人了,从前都是两瓶集体搞定,而且喝的时候又加饮料又加冰,瞧她的意思,是要喝个不醉不归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她心里也有结。

我问她:"搞得这么隆重,我咋个好意思?"

她回答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想醉,我也想醉,醉了才啥子事都不会去想。"

她喝得异常凶悍,谁敬就和谁干到底,甚至扔掉杯子,把整瓶酒径自插进嘴里,稀里哗啦胡灌。有同事看不下去了,夺过酒瓶劝道:"喝死了我们担不起责哈!"

"既然死了都要爱,为啥子我死了不能喝?"她犟嘴道,抢过话筒让人给她点《我只在乎你》,跑着调咿呀唱起来。

"上星期她请了三天假,不晓得做啥子去了。"梁锐凑到我耳边说。骆芳上班从不迟到请假。有次重感冒还带着点滴准时上班。她把点滴用招贴架撑起悬到办公桌边,自个儿给自个儿扎针,就皱了一下眉头,便象没事人一样埋头审核单据。店员都说她“神经不周正,为了点小钱连命都不要。"

"蹦迪,蹦迪!"骆芳拍手喊道:"点《冰河时代》!快点!"

蹦欢了,她干脆脱掉高跟鞋,迈上大理石茶几继续。本来她蹦得并不好,肆无忌惮起来,倒别有一番风味。我也不要脸不要命的蹦起来,蹦得天昏地暗后,两人随着掌声和呼哨同时栽到沙发里。

她压在我身上,如缺氧般喘息,渐渐平复后又闭目打盹。我也眯会儿,却无意间拂拭到一抹湿润,追溯到她的眼角,发现两行泪水流淌而出。就好象看到自己的泪,下意识地摸纸巾去擦。她意识到,挡开我的手,沉重起身,投到钟大姐的怀抱里唱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