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
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天下，又打了四年仗，结果刘邦赢了，建立了汉王朝。汉王朝建立后，基本上沿用了秦制，如刘邦自己称皇帝，实行三公九卿制，中央直属地区实行郡县制（诸侯封国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重体制）等。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汉王朝却摒弃了秦朝奉行的法家治国理论，崇尚黄老思想，实行无为政治，采取约法省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措施，积极发展生产，鼓励生育，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汉武帝，名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他即位后，没有躺在爷爷和父亲的功业上睡懒觉，而是以其雄才大略，继续深化改革，讲文治，修武功，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从而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
一
汉武帝的改革，涉及政治、吏治、军事、法制、财政等多个方面，内容很多，效果不一，但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的主要有统治思想的变革、用人制度的变革、军事制度的变革、监督制度的变革和财政经济制度的变革五个方面。
1.统治思想的变革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汉初崇尚黄老思想，实行无为政治，对于恢复战乱引发的创伤、稳定民心、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繁荣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增加和国力的增长，同时也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统治阶层都不再甘心“无为”，而是静极思动，想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的“新儒学”应运而生。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以研究《公羊传》知名于世。他的新儒学以孔孟学说为基础，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的精华，“王霸杂用”，颇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被汉武帝接受了。
世间事知易行难！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被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接受容易，但要被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各个阶层都接受，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用新儒学统一全国的思想，汉武帝“软硬兼施”，出了两个狠招，收效明显。
其中，“软”的一招是，树立崇尚儒学的用人导向。汉武帝先是任命尊崇儒学的窦婴为相，后来又任命田蚡为相，并任用数百名儒士为官，如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传》出名，不仅当了官，而且当上了大官--丞相，后来还被封了侯，这让天下读书人羡慕不已。在这种用人导向的激励下，读书人纷纷趋向学习儒学。
汉武帝采用的“硬”的一招是，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新儒学作为施政纲领，作为选用官员的重要标准，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其他各家学说则进行封杀，从而比较彻底地完成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同时也开启了儒学统治中国人思想的漫长历史，这段历史一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才算结束。
2.用人制度的变革
千秋大业在用人。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是汉武帝所有改革举措中最重大的改革，也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改革。
西汉前期，官员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军队，所谓“吏多军功”，“公卿皆武力功臣”；一个是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就是郎官，所谓“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这种选拔官员的渠道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为了打破这种局限，拓宽选官的视野和渠道，汉武帝建立并实行了三项制度：
（1）察举制。规定公卿和郡国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任务，明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制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察举孝廉，也就是孝子和廉吏；特科则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主要是察举贤良方正，也就是有才学者。董仲舒、公孙弘等就是特科的产物。
（2）征召制。就是由皇帝下诏，对社会贤达和隐逸之士进行直接聘任。
（3）太学养士制。就是在国家设立的大学中设“五经博士”①，“养天下之士”。具体做法是，由朝廷太常选拔18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受业，做博士弟子，郡国也可以挑选优秀青年经郡守及国相察选后输送到太学学习一年，经过考试，成绩优胜者或任郎官，或任文学掌故，或到郡国为吏。
除了以上三种选官的渠道外，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个新措，即“公车上书”，鼓励全国的官员和老百姓向朝廷建言献策，而朝廷则从他们的上书中考察才学识见，量才录用。这个“公车上书”没有门第、名望等条件限制，实际上是为那些才德兼备的寒门士子打开了一条“通天”之路。
3.军事制度的变革
纵观中国历史，在与外族的斗争中，被动防御的多，主动出击的少。而具有雄才大略、敢于开疆拓土的帝王更是凤毛麟角。屈指算来，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几个。开疆拓土，除了要有雄心壮志外，还必须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土地多是打出来的。
为了达到强军的目的，汉武帝进行了以下三项改革：
（1）着眼于维护中央帝国的权威，大力加强中央常备军建设，把“刀把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其主要措施是，从陇西六郡的良家子弟中选拔勇猛之士，组建期门、羽林两军，充实南军系统；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七校尉，设八校尉健全骑、射、步、车各个兵种，充实北军系统；增设城门校尉，加强京师守备军建设等。
（2）着眼于优化和扩大兵源，建立募兵制，改变过去单一的征兵制为征兵、募兵并行制。募兵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为了生计只有选择当兵；一个是内地的少数民族中的勇士，他们精于骑射，为了发挥特长也愿意选择当兵。募兵制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上的重大变革，算是开了军队国养、军人职业化的先河。
（3）着眼于保证军队给养，建立屯田制度。民以食为天，兵以粮为本。打仗，一方面打的是勇气，一方面打的是粮草。为了解决军粮供养问题，汉武帝建立了屯田制度，要求边地军队有仗打时打仗，没有仗打时种田产粮自给。这一举措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发动大规模拓边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同时也给后世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三国时的曹操、诸葛亮都借鉴了这项举措。
4.监督制度的变革
监督的源起很早，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监督的雏形，到秦朝时已比较完善。秦朝设立的“三公”中，御史大夫就是专管监督监察工作的。其时，御史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到各地巡察。这种方式虽有一定的效果，但也容易“走马观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废止了御史制度，实行刺史制度，取得了明显效果。分析起来，此监督制度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1）监督范围全覆盖。汉武帝把全国除京师周边的其他地区划分为十三个州，即冀、幽、并、兖、徐、青、扬、豫、荆、益、凉、交趾、朔方，每州设一刺史，负责对本州的豪强和官吏进行监察。
（2）监督内容简单明了。刺史的监督任务有六个，除第一个任务是监督豪强地主外，其余五个任务都是监督官吏奉职守法的情况。这六个任务可概括为“六看”，即一看豪强地主是否欺压百姓，二看官吏是否认真贯彻执行朝廷的典章制度，三看官吏是否公正执法，四看官吏是否公道选人，五看官吏是否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弟，六看官吏是否与豪强勾结。这六个任务看起来简单，但却很奏效，既防止了官吏和豪强违法乱纪，又防止了监督者干涉地方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