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
官场有时如牌场，有的人运气好，一抓就是一手好牌，不用费劲就能赢钱；有的人却运气背，一抓就是一手臭牌，结果是费尽心机也打不赢。
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就属于前者，他本事不怎么样，但运气确实很好。好在哪里呢？其一，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祖父曾在西魏担任柱国大将军，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他的父亲也曾在北周当大官。李渊从小就沾了他们的光，袭封唐国公，隋朝末年时任太原留守。
其二，他有一个好儿子，即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凭着超群的谋略和才干，先是劝说李渊认清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的形势，抓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机遇，打着“护隋”的旗号，一举占领长安，建立唐朝，让李渊“坐上”了皇帝位。接着又用七年时间，率领手下的一批精兵猛将，打败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全国，让李渊“坐稳”了皇帝位。
遗憾的是，李渊在坐稳皇帝位后，不搞任人唯贤，而是论资排辈，把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这下李世民不服气了，于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了李建成等人。此后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登上皇位。
李世民，唐朝的第二代皇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在位二十三年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贞观盛世”。
一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想得最多、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享国久长”。因为在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了几十个政权，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等，没有哪一个能“享国久长”，尤其是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促使李世民不得不深入思考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寻找一个维系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而这个根本之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字--安。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与长孙无忌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太宗曾经对长孙无忌说：
“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
这段话很短，只有八十多个字，但内涵很丰富，充分体现了唐太宗执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以及最终取得的执政成效。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
首先，在执政的基本理念上，唐太宗充分汲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没有像他那样给自己定一个“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的目标，一上台便急于威加四海；而是采纳魏征的意见，“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沿用了“文景之治”的老办法，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其次，在执政方法上，唐太宗也没有听从别人的主意，搞“威权独运”，而是“进善人，共成政道”（《新唐书·褚遂良传》）。
最后，在执政成效上，唐太宗也取得了与隋炀帝截然不同的效果。隋炀帝原本想通过耀兵振武，称霸四方，结果弄得民叛国亡。唐太宗则恰恰相反，通过偃兵息武，大力发展经济，优惠民生，最终和平崛起，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富强之国，引得“万国来朝”，四海臣服。这是何等的高明啊！
从具体措施上看，唐太宗的高明主要体现在决策、执政成本、军事控制等六个方面。
1.决策高明，既扩大了民主，又强化了中央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一直是一对矛盾。如果皇权太集中，相权就会太小，皇帝便容易陷入“具体事物”的汪洋大海中，累死自己；而如果皇权太小，相权过大，皇帝则容易被架空。
汉武帝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实行了中外朝制度①，一方面以自己为中心，把尚书、中书、侍中等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决策系统，称为中朝；一方面以丞相为首，形成一个政务执行系统。这样，便把决策权牢牢地抓到了自己手里，使皇帝成了真正的“马夫”，丞相成了真正的“马”。马夫的鞭子指向哪儿，马便跑向哪儿。后来隋文帝为了加强皇权，抑制相权，干脆实行三省六部制，把相权一分为三，由原来的一个丞相变成了三个丞相，使之相互牵扯制约，自己居中协调，从而掌控全局。
唐太宗则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设了个专供丞相议政的“政事堂”，将一些品秩不高的官员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名义，吸收进“政事堂”参与军国大事的讨论。这些人虽然不是三省的最高长官，但因为具有与丞相一样的发言权、建议权，实际上也相当于丞相。唐太宗的这种做法就等于把三个丞相变成若干个丞相，以至于相权进一步分散，民主进一步扩大，更有利于集思广益，也更有利于皇帝掌控朝政。
2.执政成本控制上高明，既减少了财政开支，又提高了行政效率
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执政，都存在一个执政成本问题。这个成本主要是指维系执政机器运转的一切费用。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看，执政成本的高低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政权的盛衰，能看出当时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
大凡一个政权刚刚诞生，其执政队伍一般很精干，执政成本较低，执政效率也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越来越多，官吏越来越多，甚至会出现“十羊九牧”的局面，财政收入主要用来养官、养兵，而对于社会民生，则很难兼顾，最终会形成恶性链条，即为了维持政权的运转，不得不多派苛捐杂税，加强老百姓的负担，而老百姓到了难以负担时，便不得不起来反抗，甚至推翻这个政权。
唐太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便采取了两条措施：
（1）实行州县合并，扩大州县的管辖范围，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机构。
（2）裁减官员。唐太宗认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唐太宗加大了官员的裁减力度，仅内官数就比隋朝减少了四分之三，确实改变了当时“民少吏多”的局面，既减轻了财政负担，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提高了行政效率。
3.军队控制上高明，既提高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又防止了地方割据
政权是靠枪杆子和刀把子取得的，同样也需要靠枪杆子和刀把子来维护，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故历朝历代的改革，只要是稍为深彻一点的，都难免会涉及军制的变革与完善。
唐王朝建立后，仍然沿用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在中央重建了十六卫，在关中置十二军，每军统辖一道，每道设骠骑府和车骑府。与过去的兵制相比，这个府兵制主要有两大好处：其一是增强了中央（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力，其二是兵农合一，减轻了朝廷养兵的负担。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通过变更名号，降低了府级军官的地位。公元636年，唐太宗下令将掌管军队的机构改为折冲府，统军改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这一改，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把张三更名为李四一样，实际上则大有玄机！这个玄机在哪里呢？原来自秦汉至隋朝，统兵的长官级别都很高，均由中央级的郎将（隋朝的统军称为鹰扬郎将）担任。现在唐太宗把他们改为都尉，便是把他们的级别由中央级降到了郡县一级，“调皮捣蛋”的力量无形中减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