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绝望的时候，一个同班同学介绍了一位资深的中医给我，说是一位世间奇医，师承过许多名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也只好试试看。
他的年纪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老，40岁左右，姓老。他身材瘦小，面容和蔼，眼睛深邃却并不看我，而是东张西望。等我坐下后，他叫我伸手我就伸手，叫我伸舌我就伸舌。他说：“你这叫血虚生风，中医叫‘音痱症’。”说完龙飞凤舞地在处方上写了一通，交给我，说：“一副药煎一次，趁热喝。”
看病的时间加起来不到5分钟，他也没有看我的咽喉，也没有多问。我疑惑地拿起处方，看着上面写的十几种药发愣。方子上大多数的药材我都认识，这些药能治好我的病？我甚是怀疑。不过既然方子开了，就取药试试吧。
回到宿舍，我就把药煎了。过了约半小时，药煎好了。我将药倒到碗里，依老医生的嘱咐趁热一点一点喝。那药有点苦涩，经过喉咙的时候有一阵发热般的烧灼感，但我还是坚持喝，一直喝了10分钟才喝完。大约又过了20分钟，我起身去倒药渣，开了门见到一个好友。他问我：“好些了吗？”我糊里糊涂无意识地说：“还没有。”回身关上门。
忽然意识到我刚才讲的话，我重复了一遍：“还没有。”我可以发声了，真是神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此我再不敢小看中医了。“中国几千年的医学历史是人类的财富”这句话我听得多了，但“博大精深”却是第一次印在了我的心底，确立了她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
一星期后，我的病完全好了。老先生说我这是急性焦虑的反应。后来，我拜老先生为师。
现在，我用的许多良方都是出自这位老师之手。在临床上既好用又方便，在此甚是感激。
大学时，大家都不太懂什么是心理障碍，实际上那时我们身边经常能见到，只是当初不了解罢了。我们大学同班有个同学，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三秒”。
他来自部队家庭。大一的时候，他有个怪癖，不管课间他去没去过厕所，只要上课铃一响，三秒之内，他就要求上厕所。
上课的老师不理解，以为他故意捉弄作怪，多次反映到校长那里。学校派了专人做他的思想工作，结果毫无作用。学校给他警告他认了，给他处分他接了，可他就是没有办法不去厕所。
我当时作为班干部，私下和他平心静气谈了很久，他才说出了实情。
他父母从小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几乎是按部队的要求去做。比如按时起床、按时进餐、按时回家、按时完成作业、按时上床睡觉等，一点点做不到就必将受到处罚。
读中小学时，他很少同人交往，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初到大学，极不适应环境，见到人就很紧张，无法控制，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和人相处。
他说他最怕上课前那一段时间，总担心上课铃响。上课铃一响，头脑中就会闪现出一个暗示：打起精神，集中注意力。然后，他就会无故紧张，手心及后背出汗，膀胱发胀，想小便。如果这个意志不能如愿，那么他整天都会心慌胸闷，小腹不适。虽然他知道自己去了厕所也没意义，但仍然不能控制。
我将他的这些情况如实反映给了学校，使他获得了全校有史以来，也是唯一的一张上课时小便的“通行证”。
那时还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他的病一直拖一直拖，让他很痛苦。
科学就是科学，虽说有的科学结论将来有可能被推翻，但很多东西我们都应该以科学为准。我们习惯于认可新事物，特别是以数据为主导的科学，而对经验科学总会抱有怀疑的态度，以致对许多传统的经验科学产生不信任，甚至排斥。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国正处在一个飞跃发展的时代，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经验正在淡化，这让我深感遗憾，因为传统文化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敢闯敢干，努力创业
大三的时候，我的生活费提高到了每月50块，但对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的交际广了，活动多了，物价也涨了。
那时还没有“兼职”、“炒股”这类名词，“找点钱”就是最通俗的讲法。
那时，我们学了针灸、推拿这两个科目，刚刚进行了实习。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出去用针灸治病找钱！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我的舍友钢。
钢说：“你敢我们就去吧！试试不行就回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按书上的要求，结合实习中学到的一些知识，互相在对方身上扎针，拿对方的身体做按摩练习，用亲身体会来增进自己的技能。
这样练习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借了一辆三轮车，拉上桌子、椅子，带上针灸按摩用具，上街去做“郎中”了。
我们还做了一面旗帜，写着“推拿按摩”。
在市区的一个广场，我们找了个稍显僻静的角落。一餐厅正好在旁边，只要到餐厅吃饭，就必须经过我们摆摊的地方。我确信那是个好地方。
我们将桌子摆开，摆上用具，穿上白大褂。那时我留了胡子，显得成熟而有经验。我大方地往椅子上一坐，等着人来。
第一次面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群，我有些紧张。有人走上前来，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的旗帜、用具，打量着我们，时不时还会转过身咯咯笑几声。我记不清自己当时的表情怎样，但尴尬的心情却难以掩饰。我和钢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围着我们转了几圈，然后问我们是哪里的，为什么在这里开诊，都治些什么病。听说是中医学院的，他似乎放心了许多。
他说他肩膀痛已经两年了，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让我给他看看。
我打起十二分精神，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确定是肩周炎，并将这个病的病因、病机及症状解释给他听。他很高兴，说从来没有医生讲得这么清楚，提出要我给他按摩试试。
按摩的时候倒没什么问题，等真要为他针灸治病时，我还确实有点怕。第一针扎在肩井穴上，由于不敢用劲，那针没扎进皮下，他动了一下手，针一下歪了，吊在皮上晃动。幸好钢发现后马上进行了矫正。
半小时后完成了治疗。他走的时候留下了2块钱在桌子上。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在医院看一次病的诊金也就是1毛钱，扎一针一般是2毛钱。这证明我们比医院赚得还多。
那天收获颇丰，我们一共赚了18块钱。这可不得了。记得那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收入只有56块，也就是说一天才两块不到。如果按我们的收入，一个月不是有200多块钱了吗？
这个数字太有吸引力了，因此我们周末都定时定点摆摊，做起了“江湖医生”。
现在的机会比以前多多了。青年人应该努力开发潜能，为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尽可能多了解社会，汲取人生经验，为将来筑石铺路。不害怕失败，不害怕挫折，你就会离成功更近一些。
抓住机遇，坚定信念
不少人曾问我：你是怎么想到做心理医生的？
可以说我做心理医生是自愿的、偶然的，也是必然的。1987年我入医院参加工作。当时我对中医兴趣不高，总想放弃，但有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8年秋，我见到了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叫娟，一位30岁不到的妇女，住在我管的病床上。
她的主要症状是心慌心跳、胸闷气短、咽喉梗阻。做心电图，提示：可疑心肌劳损。胸片、化验单全无异常。耳鼻喉科检查：慢性咽喉炎。当时就是围绕上述两个诊断进行治疗的。
住院治疗了两周，中药、西药都服用过了，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她总是说：“甘医生，我什么时候才会好啊？我不会一辈子住这里吧？怎么办呢？”
听了这样的话，作为医生心里都会不快。但我理解她的心情，安慰道：“快了！快了！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药了。”
一天晚上，我巡查病房，在那个病房逗留了半小时，并不是看病，而是和她吹牛，讲笑话。等我走出病房的时候，她说：“唉！都是那个衰佬搞的事！”
我转过身问：“你说谁？”
她说：“老公喽！”
我问：“什么事？”
她回答：“勾女！”
全房的人都笑了！而我没笑。
回到办公室，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我大学时的那几次不愉快的体验。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莫非是心理疾病？
我翻查了内科所有的疾病，却没有找到答案。第二天我详细询问了她产生这个病的原因。我认为她是因为精神刺激而引发的疾病。于是，我跑图书馆翻看《精神病学》，终于找到有关这个病的描述。原来这就是焦虑症。
造成病人久治不愈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体制形成的漏洞。
在校医科学生一般只注重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生物医学的知识，而唯独不重视精神学科的疾病。 就是说普通医院的医生一般不了解精神心理疾病。这就使许多医务工作者陷入对人体系统缺乏全面了解的困境。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而在医学领域却是“隔科如隔山”，医务工作者对精神心理疾病缺乏了解或认识不深，从而形成了一个知识断裂带。
据资料显示，欧美等发达国家中的内科医生，对心理疾病的识别率大约为17%37%，而上海的内科医生对心理疾病的识别率只有5%7%。
后来，我在临床各科中发现了很多的这类心理疾病患者。我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劝导，结果非常理想。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认定这是当今医学领域中的盲点，于是提出申请，要求进修医学心理学。就这样，1993年我被正式派到广州中山医大附属三院心理科进修。
心理科的老主任、著名的赵耕源教授，黄铎香教授，张亚哲教授和张晋培主任都是我的指导老师。
现在，回首16年的心理咨询历程，感慨颇多。
1994年4月1日是中山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心理咨询”的日子。虽然没有任何仪式，但这毕竟是中山市首个心理咨询室，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起来的，我心中自有一种创业的喜悦。
我想牌子一挂，求医者就会蜂拥而至。事实是，牌子挂了10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
我站在门口，看着一群群人走过，不时有人议论，甚至掩嘴而笑。
有医院的同事问：“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摆到医院里面来了？”
“这是看病还是谈心？”
“我今天好闷啊，你和我聊聊啦？”
“哇！你的日子就好过了，病也不用看，就和人谈话，多舒服啊！”
我再抬头看那块小小的牌子，思潮起伏，心里特难过。怎么也想不通这小小一块牌子，究竟为什么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反感。
好在当时医院搞三级甲等评定工作，我的心理咨询算点分，领导们没有放弃。如若不然，那牌子可能就会被摘了。
我三番五次跑领导办公室，说一定有前途，保证做好。这样，在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在四楼的大厅隔了一间房做独立的心理咨询室。
然而，依然没有什么人来咨询。
从事心理咨询的头几年，几乎是“拍苍蝇”、“坐冷板凳”，我曾想到放弃。然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件事影响了我。
1996年，我们农工党一行十几人到一个偏僻的乡镇义诊。摆了七八张桌子，我的位置在最靠左边的大榕树下。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相信在那个偏僻的农村会有人来看心理咨询。
上午9点开始，每个专科都是门庭若市，只有我这儿冷冷清清的。
村书记可能是可怜我，上前来和我搭讪，问我看什么病。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想了想只好说：“给那种有手有脚，但又不能做事的人看病。”
他挺疑惑的，说：“有手有脚还不能做事？”然后就走开了。
11点，他回来了，说：“我们村里是有一个有手有脚但不能做事的人。”
我马上请他带我去。
村里有一条小河，老远就看见一个人蹲在河边吸烟。他正是村书记说的那个人，20多岁了，除了不能做事和寡言少语之外，一切都能自理。
我向他的家人详细询问了患者的病情，仔细看过后，确定他是轻度精神病患者。于是嘱咐他的家人带他上医院找我，我会帮他安排治疗，并告诉他们，病人经过治疗后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他的家人非常高兴。
正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位口中没几个牙的阿婆出声了：“这也算病啊！那我们家也有一个！”
于是我们又转到她家。她说她儿子只有19岁，以前在佛山打工，被老板狠狠骂了一顿后，回家就整天说想死。我确定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这时候，书记明白了，他叫来胖胖的妇女主任：“还有什么人家有？全部找出来。”
那一天，在一个400多人的普通村落中，我一共找出了17个心理疾病患者。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内心高兴，却直想哭。我想在一个这样的农村就有高达45%的人患心理病，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会有多少呢？
这也从侧面说明，我们心理咨询室并非没有病人，而是广大群众对心理疾病缺乏认识，不知如何投医。
回院后，我开始思考。我知道再这样等下去也没有用，大家不会明白。
有什么办法能让患者知道心理咨询是干什么的？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如何引导患者到心理咨询门诊来？
经过细致考虑，最后我定了五条：
▲失眠症
▲神经衰弱
▲焦虑抑郁
▲精神障碍
▲疑难怪病
于是，我把鲜艳的五排红绿色字贴在了咨询室门口的玻璃窗上。在人们对心理疾病还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这已是最好的宣传了。
经过一番努力，心理咨询逐渐开展起来。
1998年，我对收集到的1680位有完整记录的个案进行分析，发现来看心理咨询最多的不是失眠，也不是神经衰弱，而是“疑难怪病”，它占到就诊者的35%以上。
因为大众不了解什么是心理疾病，所以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医不好的病都叫做“疑难怪病”。可见，用“疑难怪病”来引导心理疾病患者前来就诊，在当时是非常适合的。
16年来，我们的心理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10多人，有500多平方米的面积，有多种心理测量和心理治疗项目，每天接诊达到150人次的机构了。
这是坚定信念的结果。
在心理门诊，有些前来咨询的朋友心态浮躁，没有耐心，工作刚开个头就认为没前途，放弃了又找，找到了又放弃，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却一事无成。所以我奉劝有这种思想的人，一定要把握机会，抓住机会了还要有信心，有耐心。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坚持就能胜利！
【附录】
读者心得分享
如今，工作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心理疾病逐渐蔓延开来，祸及人群也越来越广，但我希望人们都能从《心病谁没有》中获得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助益。
我附上一些读者所分享的心得作为结尾，愿心理疾病患者，或患者家属，或想对心理疾病有更深了解的人，能够改变观念，打开心结，快乐做人！
心病心药治 心钥解心结
中华医学会中山市分会秘书长 黄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