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的同时，增派军舰入侵长江，伺机入侵内地。横行在镇江江面的日舰最多时达34艘。1932年2月14日，泊驻镇江江面的望月号驱逐舰有3名士兵登岸购物。在小招商局码头被数百名群众围攻唾骂，几名怒不可遏的群众还打了这3名日本兵，虽有数名警察上前阻止，但无法驱散愤怒的人群，直到公安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才将人群驱散。公安局长及督察长亲自送这3名士兵上船，并向日方道歉。日方无理扣留我公安局长等人，还向江苏省政府提出8条无理要求，其中包括严惩凶犯、赔偿损失、处分军警长官、取缔报纸中有伤“中日感情”的文字及排日传单等。此事吓坏了国民党当局，南京政府外交部及江苏省政府又是道歉，又是赔款，还给受了日方污辱的公安局长以记大过处分，并答应不许人民群众写反日文章，喊反日口号。国民党当局的卖国嘴脸又一次充分大暴露。因为政府的投降退让态度，致使日舰在镇江江面上有恃无恐，横冲直撞03月16日，4艘日舰在江面并列横行，撞翻民船30多只，使34人落水。
四、反帝大同盟小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省镇中历史教师张大东和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还在学生中举办“日本问题”讲座，介绍日本国内情况及其侵略野心，得到进步学生的尊敬，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1932年5月，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戴曙光（中共党员，张大东的同乡）到镇物色并发展盟员。戴曙光接触到张大东周围这批进步同学，经过交流，大家都同意组织起来共同抗日。
在戴曙光的组织下，反帝大同盟小组在镇江中学成立，成员有张大东、陈训、陈铭德、陈燮生、庄寿慈、李澜波、吴瑶华等10多人。
其中陈训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参加过1928年如皋县的
“五一”农民暴动，后因党组织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九一八事变后陈训和中共镇江县委接上了关系，反帝同盟小组通过他得到了中共镇江县委的领导。县委组织他们阅读党的报刊，研究马列主义。陈燮声曾在省镇中校刊上发表一篇《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文章，介绍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争当校刊、壁报、图书室的编辑和干事，掌握校内的宣传工具，撰写抗日救国和抨击腐败政治的短文。学校经常出现各种革命标语和传单。这些革命行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惊恐，结果开除了陈铭德，给庄寿慈、尹钟瑾以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来，随着中共镇江县委的被破坏，他们失去了党的领导，反帝大同盟小组随之逐步停止活动。
（第三节刘煜生事件
1932年7月26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逮捕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并不顾各方的反对与谴责，悍然于次年初加以杀害。这不仅是轰动镇江的一件大事，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刘煜生，祖籍江西，1924年在镇江开办《江声日报》馆。报纸对镇江农民的悲惨遭遇曾给予同情。1930年，永济州农民因欠焦山寺院租米，有4人被镇江县政府逮捕。刘煜生曾写文章给予抨击，还请全国著名律师张迈弹劾镇江县长张鹏。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刘煜生更是积极宣传抗日，发动镇江各界100多个团体组成百人赴京请愿团，被公推为团长，于1931年12月13日率团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绝交，要求蒋介石践行诺言，北上抗日。刘煜生的言行，刺痛了当局的神经，遭到当局的嫉恨。1932年5月28日，他抱着“要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改《江声日报》的副刊《呼声》为《铁犁》。恰好这时刘煜生又掌握了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騄吸食鸦片的内情。《铁犁》只出了20余天就被迫停刊。江苏省政府抓住《铁犁》中刊载的《当》《下司须知》《边声》《端午节》等几篇文章的内容大做文章，说是“描写贫民及劳工生活，有鼓动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有共产口吻”，是“共产党宣言”等等。反动当局据此给刘煜生加上“意图颠覆政府，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悍然查封《江声日报》，逮捕刘煜生及文章作者于在宽等人。刘煜生被捕后，镇江报界同仁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刘煜生无罪，请予释放。”接着，上海、南京、北平（北京）等地的新闻记者和律师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文章，抗议并抨击江苏省政府非法逮捕报人的行为。连国民政府的监察院也派人来镇江调查并向行政院弹劾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认为逮捕拘禁刘煜生是违法行为。顾祝同不顾国人谴责，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于1933年1月21日在镇江将刘枪杀。
刘煜生遇害后，当年2月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遇害事件在上海召开大会，主席宋庆龄在会上号召全国新闻界罢工一天，以抗议政府的暴行。副主席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谴责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民政厅长赵启騄蹂躏人权”的宣言。鲁迅将2月2日报道上述内容的《申报》，亲笔记上日期，一直保存在身边（此张报纸现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
1934年1月21日，江苏省会新闻界为刘煜生公祭，南京、上海各地新闻界人士纷纷前来参加，大家公认刘煜生“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是又一个邵飘萍、林白水（邵、林均为我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因揭露北洋军阀腐败误国，1924年被北洋军阀张宗昌杀害）。
（第四节一二九运动后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步伐。1935年6月初，通过“何梅协定”（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间签订的协定），迫使南京政府中央军撤出平津和华北。紧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促使“华北特殊化”。
眼看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5年12月9日，他们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多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挥舞皮鞭、枪柄、木棍驱散游行队伍。学生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
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全国合作，团结抗日。一二九运动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蒋介石集团对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回答是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实行更加穷凶极恶的镇压。他们把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叫做“危害国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按：即爱国有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於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拒……”。1935年前后，在镇江国民党的特务与密探，已渗人工厂和学校，严密监视工人、学生的言论和活动。这一切都阻挡不住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更挡不住镇江青年抗日的爱国热情。
在镇江，爱国青年学生秘密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探讨真理，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杨祖彤和杨瑞年分别组织的读书会。
杨祖彤是镇江师范学校的学生。1935年，她与校内8名有爱国进步思想的同学组成一个读书会，通过在上海知识出版社工作的童常，得到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以及其他进步刊物秘密传阅，交流心得。他们在校内办了刊物，宣传抗日，号召同学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他们宣传抗日无罪，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抨击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宣扬的所谓“读书救国论”。年底，杨祖彤被捕，她在敌人面前毫无畏惧，理直气壮地说：“我宣传抗日是爱国，是为了救国。抗日无罪！救国无罪！”校长出面在江苏省党部特务室将她保出。杨祖彤回校后，看到上海学生因支援北平一二九运动有人被捕的消息时，立即贴标语，出墙报，反对政府逮捕爱国学生，并筹划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未及实施再次被捕入狱，经家长花钱疏通才再次保释出狱。
杨瑞年是镇江人，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到一二九运动的教育，就向往共产党。从苏州女师毕业后，在镇江私立达仁小学教书时，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经常以结伴郊游为名，去南郊竹林寺、招隐寺等处的树林里阅读、研讨进步书刊，研究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春，读书会的大多数成员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了肉体和精神折磨，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被放出。
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奔向抗日前线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杨瑞年及其弟弟杨华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中，姐弟二人先后被国民党杀害。读书会另一成员刘海燕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确山战斗。
一二九运动的冲击波，同样推动丹阳新一代青年人的觉醒。
许多青年争先恐后阅读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自发组织各种文艺和读书社团，开展学习和宣传活动，传播抗日爱国思想。丹阳县中、正则女子学校、白云小学等校的教师，在青年教师张绍祖、乔剑秋、庄启东带领下分别组织了蜜蜂文艺社、现实文艺社和求知读书会等进步社团，传阅研读《大众哲学》《辩证睢物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和《大众生活》《永生》《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流》《光明》等进步书刊。他们利用地方报纸副刊出版带抗日色彩的文艺期刊。进步青年任迈、彭炎、丁允明、乔雪初等组织了启智读书会和巨流文艺社，并集资在县城双井巷开设书报杂志供应社，供应进步书刊，联络和团结了一批店员、学徒、学生和教育界人士。他们还用书法、漫画等文艺作品在相伯图书馆（原名丹阳县图书馆。1936年爱国老人马相伯将其乐善堂8700册图书捐赠县图书馆，遂改名）。举办展览，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控诉日军侵略暴行，谴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教育界和商界的进步社团还在公园内联合创办图书馆，组织青年大唱《五月的鲜花》《热血》《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等爱国救亡歌曲。
在丹阳抗日救亡运动中，回乡学生和外地来丹阳的知识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天津因参加学联活动而被迫离校的南开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倪天铎，就以亲身经历介绍一二九运动在天津的情况和南开大学以读书会形式团结教育青年的经验，对推动丹阳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