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阳、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经过1930年改组和整顿的丹阳县委于1931年1月决定在胡家桥地区组织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消灭驻在解家村祠堂平日里为非作歹的保安队，镇压屡次向敌人告密的反动地主朱步清。他们在前艾庙附近的一个祠堂里聚集，进行思想发动，组织军事训练。1月8日晚，雨雪交加，乘敌人警戒松懈，县委书记颜辉集中武装，以10多名党员为骨干，带领300多名农民，从大泊贺家庙出发，分多路直奔解家村祠堂。几个农民翻入祠堂院内，打开大门，暴动队伍冲了进去，吼声震天。吓得保安队的警察四散逃遁。在这次暴动中打死两名警察，缴获两支驳壳枪，烧毁了祠堂部分建筑。接着，暴动队伍奔向朱家岗捉拿朱步清。朱步清得到消息已事先逃走。愤怒的农民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屋。虽然里庄桥第二次暴动取得一些局部成果，但暴动之后，反动当局立即调集大批军警前往镇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丹阳县委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县委书记已无法在丹阳坚持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得到胡家桥家农民暴动失败的消息后，改派颜辉去常熟任县委书记。临行前，颜辉在陵口留墅小学召集郦琴、束汉鼎等几名党员开会，布置他们暂时隐蔽。改以灰色面目进行活动，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他还将百余件党的机密文件交给可靠农民颜金生，嘱他妥为保存、设法转交党组织。颜辉去常熟后，不久即被敌人杀害。
颜辉离任后，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暂在省委工作的张我华为丹阳县委书记，命他和县委委员姚润生一同返回丹阳。重整党的组织，继续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冒着被敌人搜捕的危险。迅速回到丹阳，以导墅区大坝头村党的积极分子蔡肇鸿家为秘密活动点。1月25日，他们在蔡家召开会议，传达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讨论行动方针。会议开了一天，被敌人察觉。26日傍晚，天气阴沉，县、区保安警察五六十人荷枪实弹把蔡宅包围起来。屋内同志发现情况，立即停止会议，布置突围。双方枪战一个小时后。敌人仍冲不进屋，就在房屋四周堆起柴草，浇上火油烧屋。火势凶险，同志们拼死突围。张月朝、蔡肇鸿等人越墙突围脱险。景小南中弹掉人火海牺牲。张我华弹尽后跳楼落人敌手。姚润生、于和林、王贵生、蒋土生、缪孝寄等人被捕。敌人酷刑逼供，他们临死不屈。蒋土生被活活打死在狱中。其余5人除缪孝莴被判无期徒刑外，全部于当年6月21日被杀害在镇江北固山下。
一个月内经过第二次胡家桥暴动和大坝头事件，丹阳党组织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有7个支部被迫停止活动，100多名同志分散外出隐蔽，与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5月，省委任命宋子滨为丹阳县委书记。宋到职后，因语言不通，加之环境险恶，已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即调离丹阳。自此以后，丹阳白色恐怖愈加严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过艰苦努力，至1929年底已有7个区委、24个支部、300多名党员的中共丹阳县委，由于“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致使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团组织均被迫停止活动，直到抗日战争前，中共丹阳县委也未能得到恢复。
在镇江城区，自1929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迁来镇江后，反动统治不断强化。为了加强省会治安管理，1929年4月组建了省会公安局。1930年开始，省会公安局实行每户一证的“居住证制度”
作为居住、迁移的凭证，以控制人民群众的行动。1934年2月，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又通过《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章程》，同年11月。开始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空间。1930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务室建立后。其人员配备及活动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统一领导。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镇江县党部增设特务员，同时又建省特务室镇江办事处。后更名为镇江实验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们跟踪、追捕共产党人，诱使意志薄弱者变节自首，充当其爪牙和鹰犬。他们控制工会，镇压工人罢工，建立特务外围组织，争夺和瓦解革命青年。国民党各级特务组织横行镇江，到处搜捕革命者，破坏党的各级组织。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镇江县委多次遭受破坏。1928年7月29日。在县委成立后的第25天，来镇工作的省委交通员一下火车就遭到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供出镇江党组织的负责人。国民党军警当即搜查镇江总工会和县委书记闵春华的住宅，通缉闵春华和管文蔚。闵春华被迫离镇赴沪。至年底县委书记先后由刘治昌、袁世钊、陆钧担任。半年时间换了4任县委书记。
1930年1月。省委派鲍躬义来镇接替陆钧的职务。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4月20日，镇江的党、团、工会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准备“镇江暴动”。6月14日，县委军事干部陈小三子（陈一亭）
被捕。严刑逼供下真真假假供出一批人员名单，后虽矢口否认，公安局已大肆捕人，县委主要干部被迫离镇，有25人受牵连被捕。
镇江党组织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破坏。7月15日，鲍躬义调任武进县委书记。9月14日，省委又派曾任上海法南区委书记王峰亚（王玉如）任镇江县委书记，后又派丁志仪接替王峰亚。1931年初，省委派在丹阳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杨××（一说：小方）负责镇江党的工作，当年夏，又调曾任无锡县委书记的吴国治来镇工作，时隔不久，吴国治在镇江遇到无锡党组织内的叛徒，吴连夜离镇赴沪。
秋冬，省委再派宋鸿才（子滨）来镇担任县委书记，没有几天。宋又碰到家乡盐阜地区一个政治上可疑的人，宋随即离开镇江。从1930年7月至1931年秋冬，一年多的时间内，县委负责人频繁更换，革命斗争开展不起来，革命形势日趋低落。1932年4月。省委派时正（又名：时守方；化名：赵春、赵亚东）来镇任镇江县委书记，以拉黄包车为掩护。时正是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室汤涤非的亲戚。
1933年4月，汤涤非到镇江，将时正诱捕，逼其自首叛变，致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人被捕，镇江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
（第六节共产党人在狱中的英勇斗争
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在江苏，国民党调用大批军警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杀害。
国民党反动政府杀气腾腾地公布了所谓《反革命治罪法》和《各省临时军法会审处组织大纲》。1930年11月26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镇江成立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实际上决定的时间还要早些），对从江苏各地被捕押解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非法刑讯、监禁和残酷迫害，直至绝大部分被杀害。从此，镇江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迫害江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重要地区。
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省党部、高等法院、民政厅、清乡督办公署（后改为省保安处）共同组成，省政府派一人担任会审处处长兼审判长，其他各单位派一人任审判员。
会审处处长兼审判长叫钱家骧，常州市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专业，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金山、青浦两县县长、江苏省政府科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当时全省送到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的所谓政治犯，主要寄押在江苏省保安处所属的镇江县监狱（现三五九医院所在地），还寄押一部分于城隍庙镇江警察局二中队驻地（现凤凰岭饭店）和麒麟巷侦缉队驻地。镇江县监狱是清王朝时留下的旧式监狱，三面是墙，一面围以木栅栏对着院子，一年四季风沙雨雪都能打进去。由于当时被捕人员太多，犯人一个挨一个睡在地上，人多时连翻身都有困难，牢中虱子、跳蚤横行，夏天苍蝇、蚊虫乱飞。狱中每天吃两顿饭，都是发霉的掺沙子的米饭，喝的是只有几片菜叶的盐水汤，每顿每人只准盛一次饭，因吃不饱，营养不良。个个骨瘦如柴，加上不断逼供审讯，疾病流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许多人被活活折磨而死。1933年伤寒病流行，狱中只得将病人转移到别处，其他一概不管。那时每天都有因病死去的难友。
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这个掩人耳目的名义上的审判机构。完全是出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此所谓的军法会审处根本不按法律程序依法审判。各县反动当局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后，以酷刑逼供。制造假证，立成卷宗，即将被捕人员送交军法会审处。军法会审处一般即指定人阅卷，由6人会审，既不开庭审问也不核对事实，更不允许“犯人”申辩，就凭卷宗材料定罪判刑。然后，拟就判决书，经审判长审阅盖章后送省政府复核，核准后交由军法会审处执行。为了残酷镇压革命，军法会审处滥施死刑。草菅人命，对有些证据不足的被捕同志即使不杀，也从重判处。如中共镇江县委军事干部陈小三子、无政府主义者马达原判徒刑5年。从苏州解来镇江后，均从重改判。陈小三子改判20年徒刑。在海门监狱执行时，受尽折磨致死。当时，一般是每星期二、五省政府开会讨论，星期三、六枪决犯人。枪毙人的当天，推迟放风时间，警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一片紧张气氛。看守打开号子的门高喊某人出来，然后是一阵镣铐着地的声音，伴随着口号的声音。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如果在北固山附近，在狱中还可以听到刑场上隐约传来的枪声。茅珵当年在狱中写的《庭讯口占别诸友》一诗，便充分表达了身陷人间魔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尚精神。诗曰：
病困江南一楚囚，死生度外更无愁；
寸心耿耿清秋月，临别从容待断头！
中共江苏省委曾派人积极活动，设法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未能奏效，于是指示狱中人员设法越狱。狱中组织了特别支部。动员和组织各组做好充分准备，于1931年2月17日（正月初一）午夜统一行动。由于看守人员监视严密，越狱十分困难。刘季平等人被关押的麒麟巷监狱的看管较松，事先通过关系请人设法送来一把钢锉。刘季平等人都把脚镣链环锉开了缺口，为越狱行走做好准备。这年春节这天晚上，刘季平等5人乘狱警都到另一处房间里吃喝时，迅速逃出监狱。这一举动，迅速被狱警发现，即予追捕。其中4人均被追回，只有刘季平在翻墙后掉入阴沟，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他一口气跑到镇江南郊竹林寺。第二天再跑到渣泽火车站，乘上次火车到上海真如，终于逃出军法会审处这个人间魔窟。
疾风知劲草。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凭着一副铮铮铁骨、一身浩然正气，在敌人的种种阴谋、酷刑和屠刀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监狱斗争中得到升华，浩然正气永照丹青。
1931年6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兼省委外县工委委员、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奉省委指示，与妻子一起由上海赴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在火车上被特务盯住，他们中途于镇江下车，未能摆脱敌人的盯梢，1931年6月26日在镇江被捕。面对特务的严刑逼供，严守党的秘密。继而，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又拉出叛徒当面指认、劝降。李超时怒不可遏，拿起审判桌上的砚台砸向叛徒的头颅，又举起椅子向法官打去。
李超时身份暴露后，意识到自己必死无疑，便对同监难友说：“我牺牲了，党的工作是不会完结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人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当年9月19日凌晨，李超时被押赴北固山刑场，一路高呼革命口与，高唱《国际歌》，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牺牲时年仅25岁。
1933年7月。领导南通工人同盟罢工的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卢世芳、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顾臣贤、团省委巡视员周振国等人被押解到镇江，由省军法会审处审理。在小市口牢房里，卢世芳已被折磨得赢弱不堪，但革命意志仍坚如钢铁。他常利用放风之机，同一起被捕的同志密商对付敌人的办法。他要主要负责人做好牺牲的准备甚至在就义前由谁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由谁揭发敌人的阴谋。由谁领呼口号，都一一进行了分工。他要求有希望活下来的同志，坚定立场，爱护身体，学习文化，争取出狱后为党继续工作。顾臣贤受审时，敌人给钉上20多斤重的脚镣，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十指钉竹签、跪烧红的铁链条等10多种酷刑，仍宁死不屈，并怒斥出庭指认的无耻叛徒。当他遍体鳞伤地回到牢房时，还鼓励同志们说：“我们骨头硬，敌人就软；我们软，敌人就硬。”9月14日凌晨，敌人处决卢世芳、顾臣贤、周振国。卢世芳在监狱过道大声向难友们发表演说：“不管反动派怎样杀，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只会越杀越多！同志们，暂时忍受一切吧！保持你们可贵的气节，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红旗迎接你们出狱的！”他们在刑场上还愤怒控诉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与声中倒在北固山下。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共无锡县委委员兼城区区委书记的冯金妹，1931年初在无锡被捕解来镇江时已怀孕数月，仍英勇斗争，拒不向敌人吐露党的机密。丧心病狂的敌人竞不顾自己制定的孕妇不行刑的法律，迫不及待地将她杀害。临刑前她从容不迫，更衣梳头，立而不跪，高呼革命口号。曾任中共镇江、松江县委书记的上海枫泾暴动总司令袁世钊在狱中积极参与领导组织绝食和越狱斗争。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留给父兄的遗言中说：“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不过时间关系，等着吧！我的精神永远不会消灭……”
在北固山牺牲的英烈中，还有曾任丹阳县委书记的中共常熟县委书记颜辉，南汇泥城暴动领导人沈千祥。曾任镇江县委书记的武进县委书记王玉如，丹阳县委书记张我华，涟水县委书记吴长来，如皋县委书记穆子奇，泰县县委书记曹起溍，泗阳县委书记潘洪烈，海州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孙耀宗，盐城县委骆继乾、唐德芳、宋景煜，邳县县委解慕唐，红十四军干部曹玉彬和红军指战员、农会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步学生等数百名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于1930年11月成立，到1931年秋因故撤销，1932年夏又恢复。1933年秋撤销。在它实际存在的将近3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革命者约有300多人。根据1931年2月《新江苏报》所载当年2月11日杀害3人，2月14日杀害9人，2月24日又杀害17人，一个月内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29人之多。1931年6月上海《申报》载，仅对当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被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公开杀害的共产党员即有49人。据20世纪80年代本市党史、民政部门深入调查，已查实牺牲者搞清姓名的达140多人，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计40多名。可以说，北固山麓的每一寸土地像南京的雨花台一样，都浸透了烈士的鲜血。因此，北固山被革命前辈称为“镇江的雨花台”。
英雄献身为革命，浩气长存励后人。北固英烈们以自己的英雄风范和血肉之躯，奏响了体现时代最强音的青春之歌、理想之歌、共产主义之歌。他们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脊梁、世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