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复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宋·陈亮《酌古论》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得与失、兴与衰、成与败、起与落。历史就是一张网，网住了你我他，网住了是是非非，网住了浮浮沉沉。历史更是一个魔咒，它总是高深莫测，变化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猜思不透、捉摸不定。
历史的烙印已经在刘秀身上生根、开花、结果。他二十八岁起兵，到剿隗嚣、灭公孙述统一天下已经四十三岁了。十五年的沧桑历史，十五年的戎马生涯，十五年的风雨淬炼，他荡平群雄，征服大大小小的“土皇帝”，革了多少人的命，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些曾经的岁月和风雨化成了一种结晶，沉淀成为一种永恒，开出灿烂无比的生命之花、人生之果。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狂喜过后的刘秀很快回归冷静，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荣归故里。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正值寒冬时节，但刘秀的心里却暖洋洋得如春天般温暖，因为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刘秀再和父老乡亲们见面时，自然也是感慨颇深，泪湿眼眶。乡亲们也很给力，他们做的举动主要有三个：一是十里相迎，以示对刘秀这个“浪子”归来的欢迎；二是杯酒盛情，以示对刘秀的敬重；三是嘘寒问暖，以示对刘秀的关爱。
都说言多必失，说着说着就把刘秀的老底给揭出来了：“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诚信待人，礼貌待人，和人打交道时，既爽快又柔顺，真没想到能有今天的成就啊！”（文书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山不争高入云来，水不拒细汇大海，人不自大成俊才。位如高山、心如大海、人为俊才的刘秀听后，非但没有计较他们的“大不敬”，反而笑着说道：“柔是我的制胜武器，我很感谢它，因为柔我才打下了天下，现在我治理天下，也打算采取柔啊！”（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说着，刘秀马上向父老乡亲展示了自己的“内柔之术”，概括起来为“怀柔三部曲”。
一是把舂陵乡改成章陵县。现在由乡改镇那都得达到经济和人口等条件，经过上级领导的层层审批才能通过。而现在舂陵一下子由乡变成了县，那上升的速度比经济特区还要快，只能用坐火箭来形容。乡改县，无疑是一项改变家乡人面貌的“达标工程”。
二是免除徭役。这个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以后家乡人都不用交粮食不用纳税了。刘秀这个提议等于直接“剽窃”了当年刘邦的做法。当然，这个提议也是最实惠最让家乡人看得见体会得着的。免除徭役，无疑是一项造福家乡人生活的“效益工程”。
三是大兴建筑。对老家的宗庙和祠堂重新进行修建，打造一流的皇帝故居，此后带来的“红色”旅游业，进一步促进了家乡人的经济和发展。大兴建筑，无疑是一项提升家乡人形象的“惠民工程”。
总之，刘秀的荣归故里之旅是“感恩回馈”之旅，是“接地气、攒人气”之旅，是以柔治天下的开拓之旅。
第二件事：励精图治。
东汉王朝刚建，百废待兴。针对“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局面。刘秀在治理国家方面将柔进行到底，来了个“怀柔三步走”。
第一步走是减轻赋税。
刘秀下令恢复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三十税一”就是指农民收三百斤粮食，交十斤公粮，这是当年“文景之治”时休养生息的减田租最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刘秀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很显然，刘秀这一步走的目的是想从根本大法上解决天下百姓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走是精简机构。
因为王莽篡夺了帝位，长年的征战，全国人口在战乱中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人少了，官位和机构就得减少，否则那么多公务员，都需要财政拨款，也够呛的。更何况，税收都减少了，压缩开支是当务之急。
于是，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
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很显然，刘秀这一步走的目的就是想打造一支“干净、忠诚、担当”的官场队伍。
第三步走是解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
很显然，刘秀的这一步走的目的是想使大批奴婢获得自由，解决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促进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如果说刘秀用武力平定了天下，那么，这三步走无疑安定了天下。
第三件事：改革创新。
刘秀在安定天下百姓的同时，还不忘做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强化皇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归纳起来为“怀柔五盘棋”。
第一盘棋是政治棋：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实行“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功臣中除了个别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然加以重用外，对绝大多数功臣采取的是用重赏代替重用的办法，把功臣们从台前推到了幕后，并以“奉朝请”的名义组成了“名誉顾问”，让他们依然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与此同时，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尚书由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等职责。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位卑权重，代表中央监察地方，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第二盘棋是外交棋：裁军罢兵收权。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刘秀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正是因为这样，崇尚和平之道的他，在外交上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原则。除了称帝初十几年“剿匪”的需要，当政期间，刘秀没有主动发动过任何战争，面对匈奴的频频挑衅、西域的屡屡告急等，他都选择了以和为贵。
与此同时，刘秀还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销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第三盘棋是内务棋：限制外戚权力。
西汉两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亲身经历了王莽窃位所带来的灾难，因此，对外戚十分谨慎、格外提防。
称帝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的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他们非常喜欢能诗善文、尤擅辞赋的冯衍，常有礼尚往来之举。刘秀却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都依法治罪，重者被直接送上断头台，轻者也要被摘掉乌纱帽。冯衍因此获罪，落得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的悲惨下场。这样一来，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
到刘秀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高祖皇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第四盘棋是文化棋：倡导儒学教化。
刘秀是个力倡教化的儒者皇帝。他不但自己学儒学，而且号召朝中文武大臣一起学习。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
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平定天下后，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卓识，靠的是文吏。他下令广泛收集、整理古代典籍，以达到“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目的。他迁都洛阳时，曾有“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的壮举。
刘秀还下令培养、兴办了大量以“儒学”为主的学校。公元29年，刘秀在洛阳城门外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引得饱学之士、民间高人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刘秀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设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刘秀在柔兵权柔功臣的同时，开始选用大量“柔弱”的儒生为官吏。可以说刘秀走上了一条自主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开创了历史先河。
第五盘棋是人才棋：积极选贤任能。
刘秀一方面把有功之臣冷藏起来，另一方面积极推行人才战略，大力选贤任能。他经常召集官员到御前，进行谈话，了解基层吏治的得失，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对新提拔的地方官员，他都要亲自考察，重用了一大批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