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负责扶持汪伪叛国集团的日本派驻上海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告诉周佛海：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通过王克敏，建议司徒雷登再到重庆一次，向蒋介石转达两点意见：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分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介石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精卫径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派重庆的密使来谈。近日，司徒雷登会晤了王克敏，说他将赴重庆，希望王克敏出任汪精卫、蒋介石和日本方面的调停人。在司徒雷登到上海与周佛海会晤的前四天，周佛海在日记中袒露：“余殊悲观。目前关键，不在东京，而在重庆。东京有和之意，而重庆反以东京欲和为日军将崩溃，其气焰更甚，此和平之不可期也。”二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在上海与周佛海会晤，周佛海托司徒雷登到重庆见蒋介石时转述：“（汪伪）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而司徒雷登则对周佛海表示：“对重庆工作并不是英美大使及王克敏的意愿，而是日本渴望和平，希望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所以放弃‘新政府’较为妥善。”
三月初，司徒雷登到达重庆。他向蒋介石表示：不仅他个人，而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盼望中日之间有建立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关系。美国关心中国的自由、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蒋介石则表示，除非经由美国总统，他将不考虑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这是由于，他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及其对国际道义的认知，也是由于对罗斯福总统个人的尊重。但是，蒋又表示：他现在还不准备要求总统出面调停。让日本人违背自己的利益，放下架子，走出侵略热狂，进入谈判过程，还有很长的路。中国宁愿继续战斗，直到和平条件成熟，中国获得自由。日本人必须从长城以南撤退全部军队，和中国讨论满洲问题，或者双方坦率认可，将这一问题搁置。蒋介石还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三年、五年在所不计。目前的困难在于财政，因此，进一步的外国贷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鼓舞抗日信心的重要措施。司徒雷登受此感染，于四月五日、十日，分别写信给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和罗斯福总统，汇报上述情况。在致罗斯福总统函中，他呼吁总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例如，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进一步给予中国以财政援助，减少其通货膨胀的危险等。他认为，这种做法，所冒风险甚小，而利益，即使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都是巨大的。
三月十八日，何澄的老朋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给他来函，说司徒雷登从重庆打电话给他，想到上海与周佛海再次会晤，请何澄代为约定。三月二十八日，岑德广到周佛海的南京寓所，“出示北平傅某致何亚农函，盖司徒雷登自渝电渠来沪晤余，渠托亚农先生约也。事于全面和平关系甚大，惟其缄系十八日所发，恐中政会开后，渝方意思又变也”。
傅泾波（一九〇〇～一九八八），满族正红旗人。北京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的介绍下，与司徒雷登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忘年之交。一九二〇年，傅泾波转学至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帮司徒雷登做事。一九二二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一九二四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和妻子刘倬汉主持了结婚典礼。一九二六年，傅泾波自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与司徒雷登约法三章：一、不接受薪金报酬；二、不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三、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遂成为司徒雷登的业务推广秘书。据傅泾波晚年告诉林孟熹，一九三七年初，宋子文来北平，约见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谈到日益严峻的北平时局时，宋子文提出，如果北平沦陷，“不如先把王克敏推出来，让他对付日本人一阵”。后来，宋子文、司徒雷登、傅泾波三人约王克敏见了一次面，事情就这样拍板了。当时，王克敏曾问宋子文：“以后怎样联系？”宋子文说：“找司徒。”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〇年，傅泾波在王克敏旗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任参事。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以“大使私人顾问”的名义，协助司徒雷登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傅泾波随司徒雷登去了美国。两个月后，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一九六〇年，傅泾波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一九七二年，傅泾波三女傅海澜随龙云四子龙绳文任团长的华裔人士参访团访华，傅泾波托傅海澜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傅泾波偕夫人回到中国，在北京一住就是十个月。一九八三年，傅泾波在家人的陪同下，赴台湾访问会友。台湾之行后，再次回国访问。返美后，致力于台海两岸和平事宜。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美国去世。
傅泾波在致何澄的信中还附了一首诗，表达了停止战争，祈求和平的心愿：
立春翌日，满地梨花，但见琼楼银树，一片静寂，刹那间收尽江山旧。读书后寂寞无聊，勉强数行，用当所思，寄情挚友，并祈指正昨夜春复归，今晨雨雪霏。
故都山河旧，边城鸟倦飞。
高洁荣疏柳，凛冽茂松辉。
风烟蓦野漫，杯水复何直。
东西两屠场，南北戈待挥。
浩劫刍狗塪，文物烬灰。
无人不祈和，愈祈和愈微。
吾侪固努力，天心难测窥。
亚农吾兄道席并颂年釐弟泾波拜王克敏也是何澄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高等顾问时的老熟人。投靠日本后，日本人曾打算将他的华北日伪政权扶植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孰料，汪伪叛国集团突然从重庆杀出来，要让他这个叛国的“爷爷”归属于叛国比自己晚许多的这位“孙子”名下，他自然不愿屈高就下。一九三九年六月，汪精卫到北平与王克敏会谈，希望王克敏与他“合作”，王克敏则强调华北日伪政权的“独立”和“自主”地位，要求以他为首的华北日伪政权为主体组织伪中央政府，谈判不欢而散。汪精卫刚一离开北平，王克敏立即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同年七月，汪精卫在南京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磋商成立“中央政府”。王克敏大谈其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自称为“皮”，指汪为“毛”，要求汪附到自己这张“皮”上来。汪精卫则提出，未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这就排除了王克敏等染指这一职务的任何可能。按汪精卫的设计，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一共只能有六个人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这种伪府设计，自然引起王克敏的强烈不满，“激忿到几乎使会谈决裂”。在狗咬狗相争不下之时，日本主子出面，汪精卫作了让步，决定“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占三分之一。一九四〇年一月，汪精卫在青岛再次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谈。三方达成协议，合组“中央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则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给予相对独立的权力，并以王克敏为委员长。
三个汉奸集团分赃完毕后，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王克敏宣布“临时政府”自动撤销。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宣称“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四月一日，王克敏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輥輯訛。无论是在汪精卫汉奸集团与王克敏汉奸集团谈判期间，还是三个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的强迫之下，无奈地同流合污成所谓的“中央政府”，王克敏心里总是不甘归顺在汪精卫的手下干活，于是他找到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企图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藉此推倒新建的汪伪政权。王克敏甚至表示，愿亲到重庆谈判：将“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海峡两岸公认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对此总结道：“前一句话确系王克敏的愿望，后一句话不过是向重庆国民政府展示的诱饵而已。”輥輰訛四月六日，王克敏致宋子文一函云：“别将三载，不殊隔世，想望之殷，笔楮难宣，必维起居胜常为颂。弟抵此二年馀，一言难尽，忆前在沪与兄所论，殊非想象能及。今而知世事之变幻无常，而人心之莫可测也，然庸人自扰耳。近来孱体大非昔比，虽目力较增，而体力弥退。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时用忧煎。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此间近状，傅君当能面述不赘。诸惟心照，顺颂时祺。弟名心叩。”輥輱訛据杨天石研究所得：函称“别将三载”，是指王克敏与宋子文的上次聚首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宋子文一度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权力中心之外，但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克敏当时蛰居在上海，得以与宋子文时常往来。王克敏写此信时，宋子文正寓居香港，处理中国银行业务。函中所言傅君，即指傅泾波。王克敏致宋子文此函属于叙旧与联络，函称“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暗示他虽出任伪职，但仍忠于国家。“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则是明显地要求宋子文为其助力輥輲訛。
四月十七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称：“昨傅泾波兄来港晤谈，最近在平时，叔鲁告以日军统制派对汪伪组织仍持不妥协态度，彼亦正在进行破坏工作。就彼所知，汪日所订条约，如撤兵驻兵问题、内蒙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等等，均极端丧失国权。据彼见解，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如果有此可能，彼甚至竟来重庆。彼如一经到港，则汪伪当可瓦解云云。傅泾波兄刻尚在港。倘兄有所询问，当即来渝陈述。叔鲁致弟一函，兹并附察。”輥輳訛四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复宋子文函云：“十七日函悉。傅转来之意，请代告其前途，切勿有架桥之意，望其绝念为要。此意且已面详司徒校长矣。傅不可来渝。饬勿谈。”杨天石对此解读：“请代告其前途”。“前途”，指王克敏。“架桥”，指联系中日双方。蒋介石要王克敏“绝念”，并且不准傅泾波到重庆。“饬勿谈”，这是对宋子文的约束。复函很短，但蒋介石拒绝和谈的态度表达得很坚决、很明确輥輴訛。
四月二十五日，岑德广找到周佛海，说“司徒雷登将自港来沪，切盼与余晤谈。岂蒋先生有和意欤？果尔，是天福中国也。”周佛海急切的心理可见一斑。四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与周佛海在上海会晤后，周佛海大失所望：“听司徒谓美国出面调解，蒋或可接受。余仍告以吾辈决不作和平障碍，如和平成功，吾辈下野，亦所不惜，而蒋对汪，仍不谅解，未免意气用事。谈二小时。虽相约努力，恐前途仍属悲观也。”輥輶訛在汪精卫、周佛海等谋划与蒋介石“言和”的同时，司徒雷登偕同傅泾波再到重庆，继续斡旋，但仍以无果而终。曾担任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第二课课长兼第四科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部长、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等职的今井武夫回忆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五月，司徒雷登校长同傅泾波教授相偕去重庆，王克敏和华北日军首脑间进行密切联系，期待他们的答复。可是，司徒雷登校长却一时难回，唯有徒耗时日而已。一隔数月之久，带回的只不过是作为蒋介石意图的抽象的答复。因此，果如所料，汪兆铭政权的成立，使重庆政府对日军谈判的热情突然降低了。”輥輷訛今井武夫的这个判断，据杨天石梳理历史文献：其实，今井讲得并不正确。六月四日，蒋介石日记云：“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件为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罪恶，而敌阀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在此时，如有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必冒险狂妄，非激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日本侵略者认为，通过王克敏、周佛海等一类‘中国人’出面，实现汪、蒋合流，并且降低条件，以为这种做法较易收效。今井等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时期，重庆方面正弥漫着强烈的反汉奸、反投降气氛，日本人的做法只能遭到蒋的鄙视。蒋并非不想‘和平’，但他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真正无条件撤兵’。蒋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特点一是‘冒险’，二是‘狂妄’，不到穷途末路，是不会放弃其侵华方针的。”輦輮訛汪精卫得知王克敏的“反心”后，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将其免职，由王揖唐替代。如果说，王克敏在抗战初期就任伪职是经宋子文的提议的，那么，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他再度出山，复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无庸置疑，是沦为彻头彻尾的汉奸了。何澄闻悉王克敏贼心不死，再次认贼作父，如同当年重庆方面军统局特工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煤渣胡同二十号门口对其进行制裁那样（按：此次行刺王克敏的行动，军统方面得到的情报是，王克敏总是一个人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行动当天，恰有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同到平汉铁路俱乐部，王克敏把自己的后座让给了山本荣治，山本荣治当了王克敏的替死鬼，而王克敏幸免制裁）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健在期间没世评，老兄似欠自知明。
有心救国谈何易，无意殃民罪尚轻。
遗臭当然×氏让，流芳不必×君争。
（按：“×”为原作刊发时即被隐去一字）全球浩劫人微末，博士油诗岂足惊輦輯訛！
何澄此诗因系公开刊发，王克敏不得不以诗答复说，我也就是这样了，你们骂我死心塌地也好，重蹈故伎也罢，我一个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怕的呢？任凭你们怎么骂，该睡的时候，我也会睡得香香的，真是应了死猪不怕开水烫那句老话。
步亚农韵博士（亚农先生有打油博士之称）居然有好评，交深情重语分明。
清闲实是三生幸，饥溺何如一死轻。
笑问鸡虫谁得失？坐观鹬蚌自纷争。
七旬岁月行将至，半夜烽烟总不惊輦輰訛。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王克敏寻找到傅泾波、司徒雷登说服蒋介石搞倒汪伪集团的同时，华北日伪政权的另一位要角王揖唐，看到过去与他素有深交的吴忠信，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乃从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起到十一月间，也派使者罗抱一到香港，与吴忠信的叔叔、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委员吴叔仁进行会谈，意欲确立和平路线。但未得吴忠信的确切答复而草草收场輦輱訛。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何澄收到一封发自香港跑马地毓秀街二十四号三楼，署名为“中国人范少农”的明信片：
久未接函，甚念。近况想甚佳。沪上粮食经济未知究何情形？公事业务不则完全停顿否，深为系念。弟因此间旧友相邀，兼以经费困难，一时未得，来前万祈时赐大札，用航空快寄下，以免想念为幸。顺颂近祺。
弟少农敬上四月六日这封明信片，内容隐晦，似乎只有投递者和收信人才能知晓是什么意思。许是在收到这封明信片之后，何澄即到了一趟香港。在香港，他与重庆蒋介石侍从室三处副处长的好友罗良鉴见了面。罗良鉴，别号罗郜子，湖南善化人，举人出身。晚清民初曾入江苏都督程德全幕府，寓居苏州。宅院在苏州东小桥孔副司巷四号，与吴忠信孔副司巷的四号寓所望宇而居（何澄的另一位好朋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的寓所在吴忠信宅院南边），系吴忠信的好友和政事的心腹。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一九三〇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四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一九三二年四月，吴忠信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安徽省主席，罗良鉴重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一九三三年五月，吴忠信辞去安徽省主席，罗良鉴与其共进退，亦辞去民政厅厅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一九三八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副主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六月二十日前后，何澄回到上海。六月二十三日，周佛海从南京飞到上海，前来晤见何澄。当夜日记中记：“据云在港晤罗郜子，罗谓余非投机者，并述‘八一三’后，余自镇江约其赴会，访白崇禧活动停战一段。余告亚农，余必努力全面和平，但成功后蒋先生必杀余，但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余明知之，但必努力劝日本取消蒋下野之主张，并情愿受蒋利用一年，凡此皆为国也。至明哲保身，余将学张良矣。亚农甚表赞同。十二时返寓。”輦輲訛八月七日，岑德广到南京向周佛海报告上海各种消息：“据云，罗郜子自渝电何亚农，约于香港见面，岂蒋先生真有和意耶？”輦輳訛八月十四日，周佛海“晚约何亚农来谈，请其赴港一行，约罗郜子赴港晤谈，以促成全面和平，大约罗与吴礼卿或可向蒋先生进言。亚农允前往，并先电渝约郜子。”。九、十月间，何澄再赴香港与罗良鉴晤面。是向罗良鉴给重庆递交情报，还是另有什么密商和行动计划，因史料的缺乏无法得知。十月十一日，从香港回来的何澄到周佛海处，“谈赴香港晤罗郜子情形，罗详告重庆状况，然对于和平无头绪。”何澄与周佛海所谈他急切盼望的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何澄显然不能令其满意。因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人空洞，今后不能任奔走之任也。”輦輵訛何澄本为重庆方面的人，即便有具体的内容，也不能与脚踏两只船的周佛海谈啊。周佛海自以为聪明，孰不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何澄要的就是这个“空洞”！
罗良鉴、何澄这条对“和平”无头绪的线断了之后，周佛海又对日本新任外相松冈洋右掌控的，派遣“南满”铁道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进行的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钱永铭輦輶訛、张竞立輦輷訛“诱和”路线充满了恐慌。一九四〇年八月末，西义显赴香港，访问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进行“和平”试探。钱永铭对西义显表示：如果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日本全部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谈判。西义显要求钱永铭派代表去东京了解日本方面的条件。钱永铭于是派了张竞立作为私人代表于九月十七日到达东京。九月十八日，松冈洋右外相接见了张竞立，听取他带来的钱永铭的意见。钱永铭的条件是：实行停战，日本将卢沟桥事变后派到中国的军队撤走，六个月至一年完成；“个别驻兵”以协定规定之；重庆、南京合并，国民政府实行健全的统一；中国统治权归属于改组后的中国政府；中日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实行经济合作；以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等。松冈认为钱永铭的主张与“太田试案”輧輮訛大体接近，于十月一日将“钱永铭工作”案提交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四相会议审议。四相会议决定以日汪“基本条约”草案为依据，同重庆进行“和平交涉”。这就意味着日本依然要以汪精卫接受了的亡华条件跟蒋介石谈判。
松冈派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和前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和西义显一同前往香港，与钱永铭接洽。十月二十八日，田尻一行会见周作民輧輯訛、张竞立，拿出“太田试案”。钱永铭看到日方提案，立即同周作民草拟致蒋介石的报告书，于十一月一日派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往重庆輧輰訛。
蒋介石研究了钱永铭、周作民报告的日方“和平”条件后，在日记云：“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真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杨天石对此研究认为：“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日本方面又准备在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所以蒋介石在十七日的日记记道：“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决定派张季鸾（重庆《大公报》主编）赴香港，日记云：“且嘱钱新之与周作民周旋，未知能使倭不承认汪伪否？”輧輱訛十一月十九日，张季鸾到香港，责成钱永铭转告日本方面：此次带来外相的口信，我们对日方的诚意仍不免有所怀疑。如果日本确认以下两个条件：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兵，我们就同意开始谈判。十一月二十日，田尻发急电报告东京。十一月二十二日，四相会议通过重庆所提两项条件。陆相东条英机要求重庆须派相当人物，于十二月五日到香港交涉。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计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此刻，汪伪政权的炮制者影佐祯昭偕周佛海赶到东京，游说东条英机和松冈。周佛海对卧病中的松冈说，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显示，重庆暂无和意，力陈日本“勿中重庆拖延之计”。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方面拟派许世英赴港，但情况到第二天就起了变化。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陆军断言：钱永铭活动是重庆阻碍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谋略。首相近卫于是宣布停止同重庆的和平谈判，按照预定日期签署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輧輲訛。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的来电，得知日方变卦，在日记中写下：“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其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欧亚交手，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即毕露矣。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应即令钱新之决绝不理。”輧輳訛十一月三十日，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在南京签署。同一天，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申明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给予一亿美元的贷款。日本想谋求的“汪蒋合流”的“钱永铭工作”就此失败。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佛海从南京飞赴上海，开完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会后，旋赴岑德广家，与司徒雷登会晤。周佛海关于此次与司徒雷登的会晤，所记甚简：“据云渠系美人，当然深悉美国情形，美近态度极强，如日南进，美决开战。旋又详谈全面和平问题。余意，如美国出面调停，重庆自可接受，在目前形势之下，日本亦可一反以前态度，有接受之可能。渠云重庆愿和，美亦可出面调解，问题仍在东京。谈一小时，相约分别努力而去。”輧輴訛陪同司徒雷登一起与周佛海会晤的何澄，在事后对周佛海、司徒雷登所谈记述甚详：
周佛海对司徒一夕话二月廿一日下午五点半在岐山邨五十四号关于去年十一月张竞立运动和平失败事司徒自北平来，欲知周佛海意见，遂约定会于岐山邨。余亦参加，彼此尚能畅谈。余曰：“君等既同意和平，应将去年十一月和平运动失败情形告知司徒，使其先了然以往，方好尽力将来。”佛海欣然陈说之。
周佛海云：
张竞立忽偕日人西君（按：西义显）自香港来南京，谓钱永铭愿尽力和平。据钱称，虽未与蒋见面，但确知可商量。如南京方面赞成，请写绍介书给近卫及松冈，好直接商量之。周答张曰：“当取得汪同意办理，我是无问题的。”旋告汪，汪曰：“可。”遂以周之名义写绍介书给近卫、松冈（何澄注：周云：汪心中如何不可知，但口头上是赞成的）。张竞立持书往东京。伊到东京如何说法不得而知，但知日内阁因此开五相会议，决定推外务松冈一手办理此事。松冈写亲笔信给钱永铭，并附有条件。条件甚简单，大略是：撤兵、政治、经济等问题。撤兵可缩短六个月，并可全部撤，但须订立军事同盟。此盟约成后，于必要地点从新另派军队驻屯。其他与南京所订者大同小异。
张由东京仍来南京，谓，如南京赞成和平，应派一人同往香港表示诚意。盖日方已派定前驻粤总领事田尻（按：驻穗总领事为田尻和宏。周佛海所记恐有误，松冈所派前往香港者为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及船津（按：船津辰一郎为前驻上海总领事，此时为汪伪政府及上海市政府的经济顾问），南京似不可少。周以无适当之人可派。张云：“否则请上海在野名流一人去亦可。”并推举周作民。周云：“甚好。”于是同陈公博等[梅思平]到上海劝驾。周作民始以钱肯出头为奇怪。伊深知钱胆小如鼠，且自利之心重于为公，不信张所云。继经大家坚劝，亦欣然愿行。于是，周作民、张竞立及日方之田尻、船津、西[显义]等浩浩荡荡向香港。
周作民先见钱永铭，钱大骇，谓事前毫无所闻，皆张竞立影射。然大帮人马既到，只好勉为之，但无人敢送此条件入川。适金城银行重庆行之经理某因事到港，此人并与张群有关系，即令此人将松冈条件带呈张群，再由张群呈蒋。不料，其时张群往成都就职，此人又飞成都。张群谓：“我已不在重庆，无法转呈，可写信给陈布雷，由伊办理。”此人遂持张函回见陈布雷，但久无消息。此时，张竞立告田尻等谓：“已由蒋派极亲信人来港，将条件取去矣。”（何澄注：全是瞎说）田尻等大喜，遂电告松冈，松冈亦大喜。是时，周佛海适在东京（何澄注：进行承认事），松冈告周云：“余一分钟一刻钟期待蒋之答复……”因此时正商量承认汪事，一方面支持汪者逼促甚急，松冈遂致电田尻谓：“望重庆务于廿八日以前派出代表到港，承认汪事可延至十二月五日。”嗣以电报过长，将前一段删除（何澄注：即将限廿八日派代表一段删去，此点或其部内办事者有作用）。田尻得电甚喜，请钱告陈布雷谓：“是无期延期。”嗣得陈复电谓：“国际间已确知卅日准备承认汪矣，何以曰无期延期？”钱告田尻。田尻答曰：“此是恐外间知吾人工作，思破坏，故放此烟幕弹耳”云云。钱又复陈。斯时，周作民看出不妥情形，乃溜之大吉，先期回沪矣。斯时，周佛海尚在东京，已得陈公博电，谓：“周作民已回沪，事必无效果，但日方外务省及参谋本部尚云周作民仍留港，来沪者为另一人。”钱旋得陈布雷复电，及蒋答复松冈按云：“撤兵须无时间、地域之限，不能以承认南京为要挟，其他应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商量之。”钱告张竞立转告田尻。张竞立恐蒋口气过硬，将电改软交田尻。田尻喜出望外，以蒋之条件与松案颇近也。不料晴天霹雳，卅日承认汪事实现矣，于是田尻不得不颓然离港。钱亦恐张竞立有不直之处，将原电另派人至南京交周佛海。延田尻到宁，周佛海问田尻：“蒋之答复想见否？”田尻云：“看见。”周出原电给田尻，田尻大讶，伊云：“所见者与此大异！”乃知，此乃张竞立与西君所演的一剧买空卖空欺骗滑稽戏。
司徒问周曰：“张之目的何在？”周曰：“金钱而已。”司徒又问周曰：“君对和平究竟是否赞成？”周云：“如能重庆真与日本议和，我不成问题，可以立刻滚蛋！”司徒亦以周之言，比其他人为直爽，颇为满意。周佛海云：“如此大事，而日方仅限期不过旬日，真莫妙其用意”云云。
何澄记述完周佛海与司徒雷登会晤所谈之后，还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总结：
余就周所言情形，细细研究，则各方之心理不难而知，且中日之和战亦不难而知。日本之不一致，百事无成就也，不但好事作不了，即坏事亦不能彻底去作，惟有将来受他人支配——盖不受德支配，则西受苏支配，或受英美支配也。
至周（按：周佛海）等已自知堕入九渊，和固非所心愿，倘日美发生战争，更觉寿命不保，最好不和不战，赞和平者总非真话也。
真山记于上海一九四一年六月初，何澄再赴香港，与孔祥熙之夫人宋蔼龄会面輧輵訛。何澄此次赴港，似乎是与孔祥熙在上海的管家姚文凯被汪伪李士群抓捕有关。姚文凯，浙江诸暨人。为重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帮办。李士群抓他时，先请他吃饭，然后才说要他出来帮日本人做事。姚文凯说，我是中国人，不会帮日本人做事。姚文凯被七十六号逮捕后，杀人魔王们给他灌辣椒水，受尽酷刑，但仍不出卖任何情报给汪伪，更不答应出来给日本人做事。后经何澄保释，秘密转赴重庆。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姚文凯回到上海，上海快解放时，到了澳门。不久，因病逝于澳门輧輶訛。
六月七日，周佛海到上海岑德广家，会晤何澄：“渠甫自港归，在港曾晤孔祥熙之夫人。据云孔主和甚力，对余感想亦频佳，盼将来能合作。余告以日本方面余有办法，只须渝方有和平之决心与诚意。盖日本求了之心颇切，余对日方陆、海、外当局及近卫首相，均可说话也。”輧輷訛周佛海不知，何澄说孔祥熙的那番话，根本是想把他从汪精卫伪政权拉出来。当时进行这项策反工作的还有唐生明輨輮訛。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鉴于国际形势的急速变化，何澄写下了多篇国际问题的分折研究报告及随笔。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内阁正式提出《基本国策纲要》。宣称“皇国以八纮一宇的伟大精神为根本，把确立世界和平作为基础，以皇国为核心，牢固结合日、满、支之大东亚的新秩序”。“八纮一宇”，语出日本神武乙未年（六二五年）三月的诏书：“掩八纮而为宇。”意思是使天下与日本合为一家，世界都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八月一日，松冈发表“外相谈”，“大东亚共荣圈”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我相信，我虽然主张向世界宣布皇道是皇国的使命；从国际关系来看，皇道要让各国民、各民族得到好处。也就是作为我国现行的外交方针是皇道之精神的体现，首先必须力图确立日、满、支大东亚共荣圈，为树立公正的世界和平颁布皇道作贡献輨輯訛。何澄针对松冈的“外相谈”，写下了《日本之所谓大东亚主义》，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东京最高之大本营”对“重庆拆基破阵之术”：
日本之垂涎中国土地，轻视中国人民由来已久，远自丰臣秀吉、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近至土肥原、板垣等，无一不抱此侵略野心。其对中国方法、手段虽有缓急之别，而欲并吞中国则同也。
其初，世人多轻视此小国，不为注意，至甲午中东之战开始，始为世人所共晓。幸彼时中国正在西洋列强均势之下，且日本羽毛尚未十分丰满，故虽战胜仍不能遂其大欲，只能割台湾、租旅大、并朝鲜而已，且知中国虽上下昧弱，而土广人众，社会复杂，一口难吞巨象，于是换用种种利诱手段，所谓同文同种应亲善也，帮助变法维新也，更于清季援助革命党革命也，民初之收容亡命助其卷土重来也，更由其朝野浪人如犬养毅、头山满等等奔走挑拨，分立南北也。万法不离一宗，无非欲打倒握有中国主权之统一政府，而使其分裂紊乱，举国不安，好趁火打劫，以便遇机并吞此不能自立，而又不自知昧弱之中国也。故中国无论何人何派执政，只要其少能为国谋强或欲防彼侵略，则不惜用种种方法以阴之。袁世凯之倒也，非西南革命军也；曹锟之倒也，非冯玉祥也；张作霖之出关被炸也，非国民革命军之阎锡山也；阎与蒋战也，李、白之以抗日倒蒋也，其内幕无不有日人指挥策动也。其后，以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藉口抗日为倒蒋之策难行，于是变其“以华制华”之术而为自己出马，实行侵略之举——奉天之变，卢沟桥之变，上海之变，均有精密计划，况非偶然。然又知整个并吞难于零碎侵占，于是广为利用奸人于其占据区域内组织种种政府，然仍不欲其统一扩大也。故宣统虽许组织非驴非马之满洲国，而不许其恢复清朝；以王克敏组织临时政府，而硬割河北、山西两省之数县；于内蒙而使德王组织蒙疆政府，又于南京以梁鸿志组织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并立，更引诱失节之国民党汪精卫组织所谓还都中央政府，以破重庆抗日之阵线。奸人惟恐不来组织，惟恐不多，诚欲割裂中国为无数之国，引诱中国之人为无数派，操纵指挥，以便吞并。其利令智昏，甘为汉奸者固迷昧于局中处之不觉，然少细心研求，则甚明显，其用意无非欲化整为零，零吞统制也。以遂其大东亚称雄之志也。
近则更分头猛进，其对重庆拆基破阵之术，无孔不入。其潜居香港一带之浪人、军人、政客不下七八派，表面上似各不相容，实则都由其东京最高之大本营指使之也。例如，西义显之与张竞立、钱新之、周作民等等；萱野之与孙科等等；最近田中隆吉之与阎锡山等等，五方八门，各尽其妙。盖欲先破抗日之阵线，而后再分割之，并吞之，细咽之也。呜呼，国势危急至此，汉奸如毛！彼汉奸固天良早已丧尽，不足深责；所可痛者，即自命抗日且主张抗日，更逼政府非抗日不合作者，亦别有肺肝暗中通敌，阻扰抗战且利用抗战而图私利，其较真汉奸更为可虑。民族卑劣如此不可测，如此宜敌国之不得中国不心死也。吁！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何澄对蒋介石一味想依赖美、英、苏援华的战略设想，做出如下分析：
以我推测，自己力量不能抵抗日本，他人援助恐无把握。苏俄以正统视延安，且并不希望中国有办法，乃希望日本无办法者。美国视中日一样，并无轻重之别，如日本能敷衍他，他仍可如前之援助不停。日本前所用打中国之武器材料，以美国之赐为多。英国在欧洲大陆已无胜利，今已事实证明矣。英国到无可如何之时，什么事都为之，安能顾及到中国？美国援助英，尚如此迟缓，援助中国，岂肯迅速。今日之借给五千万金，不过给块糖吃，骗骗小孩子而已，不足延生命、救急病也。日本固极困难，然并不似我们推想之甚，彼时时刻刻以全国力量、精神，从事于此次战争。对美对俄，容或不足，然对中国，确尚有办法。至其政府人材，个人与个人比，或劣于我们；若以全体论，确优于我们。即以目前外交言，以建川到苏俄运用之，以野村到美国运用之——建川之功效已明，吾恐野村之事，不久亦必有惊人消息。如将来松冈有美国之行，当必有类似苏俄之协定出世。要知美国是为自己，不能全为人家，苟能自己销灾免祸，则何爱于中国？中国执政者，尤其是外交人员，非有世界眼光、宏富知识、灵敏头脑、勤奋体气，有公无私之良心，则不足以应付此非常之遭遇。此时当整个考虑，斟酌轻重，缓急利害，而不犹豫的谋出路，求危亡，方是真爱国者。
卅年四月廿日真山随笔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进攻波兰。九月三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一九四〇年，德国发动“闪电”攻势，相继攻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入侵苏联。何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为例，请有关方面注意在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组成的形形色色“第五纵队”：
……由巴尔干而东欧、英德之战方酣，苏德之战又起，除美洲半球外，几全世界无一得免。推究其故，日本实可祸首也。从犯尚受天罚，安有祸首而能逃免之理？今果已临到非决定不可之时矣。
然以国内政治多头外交错误，军事不仅准备未成，且因对中国作战已逾四年，消耗颇多，兵气衰老，民心虚弱，期进则无十分把握，不进则无时间。犹豫欲南进则非即与英美冲突不可，欲北进则非即与苏俄开仗不可。原欲侵进中国，独吃大陆，称霸亚洲，今则弄巧成拙，与温和之英美反目，与强横之德意为伍，想独吃者反须分吃，且不许白吃，通其先尽盟约之义务责任，而后再议吃否。如此害多利少的生意，使日本惟有徬徨焦虑，啼哭不得，有苦难说，后悔莫及。故如德意之承认南京等事，吾恐非日本此时所乐闻也。法意此举□益使日本不能自由矣，益□为人作嫁衣裳矣。夫以极自由之日本而竟被德勾引强迫，至于举国遑遑，可见希特勒之第五纵队隐没之高明神秘也。日本凡亲德之军人、外交家、政客，皆受第五纵队之支配，所谓大岛、白乌、中野、桥本等皆自命不凡，轻视老辈，殊不知已为第五纵队之工具矣。以据有国家思想之日本，安有不爱其国之理，今则以国为赌，甘为第五纵队之工具，似有不爱其国矣，岂非离奇之事乎？
要知人切不可有贪痴妄念，一有贪痴妄念则万魔附身矣。日本只图对地大物博、人民昧弱之中国起了一个无穷贪痴妄念，于是用尽种种方法策略而想得之。贪痴之念愈炽，则真正之大道愈昧，故日本自踌躇与中国开仗以来，除安分农工商外，其他心目中，只见侵中国之利，而不知离轨道，毁信义、开新例，反足自伤其身，自毙其命之害，甘录苦恼……今日日本所处境遇情势已昭然矣。倘作孽未深，当知痛改前非，收心敛性，平心静气，而早图变计，虽然迷途已远，希望未死，惜甘为第五纵队工具者尚摩拳擦掌，非与老希同生死不可，此固时势使然，亦关其国运民德（以下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何澄感叹这场战争“几遍全球，不分海陆，人死于此劫者可以数千万计”，认为根本原因是“为一人之野心，为一族之繁荣，为一党之专，为一主义之实行，为部落，为一国”所造成的，于是提出一个“世界各国非组织一个真民主国家不可”的设想：
为一人之野心，为一族之繁荣，为一党之专，为一主义之实行，为部落，为一国而使人类牺牲痛苦，古今来真不胜数，真不忍追想。总而言之，都是人之浅识、偏见，只知自私自利，不知世界乃公，有的仅以豪杰自命，盗贼行为致世界无永久和平。试观以往中外历史纷扰，千年战争，百年战争，几无一无战争，最近更烈矣。第一次欧战未几时，今又成世界大战，几遍全球，不分海陆，人死于此劫者可以数千万计。
为永久和平起见，世界各国非组织一个真民主国家不可！人民须有绝对自由，人民须自由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主义和国家，政府论理应自由选择自己所愿的公仆。谁能使人民安乐，谁能克尽公仆之职，令谁来作公仆。凡压迫欺骗是不许的。果能如此，则世界自然可永久和平。
何澄还认为：“天下事不论大小”，都是要个基本正确的判断才能赢得胜利：
天下事不论大小，往往估计错误，事甚大；虚骄而受实，祸尤大。所以贵知己知彼也。我近在街头睹一趣事，足可殷鉴。有甲乙两人互相冲突动武，甲之臂力本过乙，惟甲见乙方左右有丙丁从旁助威，且表面上生的肥头大脑，神气十足，只好以三分之一力量与乙周旋，留三分之二力量准备对丙丁相峙。既久，乙固以为甲之力量不过尔尔，丙丁更以为不过尔尔，丙丁遂欣然加入。甲初尚怀畏惧之心，恐力有不济，竭尽其能一击之下，丙丁俱倒，实银样蜡枪头也。甲于是大快，想以全力转而对乙。乙于斯时虽感觉估计错误，然已头破血出，遍体受伤，且丙丁虽倒卧于地，犹哭喊不已，使乙欲打不能，欲了不得。可怜者乙也，可恨者丙丁也，可畏者甲也。使甲乙丙丁同遭此痛苦者，天也！天意使然，人何能为？吾于此小事，而感觉到古今天下事，都如此也。足下以为如何？
五月廿日真山如果说，何澄在追随孙中山先生期间，已经具有了很强烈的国家观念，那么，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企图亡华，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已使他的思想和看问题的眼光，具有了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和世界大同的视野。这在当时，已是十分超前的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超人一等的高论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