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将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弄清楚了，生活的方式方法自然而然就会清晰无比了。方式方法只是为了目标而服务的，那么当你在生活中迷茫不知怎么办时，与其横冲直撞弄的自己疲惫不堪，不如停下来想想终点该是什么样子的，当你想通这个问题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第四节：目标有价值，生活才有价值
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时，生活才有价值。
——黑格尔
当我们对一件事物的意义或价值做出判定之先，应该把这以实物安置在一个参照系上。譬如一块石头，空泛地说它的意义、价值不好说；但如果把它放到地质学家的手里，它就有了意义和价值，因为那里包含着年代、成分，甚至说不定它还是流星陨落的呢。
生活要想有价值，也得找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可以你的人生目标，但必须是一些宝贵的东西做为人生目标。
我们生活在这个变化万千、物欲横流的世界，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背叛自己的道德底线来获得某一些东西，为此你还会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是成功，但是当你把这些所谓的成功，放置在一些宝贵的东西面前时，却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把一些表面的东西看得太重要了，首先就是财富，觉得拥有了财富生活才具有价值。其实真正对人更重要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念，一个宝贵的目标，甚至于是一场个人的修行。一个人如果没有价值观念，没有生活目标，很容易在喧扰的、空洞的生活中迷失。
耶稣就曾说过“你们要小心谨慎，防范一切的贪婪，因为真正丰盛的生命，并不在乎他的家产富足。”
也许有人说，长寿的人生活的一定有价值，因为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体验生活。事实上，有些人在世界上，虽然活了很长的寿命，但真正够得上算是好好活着的时间，却是非常的短暂。因为时间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在世生命的长短，不能代表是人生价值的高低。比方说：英国的诗人济慈，只活了二十六岁，诗人拜伦也只活了三十几岁。我国的文学家王勃，也是三十几岁去世的。可是他们的生活，都很丰富。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耶稣基督，离开人世的时候，才三十多岁。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就算他活了一百岁，也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人如果是为别人活着，而且为别人贡献了所有的力量，不管他的成就有多大，他的人生价值，就非常的高了。
财富的多少，寿命的长短都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生活价值，生活的价值应该是植根于你生活让你誓死可以拼搏奋斗的。
比方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忧国忧民，他去世的时候，在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将建设新中国当作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哪怕到死都在为之拼搏，那么国父的人生价值，是千古不朽的。
耶稣基督出身贫苦，生于忧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人类的救主，他的人生价值是无限的。国父的奋斗是救国救民，耶稣的牺牲是救人救世。如果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他的人生价值，自然是有意义的，是崇高伟大的。苦难之后灾难和痛苦的压力，能使我们重视生命，每一次经过了死里逃生的考验后，使我们更了解生命的价值，对于神、对于人类，应当作更大更多的贡献。一个经过苦难的人，更会了解别人的痛苦，而能寄予同情。
一个有智慧的人，对事物的观察，只看它正当的价值，也就是说，把它看成是达到某一项目标的方法。他也知道，世上有许多东西，对他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有些东西，即使没有，也照样活下去了。世上最快乐的人，不是那些百万富翁，或是需要太多物质享受的人。而是那些拥有别人无法夺走，更加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是你在生活中扮演好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国父角色，耶稣救人救世的天神角色。
这些目标会支撑着你趟过苦难的河流，直到走到平坦大地。我们在工作时，不要太把工资的多少看得太过沉重，觉得每天都是过了钱在工作，那么工作对于你是没有一点快乐可言的。我们要将工作看成是自我成长的目标阶段之一，我们通过工作收获的是自我能力的提升、自我价值的提升，而不单纯的是一种金钱的积累。
这样一来工作于你就是主动的，你会主动在工作中发现快乐，你会信心百倍的去接受一个一个的工作新挑战，只为了让自己能成长的多一点，更多一点。
当你的生活设定了宝贵的目标，一时的财富得失，一时的苦难都不过是浮云。生活给我们的价值是更广更深的。要探索人生的意义，体会生命的价值，就必须去追求，生与死，安与危，乐与苦，常常是检验人生价值观的尺度。
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跑好自己承担的这一里程中体现出来的。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人用生命所创造的价值，却可以与世长存。
第五节：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哥白尼
当你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遇到阻碍，甚至于是威胁到生命的阻碍，你会作何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人生走到不惑之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理，但这真理被当时最权威的组织所否定，因为这个事实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因而遭受了这组织的严重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直到生命终结嘛？
15世纪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否定了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当时罗马天主教廷错误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而当时的欧洲是“政教合一”的，罗马教廷控制了许多国家，《圣经》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凡是违背圣经的学说，都被斥为“异端邪说”，凡是反对神权统治的人，都被处以火刑。
在这样极端的背景压力下，哥白尼始终坚信日心说，为此他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由于害怕教会的惩罚，哥白尼在世时不敢公开他的发现，直到1533年，直到临近古稀之年哥白尼才终于决定将《天体运行论》出版，他感觉如果再不全面公开“日心说”，那么这个真理就有可能要推迟很多年才被揭露。
这一等就是10年，直到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一部他写的书。即使在那个时候，哥白尼的发现还不断受到教会、大学等机构与天文学家的蔑视和嘲笑。但就是这一部分，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日心说”这个真理在人前展露的开端。
哥白尼是坚持真理的巨人，他说“人的天职就是在于探索真理”，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探索真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会因为权威的镇压而有任何的改变，相反时间会留给真理一个最客观且真实的评价。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的思想家丹诺·布鲁诺，非常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也很赞赏哥白尼对真理的追求。布鲁诺也将自己的一生投放到了为之奋斗终身的科学真理，因此受到以教皇为首的反动统治者的长期迫害，但他毫不屈服。
当布鲁诺受到沸油浇身的酷刑时，他仍旧坚定地说：“哪怕像塞尔维特一样被他们烧死，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而且要勇敢地为它奋斗。”1600年，布鲁诺被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刑场上，烈火包围着他，反动统治者以为在这时他也许会放弃自己对于真理的追求，但布鲁诺却说“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的”。
直到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并以此发现了一些可以支持日心说的新的天文现象后，伽利略为此默默工作了九年，偷偷地著书立说。他写了一本叫《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书，科学地论证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批判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
此书一出版，立即受到教会的攻击，被列为禁书。1633年，70岁的伽利略被传到罗马。教皇命令，将他囚禁起来，等候异端裁判所的审问。异端裁判所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妄图逼迫他悔改。但伽利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他坚定地说：“悔改，要我悔改什么？难道我能将真理隐藏起来吗？”于是，伽利略被判为终身监禁。
然而，由于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得的数据和托勒密体系的数据都不能与第谷的观测相吻合，因此日心说此时仍不具优势。直至开普勒以椭圆轨道取代圆形轨道修正了日心说之后，日心说经过百多年几代人的抗争在于地心说的竞争中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
日心说的抗争史可以说是一部不屈不挠真理的探索史，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对真理的维护才得以让“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成为主宰现今社会的真理，对于真理的探索是需要坚持不懈的，而对于真理的坚持是不容亵渎的，不因任何东西而改变。
学生向苏格拉底请教如何才能坚持真理。苏格拉底让大家坐下来。他拿著一个苹果，慢慢地从每个同学的座位旁边走过，一边走一边说：“请同学们集中精力，注意嗅空气中的气味。”然后，他回到讲台上，把苹果举起来左右晃了晃，问：“有哪位同学闻到苹果的味了吗？”有一位学生举手站起来回答说：“我闻到了，是香味儿！”苏格拉底又问“还有哪位同学闻到了？”学生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不做声。
苏格拉底再次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座位旁边走过，边走边叮嘱：“请同学们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一嗅空气中的气味。”回到讲台上后，他又问：“大家闻到苹果的气味了吗？”这次，绝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稍停，苏格拉底第三次走到学生中间，让每位学生都嗅一嗅苹果。回到讲台后，他再次提问：“同学们，大家闻到苹果的味儿了吗？”他的话音刚落，除一位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举起了手。那位没有举手的学生左右看了看，也慌忙地举起了手。他的神态，引起了一阵笑声。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闻到了什么味儿？”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香味儿！”苏格拉底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举起苹果缓缓地说：“非常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什么味儿也没有。”
一个假苹果却让人闻到了苹果香味，可笑不可笑呢？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管是面对你的导师、权威人士的胁迫，还是众人的反抗，都不应该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探索和坚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时间会证明你的价值。
第六节：探索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探索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可贵。
——爱因斯坦
大学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地方，更是传授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任何有建树的大学总是将“求真”作为办学的宗旨。在“求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在探索科学的真理，而且也在探索做人的真理。在这方面，物理学界的两位巨人爱因斯坦和波尔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27年海森伯在《关于量子论的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觉内容》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关系”的学说。测不准关系表明：粒子的坐标测量得越精确，那么对于它的动量的测量就越不精确，即坐标与动量是不可能同时准确地被测量的。对于能量与时间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测不准关系理论提出后，波尔试图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总结。
1927年9月波尔提出了“互补原理”。他认为，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会同时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另外的条件下说明运动、动量和时间等现象时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因此，经典概念之间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波尔的互补原理被哥本哈根学派推崇备至，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理。但爱因斯坦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于1930年精心设计了一个包括时钟和量尺的思想实验，想以此打乱测不准关系。
波尔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思考，敏锐地发现爱因斯坦在推理时，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发明：在引力场中，时钟会延缓。结果使爱因斯坦否定测不准关系的光子箱辐射思想实验反而变成了论证测不准关系的理想仪器。
后来争论还在继续，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他都没有接受测不准关系。后来波尔承认，在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他心里好像仍在和爱因斯坦争论。每当他沉思物理学中有争议的基本问题时总要扪心自问：爱因斯坦对此会怎么想？1962年波尔去世的前一天的傍晚，他所画的最后一张草图竟然是爱因斯坦设计的光子箱草图。
尽管两位科学巨人早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争论为我们树立了科学争鸣的良好风范。他们在科学观点方面是毫不妥协的论敌，在真理面前更是毫不顾忌的各抒己见，而在个人关系方面却彼此敬重，亲如兄弟。在他们的言词中，严厉和亲切交织在一起，最激烈地争吵和精神上最大的相互吸引交织在一起。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们只会同他的兄弟或者亲密的朋友发生真正的争吵；至于别人，那就太疏远了。”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争论不仅在探索科学的真理，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关键不是在于我们是否占有真理，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追求真理。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争论给当代中国大学的最基本的启示是：大学就应该营造出这样一种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