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披上一件灰黑的斗篷，
星辰镶在里面！
用头发遮住白日的眼睛；
不断吻她吧，直到她困倦；
请越过城市、海洋和陆地，
让一切在你的魔杖下昏迷——
来吧，我的所恋
——雪莱
1.人格是做人的品牌
雪莱曾去拜望自己的偶像，当时有盛名的诗人骚塞，但这次拜访却让他失望。他惊讶地看到骚塞只是一个极为平庸的人。诗人的妻子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是位艺术女神，倒像一个厨师。她津津乐道的是烹饪、裁剪、金钱和仆人。可是雪莱的失望并未妨碍两个家庭的接近。一次，雪莱偶尔在一本杂志上发现骚塞竟阿谀当政的乔治三世是“世界帝王中最好的君主”。骚塞想当“桂冠诗人”心切，不惜出卖人格。雪莱对于这种卑贱行为，决不肯饶恕，他宣称，骚塞是为金钱工作的奴仆，断然和他绝交。
这就是雪莱高贵的人格。“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骚塞希望个人成功本无可指责，但这种成功不能建立在牺牲自己荣誉的基础上，为一个不得人心的君主歌功颂德，那就成了追名逐利之徒。这样人格有缺陷的人，自然会受到世人的唾弃。要知道，一个人拥有崇高、正直的人格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中。只因其为人奸诈，权倾当朝，名声太坏，人们就用蔡襄替代他。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可惜此人人格有缺陷。蔡京为官期间，假公济私，广为聚敛，有家赀巨万，富可敌国，还拥有土地50万亩。这还不够，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惜造假帐，领双份的宰相俸禄，可谓贪婪无耻之极。因此，他当时就声名狼藉，为公论所不容。一次，皇帝赐他一座西花图，他为了扩建竟拆毁附近民屋数百间，建成后的西园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当时太学生联名上书，把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6个劣迹昭著的人称为“六贼”，蔡为六贼之首。
蔡京是怎样死掉的呢？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了蔡京的死因：“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据史料记载，蔡京被宋徽宗流放岭南，临行之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在他的信仰中，金钱就是万能的。可惜他错了，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至此，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腹与背贴”，饿极而死。
史载，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
人格就像一个人的品牌一样，《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这人讲诚信，估计要是把蔡京换成季布，他就是没带银子从开封到长沙旅游，三千里路上，照样好吃好喝。
陈平很早就在打造自己做人的品牌，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说：“陈平之志，见于社下”。有一次，乡里举行祭祀，祭祀活动结束之后，照例要把祭祀所用的牺牲分配给各家各户。陈平虽然年轻，却有机会为“宰”，也就是主持祭祀活动、负责分配祭肉的人。据说分得很公平，乡里父老都赞叹：“好啊！陈平这小子分得真好！”陈平当时就说：“咳！这算什么！假如我陈平有朝一日当了宰相，主持天下大事，也会像今日分配这祭肉一样做到公平。”后来，陈平取得了自己人生的成功，能够公平处理问题就成了他的品牌。
人格是一个人标签性的品牌，是他在某个行业区别于其他人的标签性名片。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大的功绩是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他做人的品牌就是“勤劳、节俭、忍耐、有信用”是胡雪岩的品德闪光所在。
年仅十三岁的胡雪岩在放牛时，捡到了一包金银财宝，然后归还失主。诚信让当初的放牛娃成为一个杂粮行的学徒，继而他勤劳工作又被钱庄挖了过去，拥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胡雪岩的成功正是借助自己的人格品牌，上司相信他的为人，因此给予他更多的发展机会；政府和百姓相信他的为人，因此提高了他的声望。有了信誉度，他的财富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正直的人格需要良知
曾经有个东德士兵，因为在柏林墙枪杀投奔自由者，在德国统一后受审。
士兵辩解说，他向无辜的投奔自由者开枪，只是奉命行事。
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责任，因此他不必承担罪责。
法官说，不对，你已经违背了你明知的良知底线，因此必须承担罪责！
1992年2月，卫兵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格夫洛伊而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审。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英格·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东德的命令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除了这名受审的东德士兵外，根据被人偷拍到的照片，仍旧有些东德士兵帮助一些孩子逃离东德。一张照片上，是一张脸露惊慌神色的东德士兵，他背着步枪，不停向四周探望，双手没有停着，在竭力扒开铁丝网的一处比较大的破洞，一名5岁左右的孩子正等着他的帮助。根据照片的解说，孩子的父母在西柏林等着这个孩子。
不管条件多么恶劣，良知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在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最恐怖的岁月里，在波兰有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帮助犹太人。二战期间，辛德勒在波兰克拉科夫创建了一家工厂，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雇用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工作，说服纳粹官员这些工人对战争至关重要，并最终让数百名犹太人免遭毒气杀戮。
令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是，1938年至1940年担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在任职期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挽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国际大都市，顶峰时达3万多人，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何凤山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他说：“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
另一位帮助犹太人的英雄是瑞典商人和外交官——劳尔·瓦伦贝格，一位迄今为止有案可查的在二战中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反纳粹英雄。
他以其二战期间利用中立国外交官身份挽救数千匈牙利犹太人生命的英雄主义行为而被世人铭记。瓦伦堡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富裕家庭。他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工作之前曾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他的国际经历和语言功底，更不必说他的家族关系，使他成为瑞典驻匈牙利外交机构最高首长的最佳人选。
他于1944年7月抵达布达佩斯，8月份就签发了数千份签证，以防大批犹太人被驱逐到集中营。他还干预阻止了一起对犹太贫民区的屠杀。据估计，瓦伦堡和他的同事可能挽救了多达十万犹太人的生命。
一方面是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纳粹德国，一方面是良知。良知最终迎来了胜利，因为她代表着闪善良和美好。
3.正直的人格是伟大的力量
雪莱最为喜爱的一本书，是葛德文的《政治的正义》。这部著作把他引入田园诗般的意境，他在这位前辈的启示下陷入了沉思：哲学的解放铲除了迷信的恐怖，爱情的自由代替了不合理的婚姻，可是，偏见依然禁锢着世人的心。雪莱向着蓝天和大地，发出了诚挚的心誓：“我誓必正直、明慧、自由，只要我具有此种力量。我誓不与自私者，权势者为伍共谋祸人之事，而且我必加以抨击。我必将我整个生命贡献于美的崇拜。”
一个人的品格，是他事业成功的最忠实的资本。百货业大王马歇尔·菲尔德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做人的首要品质是诚实、勤奋、节俭和正直。这些品质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是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品质，必定一事无成。”
人品与能力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两方面。古人云：所谓才者，须在德才两端。德才兼备者是谓全才，有德不才者是谓庸才，无德无才者是谓蠢才，有才不德者，是谓诡才。今天的教育者说：德才兼备是上品，有德不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不德者是危险品。立人先立德，树人先树品。
三国时期，魏国力量最强，除了GDP最高以外，它的人才优势最明显。有这么多人才投奔他，他绝对是个德才兼备的统帅。
官渡之战后，有人报告曹操说，在袁绍的大帐里缴获了袁绍与曹操手下很多文武官员往来的书信。很明显，在官渡之战以前，袁强曹弱，曹操的下属中很多人都脚踩两只船，尽力结交袁绍，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官渡一战，曹操大获全胜。如果战争结束后曹操凭借这些“通敌”的证据清洗那些曾经“红杏出墙”的部下，打击面太大，势必会影响自己干部队伍的稳定。而如果放过这些人，“后遗症”依然是非常明显的，要么，这些与袁绍有过文书传情而文书又落在曹操手中的“异已分子”肯定会想方设法搜集其他人“不忠”的证据，让他人将来的过失跟自己历史上的不清白扯平，同时还证明自己的改过自新；要么，这些历史上不清白的人会在同事的指指点点中抬不起头来，工作中与他人心存芥蒂。这两种情况，都会在曹操的干部队伍中产生一种极不健康的工作关系，会让人际关系充满敌意和猜忌，控制不好就会人人自危，从而无心打仗、无心为曹操谋图霸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曹操既没看任何一封书信，也没打听任何一个对自己“不忠”者的名字，而是命令身边人员将这些文书装在箱子里封起来，然后当众烧掉，他以这种既往不咎的态度打消了这批人的顾虑，从而保证了自己队伍的纯洁性，让所有部下都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中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干。
而另一个反面例子是三国时代的蜀中大将魏延。论武艺魏延在蜀中为佼佼者，有万夫不当之勇；论智谋，绝不逊于姜维等辈，曾提出过走子午谷直取魏都城的建议，为后世军事家、史学家大为推崇。可此君终生未得重用，领兵打仗处处受掣肘，时时被诸葛亮控制于股掌间。究其原因，就是魏延才能高超，人品低下，令人难以放心任用，十足是有才无德的“危险品”。
魏延的悲剧值得职场中人深思，倘若一个人只是能力出众而无良好品行，那么就算领导使用你，也并非是真地看重你，不过是利用你的使用价值罢了，除了工作中对你处处设限，当你的使用价值灯枯油尽时，剩下的结果也就是卷起铺盖走人了。
如今职场有一些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却不能照此付诸行动，不能把事业的基础建立在正直的品格之上，反而专注于技巧和权谋上，按照哲学思考，这无非是舍本逐末。相反，另外一些人，将正直品格作为事业的基础，他们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保定油条经营者刘洪安从2012年春节开始，打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招牌，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引起了全国多家媒体的集中报道。保定市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刘洪安大力支持，并帮助他建起了干净卫生的“油条哥快餐店”。刘洪安只是一名资金不多、投资不大的油条经营者，但正是靠着诚信经营，靠着正直人格的伟大力量，“良币驱赶劣币”，事业开始做大做强。他的成功能给我们当下不断奋斗的草根以启发。
4.正直的人格有益健康
根据《科学日报》（Science Daily）的报导透露，心理性格检测的基本五大性格包括了外向、随和、神经质、开放和正直，而正直在这五大性格内被视为最有益健康的。研究发现在26岁时性格正直的年轻人在38岁时健康要比那些缺乏正直感的同龄人好得多。
民间有句俗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唐玄宗早年十分宠爱的武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和自己当上皇后，故意陷害王子。不久，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被赐死。一日之中三位皇子被送上茫茫黄泉路，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这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庶之祸”。因为武惠妃内心愧疚，每天都觉得有几个“厉鬼”来家敲门，最后竟惊吓致死。
害人的人总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日思夜想，不免劳神，以至于心烦意乱、有损健康。正直的人按照制度、天理行事，自然心中无所畏惧。
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法则。”它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后人把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他创立了德国的古典唯心论，发起了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革命。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写道：“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德国的唯心论的发展正是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的过程。而黑格尔辩证法的起点也正是康德哲学。
康德是一位长寿者，享年80岁（1724-1804），这样的年龄在现在都属于超过平均寿命，何况200年前？其中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康德具备正直的人格。据他的学生赫德尔的回忆，康德“在自己成熟时期所保持的乐观和朝气，一直保持到了暮年”。
正直的人格就是这样奇妙，它让哲学家不仅享受了了解世界的奥秘，还让他延年益寿。其实，重要的是，正直的人格让人心情舒畅，不会瞻前顾后。前任审计长李金华却说：“你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这就是辩证法。”
李金华是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正直的人格。谁都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辩证法。“得罪人”与“不得罪人”也是如此。作为执法人员经常要与人或事“打交道”，对违法乱纪的现象和行为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严格执法，出于公心，不徇私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得罪了人”，但其“所作所为”没有得罪国家和集体利益，没有得罪人民。反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讲原则，前怕狼，后怕虎，对违法乱纪的现象和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地“做好人”，该得罪不得罪，实际上已经得罪了大家，得罪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得罪了人民。
正直的人通常表现在有序的、稳健的、持久而负有责任上。
五岁的弗兰克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到森林干活，突然间下起雨来，可是他们只带了一件雨披。
爸爸将雨披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弗兰克。
弗兰克问道：“为什么爸爸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我呢？”
爸爸回答道：“因为爸爸比妈妈强大，妈妈比哥哥强大，哥哥又比你强大呀。我们都会保护比较弱小的。”
弗兰克左右看了看，跑过去将雨披撑开来挡在了一朵风雨中飘摇的娇弱的小花上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一定是多有力或者多有钱的人，而是他对别人有多大帮助，他愿意承担多少给予爱的责任。
正直的人格不仅对他人有利，也对自己有利。要知道，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碰到别碰，要做就做利人利己的事情。
5.正直的人格需要勇气相伴
1804年，雪莱进入伊顿贵族学校读书。当时的伊顿贵族学校校长认为，鞭打体罚是使学生道德完美的唯一有效途径。从入学伊顿贵族学校的第一天起，雪莱就认为人是平等的、都有尊严，任意的鞭打会损坏人的尊严，他被叫做“疯子雪莱”，受到了众人的攻击，常常被学生有组织地成群结队地追逐，被他们用湿泥球打得贴在墙，当他们一哄而散重新做他们的游戏的时候，雪莱会拾起被打落的书本，独自走到泰晤士河边，慢慢地让心情平静。就在这样的生活中，雪莱并不屈服，用勇气维持着正直的人格，不改变初衷。
不是谁都有勇气形成自己正直的人格。大多数的人都在随波逐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位牧师是二战前德国的宗教领袖，他曾为战后德国社会道德重建立下了不朽功勋。当年，尼莫拉因反对希特勒的犹太政策和对德国教会的控制，被希特勒亲自下令送进集中营，最后在各方正义力量的协助下才逃过纳粹的迫害。这首短诗是他在晚年忏悔自己当年的道德污点时写下的，后来人们把它当作“碑文”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
尼莫拉的话，不仅在于他有勇气反省自己，还在于他从纳粹统治德国的种种举动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想免于专制暴政，如果你想安居乐业而不受强权的侵犯，如果你想阻挡野心家把民族拖入灾难，你必须从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做起，就是保护每一个平民百姓的自由和权利，在任何一个个人的合法权利遭到强权侵犯的时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管这个人是你的邻居、同事或者素不相识；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或者一向不喜欢这个人，压根儿就反对这个人的观点。都要敢于发出正义的声音。
其实人类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人。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吸引和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记者，在这些人中，白修德当之无愧地占据一个重要席位。这不仅在于他采写的中国报道数量多、影响大，而且在于他不向强权低头、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
1943年白修德冲破封锁去河南采访大饥荒。他将遍地饿殍、人肉相食的情景写成系列报道，发表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因为此事，蒋介石召见了白修德，检视了后者拍摄的照片，最后承认白“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时代》发出白修德的河南大灾荒报道后，美国运来了大批粮食，全国上下都为河南募捐。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然而，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崩溃了。他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
1953年，白修德返回美国，不久即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的护照曾被吊销，他还有失业的经历，但他顽强不屈，昂然前行。在当年前往中国采访的记者中，只有他获得了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1964）。他的系列报道“总统的诞生”首次披露美国总统选举的全过程，赢得了新闻界的一致好评。1986年，白修德因癌症在纽约逝世。他身后留下了十余部书，其中《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为美国1986年10大畅销书之一，也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作品。
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唯唯诺诺之流只能在人们的漠视中低下头去，只有尼莫拉、白修德这样的人，名字早已被刻在历史上，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文字激励着人们正直地活着。
6.正直的人格需要智慧相伴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为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嬉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就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楫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有浅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
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
汉朝时期有个叫韩安国的能臣，《史记》里有一篇《韩长孺列传》介绍这个人。
韩安国在景帝时期经历了七国之乱，武帝朝担任过御史大夫，平定了南越，最值得称道的是策划了对匈奴的第一场主动进攻——马邑之围！
韩安国虽然才能卓越，但是仕途并不顺畅。后来他主动开始巴结当时的权贵——田蚡，田蚡是武帝的舅舅，也是个和珅式的大贪官。韩安国由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天子方倚以为汉相”，倘若韩安国不懂得官场智慧，恐怕也不会有后面一系列为了统一中国而产生的南越之战、马邑之围的辉煌吧。
韩安国成为御史大夫，地位权势已经很高了，他也不忘推荐当世英才，向朝廷输送大量有用人才，和田蚡不同，他并不是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是在保护自己之后再济世天下，相较硬碰硬的正直大臣，这算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曲线救国”道路。如果自己都性命堪忧，何来力量拯救苍生。假设一下，如果韩安国自恃高傲，没有贿赂田蚡，又何来。另一方面，“伴君如伴虎”，韩安国不得不谨慎行为，也是为了自己和整个家族的生命安危考虑。
纵观景帝武帝两朝，周亚夫、窦婴为汉室奉献一生却结局惨淡，田蚡一生谋利最后痴颠暴毙，公孙弘处世精明却毫无贡献，唯有韩长孺，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英雄，智慧坦荡地度过了漫长的官场生涯，司马迁竟也为其单独列传。评价他的智慧能够迎合世俗，颇有赞美崇敬的意味。
韩安国名气不大响亮，那我们来看下大名鼎鼎的包拯。
北宋清官包拯，一生做过四十余个官位，因其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清正廉洁，成为老百姓心中的青天。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家喻户晓，历代文人墨客还写了不少颂扬包拯的诗词，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
包拯为官智慧就表现在：清廉立身、汲汲于名、善于变通。
清廉立身，打铁还得自身硬，包拯在为官时坚守清廉，晚年在家训中还严申：“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所以在包拯故后，还获得皇帝宋仁宗“忠贤将相，道德名家”的御赐。
包拯生前就是一位“汲汲于名”的人，善于提高、维护自己的名誉。包拯从政历任天长县知县、端州知州、监察御史、开封府尹等职，想干事、能干事，而且干成了事，政绩显著。虽然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名臣，但正如胡适所说，运气都没有包拯好：“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拯曾干一件请立太子的事情。从来干涉皇帝接班人的事情都没有好下场，比如曹魏时的杨修，比如抗金英雄岳飞。但包拯却干了，皇帝当然也很不高兴，反问他：“你想立谁？”包拯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回答说：“臣以低下的才能在朝中任职，之所以请立太子，为的是大宋的宗庙社稷。陛下却问臣想立谁，显然是怀疑臣有私心。臣已经七十岁了，而且没有儿子，难道还能从新君那里讨得什么好处？”这一番话就打消了皇帝的猜忌。在朝臣中，又提高了敢言的名声。
戏说包拯的故事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李娘娘命包拯责打皇上。包拯脸再黑，再六亲不认，皇上可是你打得的？可是李娘娘乃国母，国母之命岂敢违抗？真是较劲啊。不过，包拯是个有心计能变通的人，脸再黑，从不一条道跑到黑，知道孰轻孰重。于是，他脱下皇帝的龙袍来，诚惶诚恐地鞭打一番，这就是打龙袍的来历。
这是戏说，没谱的事，说个正史里的：科率是宋代赋税的一大弊政。所谓“科率”又称“科配”、“科敷”，是指一种临时摊派的杂税；官府低价或无偿派购物品，也属变相科率。这些科率大都是临时摊派的，一些贪官猾吏又乘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被称之为“科扰”。庆历七年（1047）包拯出任陕西转运使，次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疏请罢陕西州军科率，得到仁宗批准，遂免秦陇所科买斜谷造船务造船材木数十万，及七州科买修河桩撅数十万。
嘉佑四年（1059)，包拯升任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即上疏请罢天下科率，遂制定新法，改科率为“置场收买”即“和市”。请求“今后应系军需所用之物，并令三司预先计度，于出产州军置场收买”；如果时间紧迫，必须科率者，也应在出产地区专派各地长官于“形势物力户”即上等户中按等第平均科率，不准向中下等户摊派。包拯改科率为“置场收买”即“和市”，实际上就是把临时摊派的上供物品纳入了商品经济轨道，通过商品贸易，既满足了政府的需要，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而这项经济改革实行之后，当时就获得好评：“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
包拯做事，考虑是很周到的。他总是让皇帝做选择题，而不是做判断题。出现问题了，让皇帝自己做决定，自己只起参谋作用，这样的臣子就让最高领导放心多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智慧，人们称颂的“包青天”才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