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重大转折时期，经过这个转折，中国就进入了帝制时代。由于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术和思想进入空前的繁荣，所以，之后任何制度变革，与这个时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春秋与战国是转折中的两个阶段，春秋时期是旧制度崩溃、新制度生成的阶段，战国时期则是新制度演化和最后定型的阶段。
一、礼崩乐坏——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
西周的宗法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中央王朝的实力基础上的，一旦这个基础瓦解，而且王朝的衰落公开暴露在诸侯面前（西都之焚与幽王之死），诸侯自然也就不听话了。自春秋初年周桓王勉强讨伐郑国失败以后，周王室不仅承认诸侯自主的事实，对天下的纷扰一概听之任之，而且连自己“天下共主”的面目也变得模糊，被诸侯伤害的天子，连讨还公道的可能都没有，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随之崩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王室对诸侯间的秩序失去掌控，诸侯相互攻杀兼并。事实上，还在西周末期，诸侯间的兼并就已经开始了，待到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间的战争遂进入高烈度阶段，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攻城略地，征战不已。对于这种局面，王室完全无能为力。
（2）礼乐制度紊乱，诸侯、大夫甚至士僭用礼乐的现象非常普遍，诸侯的定期朝觐制度基本废止，王室不仅收不到一点供品，而且王畿的收益还要被诸侯侵吞。某些强大的诸侯（如楚）不仅僭越称王，而且擅问国鼎之轻重，有取周而代之的意思。
（3）在诸侯间秩序大乱的同时，诸侯内部的宗法秩序也出现混乱，嫡长继承制难以遵行，非嫡长的子孙觊觎权位的事情俯拾即是，孔子所谓的“乱臣贼子”越来越猖狂而且得势。诸侯内部的大夫在秩序混乱中坐大，不仅架空诸侯，而且侵掠“公室”，当一些诸侯吞并弱小而强大起来的时候，其内部的某些强势大夫最终取代了他们的宗主，甚至另立国号。
在吴越两国争夺霸权的时候，晋国实际上被六位大夫统治着，他们是智氏、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和韩氏。当越国也开始衰落之后，来自外部的威胁解除，晋国六卿开始相互吞并，首先范氏和中行氏被灭，其余的四家分了两氏的土地，但智氏获利最大。智氏于是开始准备陆续吞掉三家，自己取晋而代之。他首先选择了向赵家开刀，联合了魏、韩两家来打赵家，三家兵马将赵家所在晋阳城围困了两年，也没有打下来。后来，赵家的首领赵襄子派人游说魏、韩，向他们说明利害，赵家如果完了，早晚智氏会拿他们开刀，于是两家暗中倒戈，三家反而灭了智氏。灭了智氏后，晋国成为三家的天下，到了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儿子晋幽公继位，三家乘新君初立，软弱无能，于是将晋国三家平分，只留下晋国原来的国都给晋幽公，保留晋的宗庙，赵、魏、韩三家变成三国，各自独立，史称“三家分晋”。这是战国时期的起点。
实际上，春秋时期的竞争，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诸侯间的竞争，比如晋楚争霸，吴楚交兵；二是诸侯与内部的大夫之间的竞争，即所谓“公室”与“私室”之争，比如鲁君与公孙等三氏之争，齐国的田氏取代齐氏；三是大夫之间的竞争，晋国内部智氏、中行氏和赵、魏、韩三家的战争。到了最后一个层次的竞争有了分晓，春秋时期也就结束了，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二、在宗法政治框架内秩序重整的努力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也曾出现过在原框架内重整秩序的努力，所谓“春秋五霸”的先后涌现（实际不止五霸），多少代表了这种趋势。这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维持诸侯间的秩序，多少有些效果，但他们的着眼点已经是自己的霸业，政治的理念已经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谓存亡继绝的努力，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演。被尊的王室，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虚名，这种虚名也不过是霸主事业的点缀。孱弱的宋国曾想通过提倡和恢复古礼来重建秩序，当然只能是梦想，从反面说明了旧的礼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复。至于秦穆、楚庄以及稍后登台的吴、越两国，实质上不过是在做新的改朝换代的尝试。在这种尝试中，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们政策的视野里，连“尊王攘夷”的旗号都不屑于打了。
楚庄王继晋文公之后，成为霸主。在打败宋国之后，又击败犬戎，陈兵于周室边境，周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问王孙满，保存在洛阳的传国鼎是三代之宝，不知鼎有多重？王孙满答道，夏桀无道，鼎归商汤，商纣失德，鼎归周室，德之所在，鼎之所在。君王有天下，鼎则重，失天下，鼎则轻，周室虽衰，但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是不能问的。楚庄之问鼎，说明他的霸业，实际上隐含有改朝换代的意思。
三、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
宗法制的破坏，使得原来由血缘和宗法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则形同虚设，在宗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微卑地位的贵族，尤其是底层贵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由于士可以接受教育，同时地位在贵族中又最低，人数却最多，因此在动荡中容易丧失财产和地位，所以他们改变命运的积极性最强。而诸侯兼并与争霸的局面，恰给想要改变命运的士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战争的压力使得对人才的需求加大，同等条件的邦国，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尤其是身怀新型权术和用兵之道的人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产力的变化不甚明显，旧规则不中用了，但束缚还在），成了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
与士阶层崛起互为表里的现象是私学兴起而官学式微。官学教的是传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一种培养武士的教育，仅仅接受这种教育，人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是很难的，更何况，随着王室的衰微，官学也难免流于形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对于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艺的需求导致了私学的兴起，凭借私人讲学，各种学派因而崛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土和出身于士的人，大量涌向私学。孔子“有教无类”，事实上是将私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而传说中的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则说明了私学规模的庞大。事实上，私学所教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学问和技术的成分，以适应竞争的局面，包括以回到周公为标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处世和处人之道，并不尽是古礼，也有权术的成分，正因为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较好地出仕（做家臣）。墨家虽然不讲究出仕，但他们的门徒也拥有对诸侯有用的技术，比如城防和战争技术。至于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学虽然有形而上的“道”，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适用的技术和战争谋略。作为政治的规划与技术实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脱胎于儒家。自孔子以后，儒家一分为八，然后经过荀子，演变为法家。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士阶层早已发生分化，很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行业，孔子据说做过吹鼓手，管仲经过商，百里奚放过羊，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其所学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杰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台后，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在春秋五霸的事业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里奚、蹇叔、孟明视、文种、范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过入仕，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新的贵族。
管仲和鲍叔牙是两个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经商谋生，又要出征打仗。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两人各帮一个有希望继承齐国的公子，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管仲帮公子纠，约好无论谁成功，都要推荐对方。结果在争位过程中，鲍叔牙帮的公子小白取得了胜利，是为齐桓公，管仲却因在争位过程中伤害过公子小白，成为罪人。但是，鲍叔牙却坚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说只有他才能使齐国成就霸业，后来，齐桓公果然任用管仲为相，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和鲍叔牙的行为，属于那时典型的士阶层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