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撇然斯基的四周立刻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个说到自己的下属卜锐亚尼支尼考夫的老人也向斯撇然斯基提出一个问题。
安德来公爵没有加入谈话，注意着斯撇然斯基的每一动作，这个人不久之前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神学校学生，而现在，在他的手里——那双又白又胖的手里——掌握着俄罗斯的命运，保尔康斯基这么想。斯撇然斯基回答老人时的那种异常的、轻视的镇静态度使安德来公爵诧异了。他似乎是从不可测的高度上在向他说谦虚的话。当老人说话声音太高时，斯撇然斯基微笑了一下，说他不能评判皇帝所欢喜的事情的利弊。
在大家当中谈了一会，斯撇然斯基便站起来，走到安德来公爵面前，把他带到房间的另一端去了。显然是，他认为注意保尔康斯基是必要的。
笑容在斯撇然斯基的白脸上消失了，因此他的面相好看多了。大概他觉得安德来公爵的想法是有趣的。“Si vous envisagez la question sous ce point de vue，〔假使你从这个观点上看这个问题，〕”他开言了，显然困难地说者法语，比说俄语更慢了，但是十分镇静。他说，荣誉，l’honneur是不能够用那些对公务有害的特权来维持的；他说，荣誉，l’honneur或者是防止可耻的行为的消极概念，或者是为了获得表示荣誉的褒扬与奖赏而有的某种竞赛的原动力。
他的理论简单、扼要、明白。
维持这种荣誉的制度，竞赛的原动力，是一种类似拿破仑大皇帝的Legion d’honneur〔荣誉团〕勋章的制度，对于公务的成就是无害的，却是有助的，但这不是一种阶级的或朝廷的特权。
“我不争辩，但朝廷特权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安德来公爵说；“每个朝臣都认为他自己必须无愧于自己的职位。”
“但您不愿享受特权，公爵，”斯撇然斯基说，用笑容表示，他愿意有礼貌地结束那令他的交谈者觉得不舒服的争论。“假使您赏光在星期三驾临舍下，”他补充说，“我便先同马格尼兹基谈一下，再向您说那也许令您感兴趣的事情，并且，我还很想和您细谈一下。”他闭上了眼，a la francaise〔象法国人一样〕鞠了躬，没有道别，走出了客厅，力求不要被人注意。
6
留在彼得堡的初期，安德塞公爵觉得，他在孤独生活中所形成的全部思想j被彼得堡方面令他注意的那些琐屑的事情完全遮盖了。
晚间回家时，他常常在记事册里写下四五个必要的访问和在约定钟点里的rendez-vous〔会面〕。生活的机器，日间的布置——要处处赶上时间，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没有思索任何事情，并且没有时间思索，他只是说话，有成效地说出他从前在乡村里有时间想过的事情。
他有时不满地发觉到，他在一日之间，在各团体中，重复了同样的话。他是那样地成天忙碌，弄得他没有工夫注意到，他没有考虑任何事情。
斯撇然斯基星期三在家里单独地接见保尔康斯基，和第一次同他在考丘别家会面时一样，和他真诚地谈了很久，给了安德来公爵深刻的印象。
安德来公爵认为大多数的人是可以鄙视的、无足轻重的人；他是那么想要在别人身上发现他自己努力追求的那种人品完善的活的典范，以致他轻易地相信，他在斯撇然斯基身上发现了那种十分有智慧有美德的人的典范。假使斯撇然斯基是和安德来公爵从同一社会阶级里出身的，有同样的教育和道德传统，则安德来便会立刻发现他的软弱的、常人的、非英雄的方面，但现在这种令他觉得奇怪的、合逻辑的思想习惯，因为他没有充分了解他，更加引起他对他的敬意。此外，或者因为他赏识安德来公爵的才干，或者因为他觉得必须把他争取在自己这方面，斯撇然斯基在安德来公爵的面前卖弄了他的公正的镇静的理智，并且用那种巧妙的阿谀奉承了安德来公爵，这阿谀连带着自负，包括着一种默认：认为只有他的交谈者和他自己能够了解其余一切人的愚笨和他们自己思想的合理与高深。
在星期三晚上他们长时间的谈话中，斯撇然斯基一再地说：“我们注意到超出根深蒂固的习惯的一般水准的一切事情……”或者带着笑容说：“但我们希望，狼吃饱了，羊又不丢……”或者：“他们不能够了解这个……”并且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好象是说：“我们：您同我，都很明白，他们是什么，我们是谁。”
这回和斯撇然斯基的第一次长谈，只在安德来公爵心中加强了他第一次看见斯撇然斯基时所有的感觉。他把他看作一个有理智的、思想清楚的、大智大慧的人，他凭能力和毅力获得了权力，并且只为了俄国的福利而运用权力。斯撇然斯基在安德来公爵的目光中正是他自己希望要做的那种人，——理性地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只承认理性的事情是重要的，能够对一切的事都应用理性的标准。在斯撇然斯基的说明中，一切显得那么简单、明白，以致安德来公爵不觉地事事都同意他了。假使他反驳争辩，那只是因为他故意想要显得自己是独立的，不完全顺从斯撇然斯基的意见。一切都对、一切都好，但是只有一件事使安德来公爵惶惑：这就是斯撇然斯基的冷静的、没有神气的、不让人看透他的灵魂的目光以及他的白皙细柔的手，安德来公爵不觉地、象人们通常望有权的人的手那样望着他的手。没有神气的目光和细柔的手，不知什么缘故使安德来公爵生气了。还有使安德来公爵觉得不愉快的，就是他注意到斯撇然斯基对于人们的过分轻视和他用来支持自己意见的各种论证的方法。除了比喻，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思想方法，并且安德来公爵觉得，他从这种立场到另一种立场转变得太大胆了。有时他站在实际活动家的立场上，批评空想主义者，有时他站在讽刺家的立场上，讥讽地嘲笑反对者，有时他站在严格的逻辑的立场上，有时他忽然升到玄学的领域里（这最后的论证方法，他运用的次数特别多）。他常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涉及空间、时间、思想的定义，从那里得出他所需要的反证，然后又回到原来争论的立场上。
总之，斯撇然斯基的思想上的、使安德来公爵吃惊的主要特点，是他无可怀疑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的力量和权威。显然，斯撇然斯基从来不会产生那种在安德来公爵看来是很寻常的思想，即人总不能表现出他所想到的一切；并且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所思索的一切，他所相信的一切，是否毫无意义。正是斯撇然斯基的这种特别的思想习惯，最吸引安德来公爵的注意。
安德来公爵在他和斯撇然斯基结识的初期，对斯撇然斯基怀着热烈的羡慕之情，好象他一度对于拿破仑所怀有的一样。斯撇然斯基是神甫的儿子，许多愚蠢的人也许因为他是教士儿子和神甫儿子而轻视他，事实上许多人是如此的，这件事使安德来公爵特别注意自己对于斯撇然斯基的感情，并且不觉地在他自己心中加强他对斯撇然斯基的好感。保尔康斯基在他家所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斯撇然斯基谈超过法规编纂委员会，便嘲讽地向安德来公爵说，法规委员会存在了一百五十年，耗费了无数的金钱，除了罗生坎卜夫在比较立法的各条上贴了标签，什么事也没有做。
“这就是政府花了无数的金钱所得的一切！”他说。“我们想要把新的司法权给枢密院，但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公爵，象您这样的人现在不服务，真是不对。”
安德来公爵说，为了这个工作，必须有法律的知识，而这是他所没有的。
“但这是谁也没有的，那么您想要什么呢？那是一个circulusviciosus〔出不去的绝路〕，一定要从里面打开一条出路的。”
一星期后，安德来公爵做了军法编纂委员会的委员，并且，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做了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分组的主席。由于斯撇然斯基的要求，他担任编纂中的民法的第一部，他借助于Code Napoleon〔拿破仑法典〕和Justinian〔攸斯蒂尼安〕法理，从事编纂人权的部分。
7
大约两年前，一八〇七年，在他视察了田庄回到彼得堡以后，彼挨尔不觉地做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领袖。他主持会里的聚餐会和丧仪会，招收了新会员，为各支会的团结和获得原本的会章而忙碌着。他用自己的钱建修庙宇，并尽他的力量，收集捐款，对于这个，大部分的会员是吝啬的、不按时交的。他几乎是独自用钱维持该会在彼得堡所建的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依然如旧，他仍有那些嗜好和消遣。他爱盛餐、痛饮，虽然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堕落的，他却不能拒绝他所参与的单身汉团体的享乐。
在他混乱的活动和消遣中过了一年之后，彼挨尔开始觉得，他愈是力求坚固地守住他脚下的共济会地基，它在他的脚下离得愈远。同时他觉得，他脚下的地基愈向下沉，他愈是不觉地受它的拘束。当他入共济会时，他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人确信一只脚是踩在沼泽的平面上。放上了一只脚，他沉下去了。为了充分相信他脚下的地基的坚牢，他放上了另一只脚，并且沉得更深了，陷在里面了，不觉地在淹没膝盖的沼泽皇行走着。
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不在彼得堡（他最近摆脱了彼得堡会所的事务，深居简出地住在莫斯科）。所有的会友们，都是彼挨尔在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人，要他只把他们看作共济会里的会友，而不看作B公爵，或者依凡·发西利也维支·D，不看作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大都是软弱的无足轻重的人，是很难的。在共济会的胸帷和徽章之下，他看见了他们在生活中所力求的军服和十字勋章。常常，彼挨尔在收集捐款时，计算着收款簿上的二三十卢布，彼挨尔便想起了共济会的誓言，每个会友都许诺把他所有的一切给予别人，而这二三十卢布大都是十来个会友所还的欠账，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是和他一样的富有；于是在他心中发生了许多是他极力要避免的怀疑。
他把他所认识的会友们分为四类。他认为第一类是那些不在会务上，也不在人事上作积极的活动，但只研究神秘的教会科学的会友，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上帝的三重名义，或三种物质原素：硫黄、水银、盐或索罗门神庙中方形与各种图形的意义。彼挨尔尊重这一类的会友，老会友们大都属于连一类，彼挨尔觉得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本人也在内，但是彼挨尔和他们的兴趣不一致。他的心不在共济会的神秘方面。
在第二类中彼挨尔算进了他自己，以及和他类似的会友们，都在追求、动摇，在共济主义中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可以了解的途径，但希望找到它。
在第三类中，他算进了最大多数的会友们，他们不了解共济主义的内容，只知道外表的形式和仪式，他们注重严格遵守这种外表形式，不关心它的内容与意义。维拉尔斯基甚至总会的会长都是这类人。
最后，归入第四类中的也有许多会友，特别是新近入会的人。据彼挨尔的观察，他们是不信仰任何东西、不希望任何东西的人，他们加入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会里面很多的年轻的、有钱的、因为关系和地位而有势力的会友们。
彼挨尔开始觉得他自己不满意自己的活动。他有时觉得，共济主义，至少是他在这里所认识的共济主义，只是建立在外表上的。他不想怀疑共济主义，但他疑惑俄国的共济主义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背离了它原来的宗旨。因此他为了学习教会的高深教义，在年底到国外去了。
一八〇九年夏间，彼挨尔回到了彼得堡。俄国共济会员，由于他们和国外的通信，知道了别素号夫在国外获得了许多高级地位的人的信任，深通许多神秘，升到了高级地位，并随身带回了许多对于俄国共济会有益的东西。彼得堡的共济会员们都来看他，巴结他，并且都觉得，他隐藏着并准备着什么东西。
召集了第二级支会的隆重的集会，彼挨尔答应了在这个集会里向他们报告会里最高领袖们托他转达给彼得堡会友们的事情。这个集会是满座的。在通常的仪式之后，彼挨尔站起来，开始演说。“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脸红着，口吃着，手拿着写好的演说稿。“在会所的幽静的地方奉行我们的神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行动。我们在打瞌睡了，但我们必须行动。”彼挨尔拿起稿本开始宣读。
“为了传播纯洁的真理，取得美德的胜利，”他读着，“我们必须清除人们的成见，宣传合乎时代精神的原理，负起教养幼辈的责任，和最聪明的人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勇敢地同时谨慎地克服迷信、无信仰、愚蠢，训练那些忠于我们的，为了一致的目标而团结的，有权力、有力量的人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美德的力量超过邪恶，必须努力，使正直的人，甚至在这个世界里，也能因为他的美德而获得永久的报酬。但在这些伟大的企图中，最妨碍我们的是——目前各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应该怎么办呢？欢迎革命呢？推翻一切呢？以武力驱除武力呢？……不是，我们离这个还很远。任何暴力的改革都该反对，因为在人们象他们现在这样的时候，它完全不能去除邪恶，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