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正月初二，与熊天羽全家交往密切的一个老侦听员带着熊天羽的孩子去给离休在家飞行员出身的原空军司令员王海拜年。当年在空三师任飞行大队长的王将军深情回忆道：“当年我们飞行人员都知道我们空三师的指挥所里有一个中国人（指熊天羽）能听懂美国佬在空中的相互通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后来听说他调到空联司指挥所去了。我们每次飞机一起飞，地面指挥员就向我们通报在空敌机的番号、架次、高度、航向、速度以及后续动向等等，使我们对敌情了然于胸。后来才知道，那些情报讯息都是通过侦听获得的。”
王司令当天情绪饱满，又向来访者讲述了战后会见美国空军参谋长的情景：
“1984年7月，我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国防部长张爱萍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来没有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加布里埃尔要见我这个内容的。因为访问过程中有一个空档，加布里埃尔突然通过武官提出来，要单独见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张部长报告，张部长同意了。
那时在驻美大使馆当空军武官的是张伟仪，他陪我去了五角大楼加布里埃尔的办公室，我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好多飞机模型。我也是飞行员出身，也喜欢飞机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摆着的模型里有F－86，F－86这种飞机是我们抗美援朝时的主要对手。当时上级通报美国空军情况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装备F－86的，只有两个大队，一个是第51大队，一个是第4大队。51大队的飞机在两个翅膀上喷两条黄线，这个我们在空中看见过。第4大队的飞机就没有这两条黄线。
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尔讲：喷黄线的F－86是你们美国空军第51大队。加布里埃尔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笔者注：看来他并不了解当年我空军侦听员的厉害，他只要在空中一开口讲话，便立即被熊天羽通过口音辨别锁定了。）我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经常遇到喷黄线的F－86。他就问我：你认为喷黄线的和没有喷黄线的，谁的技术好？我说：还是喷黄线的技术好，没有喷黄线的第4大队不行。加布里埃尔一听就很自豪地笑起来了，他说：我就是51大队的，在朝鲜战场上，我就是51大队的中队长。这样我们就非常随便地谈起来了。
后来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因为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空中跟我们交过手，却没有到中国来过，更没有见过中国的飞行员，我是中国空军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见一见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国飞行员是什么样的人吧？
这次访问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兵种的头头，在五角大楼一个会议室里，和我们交换意见。张部长给他们介绍代表团成员，介绍到我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空军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就和空军司令一样。加布里埃尔说：我们认识，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他最后这句话，我想可能是翻译有误，也可能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只是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所以后来我在回忆录上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你想，咱们也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来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来的啊。（笔者注：看来我们的司令员也低估了美方的空情能力）我估计可能翻译得不太准确，但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以后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再侵略我们，我还把你们打下来，我还是这个姿态。（笔者注：中国的军人够强硬、耿直）这个时候，张部长说了一句话：这叫不打不成交！（笔者注：这才叫外交风范）”
王司令接着又满怀激情的回忆了朝鲜战场的那段历史：
“我们在安东那个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觉呼吸的气把被子都冻上了，放在盆子里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块。后来，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烧完了，没有汽油怎么办？中国人还是聪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据说法国曾经有这个设想，但没有弄成。我们就研究，把发动机喷油的眼弄大一点，喷的量多一点，就是在哈尔滨生产出的酒精，烧了一段这个东西，凑合着也可以飞。我们当时飞航线，也没有鞋，赤着脚丫子飞。
等我们飞出来以后，驻进上海虹桥机场，作了一次飞行表演，当时，陈毅同志来观看，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了。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手表，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表，还是瑞士表。我的那块表，后来打仗时飞机负伤我跳了伞，表丢了，非常可惜。
空军最早就是空四师、空三师两个师。在空四师我是中队长，因为我的飞行技术也不错，所以组织上把我调到空三师，当了大队长。那个时候我一年提了三级，从副团长到团长、副师长。我二十几岁就当上师级干部。
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空四师、空三师，加上另外两个团，一共有两百架飞机。而美国和联合国空军，飞机有一千两百架，是我们的六倍。美国有十四个空军联队，这十四个联队中，有两个战斗机联队，三个轰炸机联队，两个轻型轰炸机联队，三个中队的轰炸机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三个歼击机大队。当时美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时，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时，有几百小时的，其中戴维斯、爱德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员。
当时我们的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了二、三十个小时。我因为老飞螺旋桨，加了十几个小时。在这儿，我要给你讲这么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喷气机没有用于战场上，所以美国飞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架驶喷气机真正打过仗，中国开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打过仗。虽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你那个时候驾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行技术熟练一点，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要忽略这个历史条件。因为喷气机真正的较量是在朝鲜战场，中国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和美国老牌空军大国的较量，双方都有优势。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觉悟高，非常愤恨敌人。
我记得很清楚，朱德总司令给我们讲过一句话：勇敢加技术就是战术。想想那个时候的劲头，确实是这样，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勇敢不怕死，这是一个真理。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抗美援朝我们击落对方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我们被美国击落二百三十一架，击伤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国飞机击落过，我跳伞了。我们副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了一百一十六个人，代价很大。这一百一十六个飞行员，也不亚于一个师。抗美援朝后期，我们飞行员跳伞的跳伞，牺牲的牺牲，就剩不多了。我们团副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加在一起，才凑足十二个人起飞。我们大队虽然战绩很大，但是牺牲了四个飞行员———孙生禄、刘德林、阎俊武、田宇。我们能活下来，我们是幸存者。
现在记者来采访我，写文章，不应该纪念我们，而应该是纪念先烈。”
王海司令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助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大力支持，中国空军就不会发展这么快，志愿军空军也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这充分显示了一个中国老军人敢于实事求是的英雄本色。
王司令与二战中击落击伤德军飞机63架的苏战斗英雄阔日杜布在朝鲜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司令在其退休后，不仅邀请他私人访华，还在苏联解体，阔日杜布去世后，邀请其遗孀和子女来华旅游并赠予每人一万元人民币零用。中华先贤留下的“仁义”二字在这位中国老军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