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与人之间的地域差别
不知道你意识没意识到，在我们人的身上，套着几个到十几个无形的“呼拉圈”，从大的到中的到小的到最小的，几乎套满了我们的全身，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我们的一个念头一丁点无意识的动作，都被局限于这些“呼拉圈”里，它逼着我们在圈内回环、舞蹈。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天外来客，是出生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中的人，也即是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之中的人。
如果你是出身在非洲，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一个黑人，要是出生在北美洲，那么就是一个白人。如果生活在中国，你就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于是，非洲人便穿着非洲的服饰，说着非洲的话，听着非洲的音乐，跳着非洲的舞蹈，吃着非洲的习惯性食物，接受着酋长的领导和某一个巫师的说教，几辈子或几十辈子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和死亡，繁衍着他的子孙。而一旦做了一个中国人，那么，你就穿起了中国的服饰，住着中国式的房舍，说的是中国话，学的是汉字文化和中国的历史。你的祖辈是中国人，后代也是中国人，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只要你不到国外去定居，只要你不搞什么涉外婚姻，那么，你和你的后人依然是中国种、中国心。
我们若是剥大白菜剥竹笋那样一层层地剥下去，就我们中国人而言，便可以这样来区分之：（1)是亚洲人；(2)是亚洲的中国人；（3)是中国的汉族人；（4)是汉族中的广东人（或者湖南人或河北人等等)；(5)是广东省里的佛山人（或其他什么市县的人)；（6)是佛山中的客家人（或土家人)；(7)是佛山地区的李姓或邝姓（或其他家族）家族中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正是因为生活在特定的地域里，于是，我们的讲话便带着了那里的口音，连粗话和口头语都学会了。于是，只要我们熟悉那些乡谈土语，一听某一个人的口音，我们就能问出来：“噢，你老家是广东佛山吧？”“对啊，你怎么能听得出来？”“看你的个头，像是佛山的客家人？”“是，我们的祖先是从北方过来的。”这些对话，我们经常听到，这说明，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已经打上了那个地区的特征。
这种特征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不仅口音与长相，还包括他的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等等多种多样的不同。于是，尽管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些差异却早就刻进了我们的“骨子里”去了，不是入骨三分，而是入骨十分。
对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很多的例证来：
1.顶羽的最后失败，是因为遭到了十面埋伏，张良在四周组织会文艺的士兵用箫吹奏楚国的曲调，令士兵们想起了自己的家乡，结果军心涣散，不战自溃。如果顶羽当时是在全国招集的兵马，不是以楚军为骨干，那么也就不怕什么乡音一起令人愁了。
2.曹操兵陈长江，要渡江灭吴，如果他的士兵都会游泳，都习水战，不怕风大浪险，他就用不着把船连锁在一起，遭受到火攻的巨大损失。正是因为他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懂得水性，见水就晕，故而才有此大败。
3.晋朝时有一位张姓男子在洛阳做了一个小官，这一年到了秋风吹起，想起他家乡杭州的鲈鱼和莼菜味道鲜美，连小官都不愿当了，干脆辞职跑回家乡去。
4.蒋介石一火就骂娘，他的口头禅是“娘希匹”。他被赶到台湾之后，晩年还想吃家乡的酱豆腐，千方百计叫人给他捎一些到台湾去。
5.毛泽东在延安时，招待苏联的代表米高扬，拿出了一碟干辣椒，他说了声不辣不革命，自己就先抓起辣椒往嘴里塞，米高扬也效仿着尝了尝，却辣得龇牙咧嘴，而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彭德怀1958年在庐山会议前，曾到苏联去访问，他的身边带着两罐东西，一罐是辣椒酱，一罐是臭豆腐乳。在与安东诺夫大将等就餐时，他的随从副官拿了出来，一闻那气味，苏联将领就直皱眉头。安东诺夫问之，答日：中国的奶酪。安东诺夫马上派人去作了化验，结论是那里面有着许多的细菌与微生物，还有其他不干净的杂质。故此，所有的苏联将领都避而远之，而彭德怀却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些特征叫做“故乡情结”。通常的解释是，一个人从小生长在某一个地方，吃惯了那里的东西，听惯了那里的曲调，于是便有了感情，心中便渴望再听到那些乡音，再尝到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这种故乡情节是深入骨髓里的，像中国湖南人（包括四川人与贵州人）那样吃辣椒的程度与水平，其他的外乡人与外国人都是很难适应的。据医学工作者说，像毛泽东那样吃辣椒，对于一个平时不大会吃辣椒的人而言，胃早就吃坏了，但是毛泽东吃辣椒不但吃不坏胃，反而更能增加饭量。这个结论推而广之，苏州人生就了一个会适应甜食的胃，山东人生就了一个适应大葱大蒜的胃，而山西人也就生就了一个适应醋酸的胃。
不仅是如此。
人的一切身体特征都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人的一切思想、语言和行为特征也都已经与他的地域特点相吻合，于是，我们所讲的主题也就在这里脱颖而出：一个佛山客家人的个性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亚洲人、中国人、广东人和客家人的特征，这种特征对于具体的其个人而言，可以称作为共性，而对整个亚洲人或中国人来说，它是一种个性。
这种个性，我们可以称为大个性。
二、民族性格
大个性渗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和某一族人、某一群人的性格特征，是这一族一群人长时间生活在这方水土里，一代接一代积累形成的。它与这些人的地理环境、饮食习惯、长期相处下的生活规则都有关系。即不仅这里面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也打上了地形地物气候水质的烙印。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北方民族处于草原辽阔的苦寒之地，地广人稀，骑马过着游牧生活，并历经了匈奴、突厥以及蒙古的成吉思汗与汉族的多年征战拉锯局面，所以，北方的民族就具有了好斗与豪爽的性格。而江浙一带的民众，正是这里的物产富饶、文化发达，加之山青水柔，风清月白，气候适中，因此也长得聪慧纤弱一些。这样的人当个文士是可以的，要他们骑马上阵杀敌就勉为其难了。故而江浙一带是出文人的地方，而北方则是出武士的地方。
我们甚至可以只用山水来表达这种性格的特色。凡是山险水急之地，民众也多剽悍骁勇；凡是山圆水柔之地，民众也多温顺。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像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俄罗斯的车臣来加以说明，那里多山民，因此也多了些许倔强的性格。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犹太民族的性格：
一个慈父把3岁的儿子放在窗户上叫他往下跳，父亲在下面接。孩子玩得忘情而高兴。到了第三次，孩子又欢快地跳下，但父亲并没有去接，可怜的孩子跌在地上哇哇大哭，慈祥的父亲则在一边暗笑。孩子抱怨父亲为什么不接反而欺騙了他。父亲在儿子惊恐之余，循循善诱地教导儿子：“为什么以为我接了你前两次，就一定有理由第三次再接你？你为什么以为我是你父亲，就一定会帮你？”
有人说犹太人这样教育孩子是不是有点儿太残酷了。
犹太人却说；“犹太人为什么不能怀恨？一个被逼得远离了自己家园数千年，一个被逼得操贱业、受人宰割而只能忍辱偷生以苟延残喘，一个世世代代浪迹天涯，深味做人不易和世态炎凉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怀恨的最后权利！”
犹太人给人的印象在于他们的抗争、奋发与要强。由于灾难深重，犹太人颇有来由地扮演着有一天出人头地。从中世纪开始，就亦步亦趋地理财赚钱，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理财家和商人，到了当代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焉能不红、不发！站在财界顶端的犹太人终于杨眉吐气了，跨进学界、政界及企业界的犹太人，开始主持起世界事务来。由于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的底层，犹太人学会了隐忍。但是犹太人深知，要想翻身，必须注重教育，所以在犹太人心中，教育是宗教，是铁律，诋毁教育或不接受教育都属犯罪。不管多贫困，男孩子都要受教育。整个世界的犹太人帮穷的犹太人读书。犹太人很珍惜金钱，但在这事上义不容辞，他们不忍、不敢吝啬。这类吝啬都会为犹太民族所不齿。
由于有上面的特征，有很多人说犹太人像中国人。西方人说像，犹太人自己承认像，中国人也乐于说像。比起讲科学认死理的西方人来，中国人与犹太人都重教育、守时、圆通，善解人意、乐于应酬、爱言商事、保守、轻视女性、关心政治、讲求实惠，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善于妥协，见风使舵等等，实在不只是像，简直是兄弟。
但是与犹太人接触久了，会发现中国人与犹太人又很不像。在好多事上，犹太人比中国人有眼力、顽强坚忍，知道团结的道理，事事抱团；还有，犹太人公然教导宣扬怀恨和记仇。每个春末，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总是有人拿着喇叭没日没夜地念人名，一念就是好多天，校园中主干道上从东到西都用粉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起初颇不知其所云，后问友人，知是犹太学生在悼念二战被虐杀的死难同同胞的名字。日日夜夜。每人轮值一小时，厚厚的、无尽的名单，几乎没有人听，甚至没有人留心，大多数的外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风风雨雨，烈日曝晒，他们完全不在乎，只是一心一意地念，被念的死者的名字瞬间随风飘去了，粉笔写在地上的字也保存不了多久。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抹掉，但这种行为的符号意义却永远也抹不掉。
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于小看或忽视这个民族、这种刻骨铭心的恨。可惜中国人太聪明了，不愿干这些明知“无用”的小事。我常想，中国人若能有一丝这样的精神，日本人也不敢在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后死不认错了。顺便说一句，犹太人至今仍抵制德国货。犹太人所购货品中，哪怕有一颗螺钉是德国的，他们都坚决不买。
犹太人为人很自私，而且他们并不掩饰这种自私。中国人也自私，但很掩饰，重谦让，容忍，把自私包装起来，较愿意看得远一点，于人于己都有利。笑脸迎人，老到，圆熟，富有难解的人情味，“东方神秘主义”，这是比犹太人“棋高一着”的地方，也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地方。
在行商上，犹太人重信用，讲商业道德，货真价实；但生意永远总归是生意，翻脸无情。中国人热情缠绵，生意不止是生意，表面上情义兼顾，内里的信誉常悬个问号，轻诺而不重契，先是满面温情而后剑拔弩张，起于哥们儿义气而终于对簿公堂，这真不如犹太人痛
在纽约布碌伦区的正宗犹太人，穿一袭黑衣，大礼帽下扣瓜皮小帽，大胡子垂胸，裤子口袋下满垂缨络。跟这种人做生意你不必担心，虽然有人说他们做生意狡作，但他们绝不走歪门邪道，说出来的话一定算话。可有一件，他们至今与异性在公开场合是不能相互握手的，即使是在做生意也是如此。但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竟是女权主义孽生地和急先锋，大多数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是犹太人。犹太人家里主政的也绝对是女人，她们专司家里的一切事务和子女教育，这就是世所周知的“犹太人的妈妈”制度。注1
这篇文章不仅讲出了犹太人的性格，还讲出了这种性格的成因。犹太民族是个世界流浪民族，同吉卜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国家，当在别的国家里寄生时，被当成“异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残杀了600万人，直到二战之后，才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国家。世世代代的浪迹天涯形成了自奋图强，拼命挣钱，会记恨的性格。这种性格是这个民族长期在底层在重压下生活逐步形成的。因此，也使我们知道了，每个民族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历史与地理条件。
三、国家性格
国家同民族一样，长期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是世代积累形成的。让我们来挑选若干个国家作一些介绍。
A.美国人的处世之道
1993年第12期《中外书摘》，刊登了李岘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她在美国的一次经历。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与自己周围邻居相处得很好，彼此关系融洽，平日里也井水不犯河水。我正在家中准备远行的行装，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不请自到，声言我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将我们家摆放在车房外面过道上的冰箱挪进屋里，否则将会接到法院的传票……
“这可是祸从天降：这个冰箱原本是放在车房里，由于我们一家去欧洲旅行，回来发现意外断电使冰冻的鸡鸭鱼肉变质，故把洗刷多次的冰箱推到外面让阳光杀菌……
“这惹了谁？冰箱是放在我们家的走道上，土地和房子都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我们没有妨矸任何人的交通和公共设施，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以如此强硬的手段让我们挪走冰箱呢？警察是两名年轻的美国白人，长得很帅，配一身警服堪称英武，所以，我站在他们面前并没有畏惧感，而且还觉得自己说得头头是道呢！
“英武的警察对欢的自我辩护厌倦了，其中一名警察威风凛凜地说，他们是接到我们家邻居打给他们的报警电话后赶来的，邻居说冰箱放在外面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了威胁，如果我不想有再多的麻烦的话，必须马上把冰箱挪进家门，否则5分钟之后会开罚单、递传票。
“邻居？罚单？警察？传票？我这时才注意到停放在我家门前的那辆警车彩灯一闪一闪的，就差没有嗷嗷叫了，虽然我很想说冰箱又没有接电源，哪里会有危险？但是我已从警察的神情里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故不再申辩，而是请他们再延长15分钟，以便我先生回来帮我挪冰箱。
“你先生几点回家？
“般是在5点半左右。
“好吧，你在5点半之前把冰箱挪回车库，否则会接到传票。
“你们能帮我一下吗？万一我先生赶不回来……
“对不起，我们公务在身，你还是找你的邻居帮忙吧！
“警察走了，我一看表，妈呀，还差3分钟就是5点半，如果3分钟之内先生赶不回来，我们不就要惹大麻烦了吗？怎么办？找邻居帮忙？算了，你知道是哪一家正在他们家的窗户里面看你的“西洋景”呢！
“我气呼呼地向自己家的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看了一遍，实在想不透在这花草树木掩映的优美、祥和的环境里，有哪一位昔日笑容可掬的人会对我们下毒手如果认为我们的冰箱有碍于他们，可以先给我们打电话提意见嘛，干吗不声不响地直接报警？害得我们这样奉公守法的家庭被警察登门造访······
“笑里藏刀！”
“心里想着，嘴里骂着，眼看还有一分钟就到5点半了，我顾不上心中的怨气，或者说心中的怨气鼓足了我心中的底气，居然一个人连拉带推，愣是把一个比我高上一头的双开门的冰箱，一步一步地挪进了车房。又气又恼又累又愤，我在先生回家以后，狠狠地把那位不知名的邻居痛骂了一顿有什么话不可以直接说，干吗要直接报警？”
“在美国长大的先生就是比我这位新入美国籍的人见多识广，他处乱不惊地说，这是美国人的处世哲学，他们不想介入纠纷，不想撕破脸上已经凝固的笑容，他们从来有事都求助于法律，一来可以保持与人为善的关系，二来可以用行政的手段解决问题！”
“哈，多么强的法制观念，竟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用警察！”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初发现美洲大陆后，各国各地的淘金者陆续而至。尤其是在美国西部，为了圈地，为了矿产，为了石油而相互械斗的事经常发不成什么事，许诺也好，人情也好，最终都会因利益而走向冲突，于是大家干脆用法律来处理棘手的问题，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久而久之，连中国人认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动用警察来解决了。真可谓是习惯成自然，这对于我们东方国家动辄讲人情和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人来说当然不可理解，当然会带来巨大的困惑。
B.“傻冒”芬兰人。
一位中国女记者（潘屹）写了一本《走进福利“天堂”》，这里引录的就是她在芬兰的所见所闻。
“我想起到芬兰第一天的情景。出租汽车司机按照我出示的地址把我带到要去的地方，帮我把行李拿下。我有两个大箱子，一个提箱和一个大旅行包，很难挪动。我把东西放在路边，我要去15号楼.找到了15号楼，却怎么也找不到要找的房号。我看到一间屋里有一个老人坐在窗前，我敲了敲窗户。我给他看了看地址，他提起我的两个大箱子，带着我就走。走了一会儿等我追上来了，他要和我交换行李，因为他发现箱子可以拉着走，让我拉箱子，他提包。我们围着好几个楼绕，就是没有找到要找的房子。
“这么长时间没有找到，行李在我们手中变得沉重起来。他让我在路边等，然后做了一个跑步的姿势，告诉我，他去找。一会儿，他跑来了，兴奋地告诉我：‘雷！雷！’我高兴地喊：‘雷是马的朋友！’我的地址上写的是马。我抄写的地址有一个关键的错误，把16楼写成了15楼。老人带着我上楼，他上前去按门铃，门开了，一位青年男士开了门，他是雷。我对老人说：‘对了，是这里。’老人不放心，停在那里不走，看着我：‘Allnght？’我意识到了，是因为雷的冷漠的面孔，我与雷还素不相识。我告诉老人，这里是我要找的地方，没事了。老人走了，他临走时，我拿出一个景泰蓝手镯，让他送给他老伴或者女儿。
“这是芬兰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很友好。雷让我第二天再去坦佩雷，他搬到马的宿舍去住。他们临走之前敲开隔壁的门，告诉那个和他们共同用一个厨房与洗手间的芬兰小胖子，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去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回来，见小胖子在楼道里给我留着灯。明确知道是我后，小胖子关上门，插好，就再也不出门了，直到我很晚睡下，才听到他出来用晚餐的声音。我想如果是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对陌生人会多一分热情、浪漫与幽默，但芬兰人给我们的是安全、严谨和文明。
“芬兰民族是较为朴实与单纯的，他们喜欢孤独，不爱结交朋友。有次我在一个Party上与一个芬兰人玩得很好，下一次碰面了，他却不理我。我问尤西，这是怎么回事？尤西说，他不知道怎么跟你打招呼。其实，芬兰人不是不爱交朋友，而是他们害羞。有人称他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与一个小民族’。
“芬兰人老实到了循规蹈矩的地步。我见过芬兰人买水果，有时只买一个，因为芬兰水果太贵，一般都有进口的。但是，我在芬兰见到许多果树，多数是苹果树，春天满树的苹果花很美，秋天，苹果挂满了枝头。许多苹果是野生的，但是芬兰人还是去商店买果子吃，不摘苹果。我们几个中国女孩手痒痒了，想去摘野苹果，因为不摘也会烂在树上或掉在地上。外国人都说，这里太bonng，意思是太单调无聊。这里无犯罪，无抢劫凶杀，无战事，无安全事故，日子很安宁。一个加拿大人说，你看，芬兰人连偷东西都不会。
“芬兰人自己说，他们是值得信任的民族，不会欺骗人，这一点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同，中国叫芬兰人为‘傻冒芬兰’。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我从赫尔辛基机场回来时，在汽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代表团，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他们来芬兰学习制造玻璃制品，与芬兰签订了合作合同。他们的总工程师来过芬兰几次了，说他们的技术是可以信任的，芬兰制品在质量上绝对可靠。他们很憨厚，不是奸商，可以说是‘傻冒芬兰’。”
这篇文章所介绍芬兰人的性格，颇有些像我们中国所说是“桃花源中人”，纯朴、宁静、无欺，还有点发傻。那么，芬兰人的性格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据这位作者说：北欧海盗横行的时候，芬兰人没有参加；当资本来到世间，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时候，当大不列颠搞圈地运动，北美、欧洲在罪恶地贩卖黑奴运动中进行原始积累的吋候，芬兰还在森林中唱着他的田园之歌。这个民族非常忠厚，因为他们刚从森林中，从农业社会走出不远，还没有脱离他们的纯朴本性。
虽然芬兰的发展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但是芬兰注重民族素质教育。据说，芬兰人均藏书居世界第一，年轻人都能讲英语，上年纪的人相当一部分能讲英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火车站、邮局、旅行社、税务局、警察局，你用英语交流不会有什么障碍。瑞典语是他们的第二民族语言，中学生还有根据自己的爱好学法语或者德语，由于和俄国的关系，许多人学习俄语。在大学里，学习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也是一种时尚。这样，作为一个芬兰人至少掌握三种语言：芬兰语、瑞典语与英语。
由此可见，芬兰人既是走在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里，同时又没有摆脱那种老子说中国原始社会民风憨纯的那种味道。
C.韩国人，急性子
韩国人性格急躁，往往令他们在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取得巨大的别人难以想像的成就，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的弊病。韩国人的这种性格大概与韩国长期以来没有稳定的社会生活有关。战乱困扰，权力相争，一来磨炼出韩国人对于环境非同一般的适应能力，二来也造就了他们喜欢“有事马上办”的性格。
韩国教授金泰吉指出，韩国人意识结构的基本特色有四：一是感情优于理智；二是相对整体而言更热爱部分的倾向显著；三是更重视外形；四是相对于内在的价值而言，更容易被外部价值吸引。韩国新闻媒介曾报道多起因一时的冲动而引致的恶性案件。大邱的一个农民因与侍应生口角，一气之下放火烧了夜总会，造成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一名韩国人就此评论说：“小到为点烟借火，大到瓜分遗产，任何事情均可触发命案。”
《韩国商人》杂志透露，在世界各国航空公司中，许多空中小姐都已经知道，一上飞机就要求供应冰水的东方人，不妨就假设他是韩国人好了。因为他们性子急，弄成了喝冰水缓和自己情绪的习惯。
韩国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巴利，巴利”，意思是“快点，快点”。
汉城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前面开得稍慢一点，后面就立刻有人鸣笛催促。有人统计过，在一分钟内韩国人走的步伐比欧洲人至少要多15步。有的学者说，这说明了为什么快餐这样的方式在韩国人中较易接受，因为韩国人生就一副急性子。
这种急性子使他们能够当机立断，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例如，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仅9个月便告竣工，这在许多外国人眼中是一种奇迹。而长度与此相等的神户到名古屋的高速公路却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汉城的地铁系统原来是一片空白，如果按照一般建设进程，要赶上其他国家不知要何年何月，但是韩国人一声令下，四条线路同时兴建，仅仅数年时间便大功告成。
不过，韩国人的急性子往往也带来欲速则不达的效果。例如由于赶工的关系，结果竟将地铁牌安置在乘客看不到的地方。在商业谈判中，韩国人往往今天谈判，今天就想能签约，结果常常令审慎的潜在合作者望而生畏。注2
好了，我们不再无休止地介绍下去了。美国，代表着当今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代表着一些长年没有战争影响的平和国家，如瑞士、瑞典等等；而韩国，可以作为东方民族崛起的一个代表。这里，我们也只是说代表而已，因为我们的前提中早就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是“这一个”。这样，有了这三个例子之后，我们就能够研究问题了。
是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人的性格，几平也同中国人讲到我们河南人的性格，天津人的性格，或者上海人的性格一样，离不开它们的历史成长条件和久远生活样式，战乱频仍的国家与长期和平状态的国家不一样；受压迫的民族与长期居高临下欺负别个国家的人又不一样；生活在热带的国家与生活在寒带的国家也不一样；犮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又不一样。这些国家性格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他们几百年乃至数干年中生活的条件与历史。这种生活条件和历史进了他们先人的基因里，也打进了他们今人的基因里，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稍固定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国家人的大性格，也是我们这里所称的大个性。
四、地区性格
中国人在讲到湖北人时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湖北人刁蛮难斗。这点像上海人，但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人；而湖北人名声不好，则是他们火气大，喜欢打架。
而武汉则又是湖北的省会，当然更是湖北的典型。
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
的确，武汉人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
和武汉人交“梗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汉人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是因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梗的”。在武汉人看来，交朋友就得“一根灯草点灯没得二心”，不能“码倒搞”（做假)、“诈倒裏”(吹牛)，更不能“抽跳板”。“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比过河拆桥内容更丰富。“抽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你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火、夹生、半调子，简直不是东西。严格说来，“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卖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耻了。
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劲、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三仗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日“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注3
在这篇节录的文章中，作者始终将武汉人与上海人作了比较，这两地人的不同是：上海人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样子，不把外地人放在眼睛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咚”，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而武汉人可没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了半天，还不动手！”他们觉很不过瘾。
上海滩的人大都是外地迁居到那里做生意的人，他们接触外国人早，文明得早，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滨”的外语，并且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一群，所以他们的优越感是较为明显的，这样的人也就脱去了野蛮的习俗（动不动就动拳头的习俗），而且视生命为“最高财富”，舍不得在械斗中把小命丢掉了。而武汉人则不一样。在国民党时代，有一个说法，叫做“两广出钱，江浙出官，两湖出兵”。那就是说国民党政权的建立，靠着广东广西出钱，靠着江浙两省出官，靠着湖北湖南出兵来支撑的。因为蒋介石自己是浙江人，所以任用乡里乡亲当官是自然的，而广东那里开放得早，钱多，要那里的富商支援也顺理成章，剩下两湖的人好勇斗狠，自然叫他们到战场上去杀敌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有其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生于斯，甚至你的祖祖辈辈也生于斯，那么，你就肯定在基因里打下了这个地区这座城市的印记。尽管有些人可以不承认，但是他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的正是那个地方“大个性”的特征。
注释：1、海龙：《我看犹太人》，《读者》2000年第九期，第42~43页。
2、秋子：《韩国人，急性子》，法国《欧洲时报》（《海外文摘》1999年第九期）。
3、易中天：《读城记》中《武汉人的性格》，《书摘》2000年第五期，第2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