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战争胜败的，大约有三个因素：其一是要有一支高度技能化（智能化）的军队，军队中的官兵要有高度的知识文化、熟练的技术以及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其二是要有精良的先进的武器技术装备；其三则是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很多情况下，这第三个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们在介绍了军队、武器之后，有必要来讲一讲战略与战术问题。
战术，是指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战术的运用一般根据敌对双方具体情况和地形、天候等条件而决定。它显得小些，具体一些，一个士兵、一个连队，战争中都会有它们的战术运用；而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的方针、原则。它依据敌对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如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工程的设施，军事装备与军需物资的生产、储备，战争动员，基本作战方向的确定，战区的划分，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制定等等。大约每一个国家的军事院校，都不会缺这两门基本课程《战术学》与《战略学》。
战略的回顾
恐怕只要一进行战争，就会牵涉到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不管战争参与者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公元前14世纪，在小亚细亚兴起了一个强国，叫赫梯。它的势力很快进入了叙利亚，威胁到埃及的利益。当时，叙利亚是通往东方、小亚细亚和爱琴海以及埃及的诸商路的交汇处。公元前1321年，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调集数万军队和数千辆战车，向赫梯军队在叙利亚的主要军事基地卡叠什要塞进军。赫梯国王牟瓦塔尔利用埃及人急于取胜的心理，用计谋诱使埃军进入伏击圈，将其重创。在这次会战中，双方都是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以军队为保护或夺取国家利益的工具，并且在交战中能够分析形势，施以谋略。在实力相当的条件下，赫梯军队智高一筹，得以先期取胜。这里已蕴含着战略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630年，我国东周时期，春秋五霸中的两霸晋国的晋文公和秦国的秦穆公联合出兵讨伐郑国，这叫两大欺一小，郑国危在旦夕。郑国老臣烛之武甘冒生命危险，夜入秦营，面对秦穆公慷慨陈词，进行了一番充满战略意识的形势分析：秦、晋伐郑，郑国肯定要亡；但郑亡，无益于秦，因为秦、郑之间隔着晋国；秦国是在费力为晋国谋利益，是不策略的；郑若不亡，与秦无害，还可以为秦的外交活动提供方便；晋国反复无常，不讲信用，既然能以灭郑来开拓东部疆界，有朝一日也会侵秦以开拓西部疆界。因此，秦参与晋国灭郑实在是于己有害无益的不明智之举。秦穆公信服了
烛之武的话，与郑国为盟，使郑国得以生存下来。烛之武的言辞表现出的虽主要的是外交才能，实际上则是军事谋略的高论。翻开先秦诸子的著作，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这说明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中谋略（战略）的应用已十分普遍了。
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211年，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不仅我国国内战争频繁，世界同样如此。亚述战争、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东侵、布匿战争等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就产生在这期间。纷繁的战争活动，也把古代最初的战略意识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思维的发展出现了两大分支，一支是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那里，有关战争的实用方法发展较快。例如亚述战争中出现的混编兵种、攻城车械，希波战争中的长方形战斗队形和利用海军控制瀕海地区、要点的战法，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密集或散开队形在起伏地上机动作战的轻皮盾步兵的出现，维奥提亚战争中斜楔战斗队形的运用，亚历山大东侵时骑兵的运用、海陆部队的配合行动以及后勤运输等方面的创新，布匿战争中战舰技术的改进和汉尼拔向罗马腹地的远距离穿插等等。另一支是在中国，它在军事思想，特别是战略思想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倾向。它的标志是一批以阐述战略战法为主的兵书的出现，主要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这些流传至今的兵法，对于后世战略思维的发展，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尤其是《孙子兵法》，已成为古今中外兵法之经典。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特别是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一代名帅刘伯承，早在他还是一个青年参加护法战争的时候，就潜心攻读过《孙子十三篇》，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研究孙子兵法的首屈一指的专家。据《续日本纪》记载，早在中国唐代，《孙子兵法》就传入日本，并由当时从中国留学归国的学者正式开设了讲授课程。直至今天，日本的大企业家、商人，都在研究它，并认为其中的许多谋略，适用于企业管理和商务谈判中运用。在此后，《孙子兵法》又传入欧洲。到18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了正式译本，先是法文本，后是英文本、德文本……令人惊奇的是，孙子古老的战略思想竟被不断地引入到当今世界的战略竞争中。1963年，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指出，掌握孙子的战略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规律是大有益处的。美国现代著名的战略家福斯特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启发下，研究出新的对苏核战略，后被称作“孙子核战略”。约翰；柯斯林因此这样评价孙子和《孙子兵法》：“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年~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战略思维发展的历史上，有一个巨大的断裂地段一个长期思维沉闷的阶段。在欧洲，以凯撒为代表的一代战略家之后，直至俄国的彼得一世，其间约17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出现杰出的战略家。而在16世纪以后，战略家不断涌现，如俄国的彼得一世、鲁缅采夫、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库图佐夫，法国的杜伦尼、萨克斯、拿破仑，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布吕歇尔，英国的马尔波罗、纳尔逊、惠灵顿，美国的华盛顿，奥地利的卡尔大公等等。有关战略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如鲁缅采夫的《指南》、《思想》，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比洛的《新军事体系的精神》、《新军事原理》，卡尔大公的《从1796年的德国战局论战略原理》约米尼的《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
而中国，自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王朝，到明朝灭亡，其间约1800多年，也没有再产生一部像《孙子兵法》那样的名著。只是到了清嘉庆年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后，才陆续出现了顾祖禹的以军事历走地理为主要内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以国家开放战略为主要内容的《海国图志》等，但也无法与《孙子兵法》相比。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都是一个“窒息”的社会，统治阶级在意识、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禁锢了许许多多人的思想所至。
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是最早被世界公认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他对于近代新式陆军的建设、战略战术的发展和武器技术的改进，有着历史性的贡献。
拿破仑导演的战争，在多国联盟、交战规模、战场范围、军队运动性以及军、兵种综合运用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众多国家组成的敌对联盟，他果断地抛弃了欧洲自17世纪以来的传统警戒线战略，在总兵力以少对多、作战态势上几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创立了以坚决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略，力争在战争初期的一、二次决战中消灭对方的主力，争取战略主动权，奠定尔后的战局。战略的优劣，决定了拿破仑统率下的法国军队能够开创出人类战争史上一个不十分强大的国家连续战胜强大国家组成的联盟的先例。拿破仑作为政、军一体的统帅，得以综合运用作战、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达到最终的战略目的。这些成就，比他在提高军队编成的合理性、改进军队指挥、加强军队的作战机动性、创立新的战斗队形等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历史意义。
1805年12月21日，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天，但对于战略思维的发展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天，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遭到了一次惨败：由维勒纳夫海军上将率领的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被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督率的舰队彻底摧毁。从此，拿破仑失去了进攻英国本土的能力。法国失去了海上竞争实力，而英国则从此称霸世界海洋达一个世纪之久。
这一战标志着大陆战略的终结，海洋战略的开始。海洋战略的出现，不仅引起了战略思维空间的根本性突破，也引起了战略思维体系上的根本性突破。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号飞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有动力和操纵的持续飞行；1909年7月，一位飞行员驾机从欧洲大陆起飞，勇敢地飞过了英吉利海峡。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直插巴黎。但在马恩河战役之后，德军受挫，双方成对峙局面，西线首先转入阵地战。次年，德军深入俄国境内，双方僵持不下，东线也转入阵地战。旷日持久的堑壕攻防，使军事统帅们考虑到了飞机的使用。起初主要是用于战略、战役侦察，后来才用于夺取战区制空权和对地面的攻击。至此，空间战略也出现了。空间战略的出现，说明从此后的战争不再是平面战争，而是一个具有立体的、大纵深面战场的战争。陆地、海域、空间战略思想的综合，便产生了立体战略的思想。
在大陆战略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于没有认识到战争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因而犯了忽略总体综合作战能力的错误。德国统帅轻视海军航空兵，听任抱有“大海与我不相干，但一切飞行的东西都归我”的愚蠢观点的戈林主宰空中作战力量，结果使得海军水面舰艇和潜艇都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条件下作战，从而丧失了争夺大西洋的力量。意大利的情况更遭。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早组建海军航空部队的国家，1923年成立空军后，即取消了海上的航空作战活动。以墨索里尼为首的陆军将领们坚信，亚平宁半岛本身就是地中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不需要发展海军空战兵力。结果很快失去了地中海空中的优势。盟军空中部队在袭击塔兰托基地作战中，将意大利海军半数以上的大型水面舰只击毁，地中海的制海权落入了英、美、法盟军之手。
只是历经了失败的痛苦之后，人们才真正感到，战略思维中关于战争发展、武器发展、军队发展的预见性和对策，是多么重要！
战略的魔力
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1405年至1433年，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远航船队，多次往返于广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最远达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半个世纪之后，即1497年，葡萄牙人瓦斯科bull；达bull；伽马的远航队启程，次年到达非洲东岸和印度。这两件事作为历史的起点是一样的，但它们对于中国与西欧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在郑和晚年，民船出海被朝廷当作先朝“弊政”而遭到查禁。郑和死后，大规模远航事业基本上中断。中国社会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封闭了。到了清代，海上力量更加衰弱，屡遭外国军队海上入侵。而在西欧，继伽马之后，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相继远航，荷兰人、英国人也掀起了远航热潮。新航路的开辟，在欧洲引起了“商业上的革命”和“价格革命”，国际贸易迅速扩大。
这两次远航所以同途异归，是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军事战略）的不同所带来的。
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既没有开拓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迫切要求，也没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强烈愿望，只想到异域去显示一下“中国富强”。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起初是将向远洋发展作为打破意大利贸易垄断的经济战略而实行的，后来又被欧洲其他国家发展为殖民地掠夺的国家战略。在这种战略指导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建立起海上战略优势，抢占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同样在这种战略指导下，英国利用18世纪发展起来的蒸汽机技术，建立强大的海上舰队和商船队，称霸世界达一个多世纪。到了19世纪中叶，乘着远洋兵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的侵略者们，沿着中国人开辟的海上航线，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蹂躏着郑和的祖国。有无远大的战略思想，其现实结果和深远影响，是多么地不同。
斯大林对战略的巨大作用作过这样的表述：“如果说战略不能改变运动客观过程中的任何东西，那么在这里，在运动的主观的自觉的方面则相反，战略的运用地盘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即战略，可以加速或延缓运动，也可以把运动导入捷径或引向更艰苦的道路，这是以它本身的完善或欠缺为转移的。”
这就是说，历史好比运行在轨道上的列车，而战略就是驾驭历史列车的技术与艺术的结晶。战略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它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列车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还是误入歧途，是前进还是倒退，前进速度飞快还是缓慢。
从狭义上说，战略是指军事战略、战争战略。在战争领域，战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军队的存亡。美国战略思想家马汉曾经说过：“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推行的“绥靖战略”，导致了西欧盟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法国以马奇诺防线为象征的消极防御战略，使这个在坦克数量上与德国相比毫不逊色的欧洲大国惨遭法西斯的蹂躏；前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战略失当，造成大片国土沦陷，德寇很快兵临城下；美国对日本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招致了珍珠港的悲剧。从广义上说，这个概念已被引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战略。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体育发展战略”等等。50年代，美国一度放松了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前苏联乘虚而入，率先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夺得战略上的主动。美国朝野为之震动，重新调整了新的空间战略，制定了“阿波罗”登月计划。1960年美国在科研拨款中，军事及空间研究费高达90以上。国人花了大本钱，才挽回了颓势。60年代，前苏联在制定发展电子计算机战略时，片面强调仿制西方产品，并将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和运用局限在军事领域。这一错误决策，导致了今天在计算机技术上比美国落后15年的恶果。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境况是同样的。当时，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远东扩张，都将尚处于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日本作为侵略对象。1840年，英国兵舰驶进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1854年，美国兵舰深入江户湾，逼迫日本开放门户。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中、日两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也取得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日本经过激烈的争论，“开港”论者取得胜利，“攘夷”思想失势，明治维新运动迅速展开。它采取了改革政治体制，扶植新兴产业，大办教育，创建近代军队，引进西方文明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战略决策，将日本推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也有过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但清朝政府最终作出的是扼杀变法革新的战略决策。墨守祖宗“王法”的封建思想窒息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以至带来了百年多的落后局面。直到今天还使我们悔恨不已。
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又一次巨大的战略失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战略研究空前活跃，这正是世界经济、科技起飞的年代。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处于欣欣向荣的时期，战略力量得到蓬勃的发展，军队正朝着国际先进水平迈进。“文革”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动乱，在国防建设上，“突出政治”的口号代替了现代化、正规化的旗帜；“防止突然袭击”的战略估计代替了和平时期长远建设的决策；自我封闭的国防体系阻碍了军队走向世界的步伐。以至使我们今天的国防领域和经济科技领域，比世界先进国家要落后10年、20年甚至30年。
今后的战略
读者至此也许会问：那么，当前该实行什么样的正确战略？今天和明天的战略又是什么？
这是一个极难一下子回答的问题，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战略，每个阶段又有每个阶段的战略，而任何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又会影响这种战略的制定和变化。所以，战略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意义、又不断演变着的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崛起与强大，形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世界上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到处干预和充当后台。同时，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又激剧地竞争，想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压倒对方。但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势，很难争出个第一第二来，因此，世界构成了一种暂时的实力平衡。同时，平衡之中又发生了许多次局部战争，例如中东战争、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以及伊朗、伊拉克的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等等。这些局部战争不是超级大国亲自出兵，就是他们充当了后台。在这些局部战争中，既有超级大国的实力试探、先进武器的运用实验，也有为着一定的经济、政治目的。这总体上力量的平衡加上若干的局部战争，构成了今天世界的特点。
连美国军事评论家也承认，美国也不能无限期地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了，这个代价太大了。这就是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所干过的事情；它已经暴露出为“维持和平”而普遍采用遏制政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也迫使美国对他们在海外所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作出重新评价。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已无法去支撑自己执行一个全球性的干预政策。
美国侵朝、侵越战争的失败，苏联侵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使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了自己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有限。所以，美国的汉森；W；鲍德温在《明天的战略》中写道：“然而，在20世纪后半期，只有一种能维持下去的政策可供美国‘大陆岛’选择。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赞同的一种政策，不过这种政策在今天需要加以大大修改。这是一种进行国际合作、结成地区性联盟和集团的政策。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实力平衡的政策。或许保罗；斯科特；莫勒把它解释得最为恰当：它是‘各自由国家合力抵抗一国或一集团的本能倾向……那个国家或集团看来正在进行侵略性的扩张，并竭力进行统治，以致达到危及人类自由的地步。’”
鲍德温继续写道：“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合理的国际主义，但它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世界国家。它包含着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积极参加世界团体，以保卫我们自己的主要利益并为了全球的稳定。”实际上，前苏联也曾采取过这样一个战略：一方面在军事科技、武器装备上竭力竞争；另一方面则努力减少一些国外的直接冲突和对别国财力的投资，用于国内，以图与美国保持一种战略的平衡。
因此，据一些军事观察家认为，在最近的10年乃至20年之内，不大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全球性的核战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控制军队的那段时间里，由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其战略方针是准备同敌人早打、大打，明天就打核战争，在“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上作文章，大建坑道和第三线的国防工事，同时，在具体战略对策上，又相信“突出政治”万能，可以“用炸药包炸掉敌人的坦克”，“用刺刀拼掉敌人的原子弹”。在这样情况下，不但没有立足于长期的国防科技的建设，一切都临时应付；又各处树敌，夸大了敌情，僵化与恶化了与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现在，这种错误的方针已被纠正过来了，新的战略方针则是努力利用国际上难得的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还会更多的和平时间，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科技的建设，以增强国力为根本方针；同时，又极有魄力地削减100万常规部队，这一方面表示我国裁军的诚意，另一方面又可节省开支，将国防经费用在技术兵种的加强和新式武器的试制上；在外交上，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努力与各国搞好关系、和平共处，以减少战争的因素和发生的可能性。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防的基本使命中，既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面，又有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面。在目前战争只有潜在威胁而无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只有使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相一致，才能获得最大的动力，以增强潜力，迎接未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对于一个长期的宏大工程，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规划，一步一步朝着既定目标迈进。这不是临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次性突击就能见效的，着眼于未来，必须从今天做起。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告诉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可掉以轻心。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2000亿美元，而我国的军费每年才200亿人民币，按一美元相当于5元人民币换算，我国的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1/50。这一点军费只够供军队的吃穿和武器维修，要像美国那样大搞尖端武器和空间、远洋防卫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才更说明了先搞经济建设，增强国力，采取先国富而强军的方针是正确的。
早在本世纪4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经说过：“西方历史从地中海时代开始，中间经过大西洋，现在正在进入太平洋时代。”历史发展的趋势证实了罗斯福的预言，世界经济的重心确实正由西向东转移，到21世纪初叶，将转到环太平洋地区。全世界的战略家都十分关注“太平洋时代”的到来。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后，在归途中发表了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重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1979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1984年7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国家外长扩大会议上，也提出了“太平洋国家合作”的口号。所以会有这样的估量，是因为环太平洋地区是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还因为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国家，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太平洋经济重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地理概念，还是个战略概念。为此，美国认为，“为了在太平洋的新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绝对必须拥有充足的海军力量以便同时部署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地区。”前苏联以经济为诱饵展开太平洋外交攻势。与此同时，其太平洋舰队已成为前苏联即如今独联体最强大的舰队，由400多艘水面战斗舰只和130多艘潜艇组成，并在金兰湾建成了在华约水域以外最大的海军基地。一旦发生冲突，独联体很容易在亚太地区许多商船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搞“窒息点”。美国一些战略家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优势，指出中国的地域、资源、军力、人口在亚太地区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及关心、热爱军事的读者朋友诚然要眼观世界，但更大的注意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稳固并加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近年来，中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已经下了三招妙棋：一，决定于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与治权，但仍保持现有制度50年。二，宣布开放中国沿海14个城市，要把中国沿西太平洋一带海岸，建成亚洲东方的黄金海岸。三，力争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这三招棋都离不开国防系统的配合。若把国防建设放到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大环境下研究，就提髙了思考的位势。因此，这几招国家战略的方略，实际上也是国防战略的方略。它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作好了战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