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现收藏有从汉代以来的碑石、墓志近3000件，展出1089件，收藏碑石、墓志的数量为全国之最，而且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
这些碑石书体，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名家荟萃，精品林立，无论从书法艺术角度，还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考量，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碑林石刻书法艺术
西安碑林中，秦代《峄山刻石》的宋朝摹本，能让后人一睹李斯“画入铁石，字若飞动”的小篆风采。东汉《曹全碑》字体流宕俊美，是我国现存汉碑中保存最完好的，独具风貌的稀世精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芳残碑》《广武将军口产碑》《晖福寺碑》，以及民国于右任悉心收藏，并于20世纪30年代捐赠给碑林的北魏墓志《鸳鸯七志斋藏石》，都在书法艺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隋唐时期的碑刻书法，在碑林中最为壮观。其中有隋《孟显达碑》和《智永千字文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皇甫诞碑》、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张旭《断千字文》、李阳冰《三坟记碑》、怀素《千字文》、柳公权《玄秘塔碑》以及僧怀仁集王羲之的《集王圣教序碑》等。
尤其是碑林收藏的颜真卿的七通丰碑，是他44岁时写的《多宝塔碑》、54岁前后的《臧怀恪碑》、55岁时写的《郭家庙碑》和《争座位帖》、70岁写的《颜勤礼碑》、71岁的《马磷残碑》、72岁时写的《颜家庙碑》，使我们有幸看到颜体由锋芒锐利、字体端秀向笔力劲健、气韵醇厚的发展过程。
《圣教序碑》是唐代僧怀仁花费24年心血，从内府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刻成的《圣教序碑》，再现了书圣王羲之秀劲超逸的书风。加上碑文由唐太宗作序，由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作记，内容记载了卓越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玄奘的事迹，故被后世誉为“三绝碑”。
唐朝以后的书法名家黄庭坚、米芾、赵佶、赵孟頫、董其昌、何绍基以至近代的于右任等，也在碑林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诗文墨迹。
清代费甲铸翻刻的《宋淳化阁帖》，是汇集我国历代书法作品之大成的一部代表作，为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类别及演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碑林石刻的史料价值
从另一角度而言，碑林中的许多碑石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唐代《开成石经》刊刻的儒家“十二经”共114通，228面，内容丰富，是研究唐代儒学经籍珍贵的实物资料。
驰名中外的唐《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教规、教义和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僧侣在唐朝一百五十多年中的活动情况，碑侧及下部刻有古叙利亚文字的职名，对研究宗教史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唐代书法家徐浩书写的《不空和尚碑》对于研究佛教秘宗的传播和中日、中印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
元朝的《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石碑，都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事实。
明朝的《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等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
清朝刻的《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朝刻的《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
（三）碑林石刻的艺术价值
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
石刻艺术的字内功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要表现出在石刻的时候用笔、结体、章法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取得新的突破，这样就使得作品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其次，要表现出其独特的整体的风貌以及所造成的独特境界，要在审美意象中给人全新的感受，使传统文化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三，要开辟石刻艺术的境界，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石刻艺术的字外功主要也有三点：
一是学识。学是应知，识是应会。所以，学识是艺术创新的源泉。
二是意识。书法属于人类的精神的产物，意识应当为书刻的本质。
三是在艺术上的素质和道德修养。德才兼备是当今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衡量艺术家品格的要素。因此，学习和创造是每个艺术家必经的两个过程。
学习传统是“自我”的塑造过程，学得愈多、愈广，汲取的营养愈丰富，则知识的积累就越来越深厚，“自我”就越来越丰满、充实。
革新创造则是自我的表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艺术修养愈高，造诣就愈深，表现出来的“自我”就愈有分量，也就愈有感染力。
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炼；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建设于1963年，匾额是由陈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
石刻室陈列的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这些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
例如，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浓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
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刻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阶段。其中，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唐高祖李渊的弟弟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国内仅有两件，非常珍贵。他的石椁为歇山顶式石屋，外部以减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用阴线刻的技法刻乐人、舞伎、男女侍从、天象图等，这些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
唐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适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佳品。可惜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两骏早年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唐高祖李渊陵墓的石犀牛重达十余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牛的特点，整体比例真实，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有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牛的史实，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
石刻室陈列的老君像是唯一一件有关道教题材的造像。这件汉白玉老君像，通高1.93米，原属临潼骊山唐代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之物。老君身着道服，腰束帛带，结跏跌坐于三层莲纹的须弥座上，人像与台座浑然一体，有安谧华贵之感。
这通碑的雕刻手法极为精工洗炼，堪称盛唐时期大型人体石刻的艺术珍品，同时对探讨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北魏、唐、宋等时期碑志上，除了书法，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
例如，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像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堂皇特点。
唐刻《道因法师碑》碑座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
此外，碑林还保留有诸如《王维画竹》《达摩面壁》《道因法师》碑座人物像和大量古代石刻图案，其形象生动传神，艺术手法纯熟，文化内涵丰富，因而受到历代艺术家的推崇。
石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在我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石刻属于雕塑艺术的一种，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
我国古代的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
我国现有石刻艺术专业博物馆其规模较大的只有成都安岳“中国石刻艺术之乡”、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重庆大足石刻、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西安碑林“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河南南阳石牌坊、北京海淀区石刻艺术馆、徐州“中国石刻艺术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