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梦，总是那个梦。他无法摆脱它，它总是缠着他。一夜又一夜，他总会尖声叫着醒过来，浑身汗湿，他母亲总会冲进来抱住他，尽力让他安静下来。
父母亲对他的状况既迷惑又担忧，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描述他的噩梦。但他母亲深信，从波斯尼亚回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
梦境总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张脸，一张沾满了粪便的苍白的圆脸，尖声叫着要仁慈，哀求着要活命。他能听懂这些英语，季利奇也同样能，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请不要）这样的词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着木杆的人哈哈笑着又去捅。那张脸又浮上来了，最后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进那张张开着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个小伙子死在了粪水下面。然后他就会惊醒，哭着叫着，直至他母亲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认为他是要为塞尔维亚尽他的爱国主义职责，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他做过的事情，他参与过的那个组织。
他的父亲不胜其扰，声称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兰·拉耶克开始去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第一个疗程的精神疗法。
位于帕尔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层楼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两次。那是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专家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敢供认。
他被告知，心理压力的解除是来自于净化，而净化是需要供认的。米洛舍维奇仍在掌权，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亚-卢卡，当时他提出来要离开他们、回贝尔格莱德的家时，季利奇的那双凶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边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胆敢开口，他会被杀掉、肢解。
他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铁托当政时期长大，终生是一位党的忠诚公仆。但他的母亲一直信仰与希腊和俄罗斯同宗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虽然丈夫和儿子嘲笑她，但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米兰开始陪同母亲一起去。
他开始在宗教仪式，应答祈祷，以及圣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种恐惧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亲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场旁边，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个街区。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试中落榜。愤怒而又绝望的父亲在自家的楼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两天。来自学院的消息让他失望，但他儿子说出来的话更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当律师，父亲。我要进教堂。”
老拉耶克静下来，努力顺应他那已经变了的儿子，但这需要时间。至少牧师也是体面的职业。不会发财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们还是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儿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发现，牧师这个职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数时间要在神学院里度过。但儿子另有想法，他想隐居，而且马上就要行动。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抛弃一切物质的东西，过简朴的生活。
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十英里处，米兰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兰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圣斯蒂芬修道院。院里只有十二个兄弟，在一位院长的领导下，他们在农场的田野上和谷仓里劳作，种植自己的口粮，接受游客和香客的捐助，进行反省和祈祷。要加入的人已经列成了一串很长的名单，想插队根本没有机会。
在米兰的父亲去与瓦西里耶院长会面时，命运来干预了。院长和老拉耶克互相惊奇地打量着对方。虽然院长蓄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还是认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学戈兰·托米奇。院长同意会见他的儿子，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进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这位聪明的院长猜到，他这位老同学的儿子，是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着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宁的年轻人。他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他指出，他不能立即腾出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城里人也有来当修道士的，为的是寻找宗教“避难”。
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波黑内战的结束，米兰·拉耶克来到斯兰奇村的修道院，种植西红柿和黄瓜，参加反省和祈祷。那个梦消退了。
一个月后，瓦西里耶院长温和地提议他忏悔。他忏悔了。在耳语般的声调中，在祭坛边的烛光下，在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10]的注视下，他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了院长。
院长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为粪池里那个小伙子的灵魂，为他身旁的那个忏悔者。他敦促米兰去向当局告发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但米洛舍维奇仍在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且佐兰·季利奇的威胁依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当局会指控季利奇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暴徒威胁过的报复行为，有朝一日得以执行的话，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因此，沉默继续着。
那种疼痛在二〇〇〇年冬天开始了。米兰注意到身体的每次动作都会加剧痛楚。两个月后，他与父亲商量。父亲认为是某种流行性疾病，但还是安排他去贝尔格莱德总医院化验。
贝尔格莱德总是声称其医疗水准是欧洲一流的，而贝尔格莱德总医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验要做三个，分别由肛肠科、泌尿科和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诊断。负责肿瘤科的那位医学教授，最后把米兰·拉耶克请进了他的套间诊疗室里。
“你是一位见习修道士？”他问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现在到了考验你的虔诚的时候了。不是好消息。”
“请告诉我。”
“你得的是直肠癌。”
“能动手术吗？”
“恐怕不能。”
“会好转吗？能化疗吗？”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还能活多久，教授？”
“这个问题总是会被问到，但总是很难回答。如果采取措施，保养得当，严格饮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疗……一年。可能短点，可能长些。但不会很长。”
那是二〇〇一年三月。米兰·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诉了院长。老人为这个年轻人难过得哭了。
四月一日，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佐兰·季利奇已经消失。在儿子的恳求下，一头雾水的老拉耶克去联络了他在警方高层官员中的熟人，得到确认，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强大的黑帮头目，已经在一年多以前销声匿迹了，现在应该居住在国外某个地方，具体地点不详。这个残暴的季利奇的影响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日，米兰·拉耶克在他的纸堆中找出一张旧卡片。他取了一张纸，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伦敦。这封信的重点在第一行字。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准备好作证了。”
三天后，信到了伦敦。二十四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已经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过话，并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这份陈述是用英语记录下来的，并请了一位注册译员和一位公证员在现场。陈述经由当事人签署后，还由证人作了连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轻的塞族人习惯于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也并不例外。今天我们也许很清楚，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当时我们被告知，被孤立起来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们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老人、妇女和儿童实施大屠杀的说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这样告知：只有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才会去干那种惨无人道的事，塞尔维亚的军人只是在保护和拯救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区。
所以，一九九五年当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告诉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黑保护那里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个无线电通信员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
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无线电通信兵，但离前线很远。我同意放弃春假去帮助在波黑的塞族同胞。
当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队员时，我看出他们是粗人，但我认为，他们是参加过艰苦战斗的士兵，并责怪自己太娇惯、太软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