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