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公文箱里，”军情局情报官指着伊拉克准将的那只手提箱说，“有我们的所有战俘的名单，包括失踪的飞行员。‘雷霆’诺曼要这份名单，现在就要。”那伊拉克军官正不知所措地站在自己的汽车旁边。
现在没有装甲运兵车了。绿色贝雷帽上校把伊拉克人推向吉普车。上尉被弄糊涂了，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有第三个伊拉克将军。他只知道自己的部队最近上了一次“雷霆”诺曼的黑名单，因为他们声称攻占了萨夫湾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他可不想因为错拦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需要的名单，结果让他加深对第七装甲旅的成见。
吉普车朝着萨夫湾方向驶去了。上尉耸耸肩并示意伊拉克司机把轿车与所有其他汽车停在一起。
在通往简易机场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了排列在两边、绵延一英里的美军坦克和装甲车。在这些装甲车队后，到包围着谈判地点的阿帕奇直升机警戒线之前，有一段路是空着的。
离开坦克车队后，那位情报官上校转向伊拉克人用阿拉伯语说话。
“在你的座位下，”他说，“别下车，快点穿上。”
伊拉克人穿着他自己国家的深绿色军装。他座椅下的那一套是淡黄色的沙特特种部队上校的军服。他很快换上了军裤、军装和贝雷帽。
就在阿帕奇们停成一圈的警戒线之前，吉普车转向沙漠，绕过简易机场朝南驶去了。在萨夫湾的另一边，汽车重新驶上了通往科威特的主要公路。
到处都是美军坦克，炮口朝外。它们的任务是禁止任何渗入者进来。指挥官在炮塔顶上注意到一辆美军吉普车从那个保护区里驶出来，车里坐着两名美军上校和一名沙特上校，于是他们没多加注意。
吉普车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科威特机场，这个机场已经面目全非了——内部许多东西被伊拉克人拿走了，上空笼罩着从酋长国各处正在起火燃烧的油田里飘过来的烟雾。路上之所以行驶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要避开发生过血战的穆塔拉山岭，汽车在科威特市西部的沙漠里绕了一个大圈子。
离机场还有五英里时，情报官上校从吉普车的杂物盒里取出一只便携式通讯器，输入了一组数字。一架孤独的飞机开始接近机场上空。
机场的临时控制塔是一辆挂车，里面安排的是美国人。正在飞来的是一架英国的HS-125飞机。不仅如此，它还是英军统帅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座机。肯定没错，因为所有标志和呼号都能对上。空中交通控制员同意它着陆。
那架HS-125没有滑行到已成为残骸的机场大楼前，而是停在了远处，在那里它与一辆美军吉普车会合了。机舱门打开，舷梯放下来，三个人登上了这架双引擎喷气飞机。
“格兰比一号要求起飞。”空中交通控制员听到了这个呼叫。他正在处理一队快要飞临的加拿大大力神运输机，机上载着供医院使用的药品。
“等一下，格兰比一号……请告诉我你们的飞行计划。”
他的意思是，你们要往哪里去？
“对不起，科威特控制塔。”说话声很脆也很准确，标准的英国皇家空军说话声。控制员以前听到过皇家空军的说话，都是这种口音。
“科威特控制塔，我们刚刚把一名沙特特种部队的上校带上了飞机。他病得不轻。他是卡利德王子手下的一名参谋长。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要求让他立即疏散出去，因此彼得爵士提供了他自己的座机。请清理跑道允准起飞。朋友。”
在这几句话里面，英国飞行员提到了一位将军、一位王子和一位贵族骑士。控制员是一名军士长，工作干得很不错，在美国空军中混得较好。要是他拒绝按一位将军的要求让一位英军司令飞机上的一位王子手下的一名沙特上校疏散出去，恐怕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格兰比一号，同意起飞。”他说。
HS-125从科威特升空了，但它不是飞向拥有中东地区最好医院之一的利雅得，而是把航向定在正西方，沿着王国的北线边境飞走了。
那架时刻保持着警惕的阿瓦克斯预警机见到了它并呼叫起来，询问它的目的地。这一次那英国口音解释说他们正飞往在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的那个英国基地，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一位密友被一颗地雷炸成了重伤，他们要送他回去。阿瓦克斯的机长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如何提出异议反对，难道把它击落吗？
十五分钟后，HS-125离开沙特领空进入了约旦国境。
坐在这架公务喷气机后舱里的那个伊拉克人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他只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高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到西方付费人给他的最后一份信息时，他还是心存疑虑的，但细想了一下之后他同意了现在离开，省得以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必须自己想办法离开。那份信息里为他描述的计划，像梦一般地运转起来了。
穿着英国皇家空军热带军服的一名飞行员从飞行甲板走到后面来，用英语向美国情报官咕哝了几声。美国人笑了。
“欢迎你投奔自由，准将。”飞行员用阿拉伯语对客人说，“我们已经出了沙特领空。很快我们就会让你坐上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顺便说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从衣服的胸袋里抽出一张纸给伊拉克人看。伊拉克准将欣喜地读着。这是一张汇总单：他在维也纳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额现在已有一千多万美元了。
绿色贝雷帽军官伸手从储藏柜里取出几只玻璃杯和几个小瓶装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打开一瓶，给每一只杯子倒了些酒并把杯子递了过去。
“嗯，朋友，为你的退休和发财。”
他仰起脖子干杯，另一个美国人也喝了下去。于是伊拉克人笑着喝光了自己的酒。
“休息一下吧，”军情局上校用阿拉伯语说，“用不了一小时，我们就能到那里了。”
然后他们让他一个人留下了。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思绪返回到使他发大财的这几个月时光。
他冒了极大的风险，但现在已经见效益了。他回想起那天他坐在总统府的会议室里，听到热依斯宣布伊拉克终于在关键时刻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这个消息真的使他感到极为震惊，后来他如实告诉美国人之后，所有通讯突然中断，他也一样震惊。
然后美国人突然又与他联络了，并坚持要求他找出该设备储存在什么地方。
对此他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是为了五百万美元的奖金，显然该是下赌注的大好时机了。后来，这事情要比他原先想象的来得容易。
那个不幸的核工程师萨拉·西迪基博士被从巴格达的街上抓来，并被指控泄露了那件设备的地点。他痛苦地分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时候，就不经意说出了库拜的位置以及废车场的伪装。那科学家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轰炸前三天，而不是轰炸后两天受到审问的呢？
耶利哥的下一个震惊是获悉两名英国飞行员被击落。那是不可控的因素。他急需知道他们在接受任务时是否知道该情报的来源。
当得知他们除了知道那地方也许储存着炮弹，其余一概不知时，他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但他的轻松很短暂，因为热依斯坚持认为肯定有一个叛徒。从那时起，用铁链拴在体育馆下面牢房里的西迪基博士必须被快速解决掉，于是在博士的心脏注射进大量空气，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
对博士的审讯时间记录，已经及时地由轰炸前三天改为轰炸后两天。
但是最大的震惊是听说多国部队炸错了，那颗原子弹已被转移到了喀拉，也就是要塞。什么要塞？它在哪里？
核工程师临死前的一句不经意的评价，透露出伪装工程的王牌设计师是一个叫奥斯曼·巴德里的工程兵上校，但档案记录表明，那位年轻的军官是总统的狂热崇拜者。如何去改变他的信念呢？
答案就是捏造一个罪名逮捕并折磨死他敬爱的父亲。此后，在葬礼结束后，他们在汽车里会面时，幻想破灭的巴德里成了耶利哥手里的一块面团。
代号耶利哥，外号叫折磨者的人，感觉到周围世界一片安宁。一阵昏昏欲睡的麻木感传遍了全身，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几天太紧张了。他想活动一下，但他的四肢不听使唤。两名美军上校正俯视着他，在用一种他听不懂但不也是英语的语言交谈着。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嘴里吐不出一个字。
HS-125飞机已经转向西南，飞过约旦的海岸线并且降到了一万英尺高度。在亚喀巴湾上空，绿色贝雷帽上校拉开了乘客舱门，顿时舱内充满了一阵空气的急流，尽管这架双引擎喷气机已经慢得差不多处于失速的状态。
两名上校把他拉起来。他没有抗议，软绵绵地任人摆布，试着想说些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在亚喀巴南边的蓝色海面的上空，伊拉克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离开飞机朝水面扑了下去。在碰到水面时他的身体将会四分五裂，余下的工作将由鲨鱼去做。
HS-125转向北方，重新进入以色列领空后，经过埃拉特上空，最后降落在斯迪多夫机场——特拉维夫北郊的军用机场。在那里，两名飞行员脱去了他们身上的英国军服，两名上校也脱下了他们的美军制服。所有四个人全都恢复了他们的以色列军服。那架公务喷气飞机的英国皇家空军标志被涂掉，再重新刷上原先的标志，还给了在塞浦路斯从事包机业务的一名沙燕。
来自维也纳的那笔巨款先是转入了巴林的卡努银行，继之转到了美国的另一家银行。其中一部分款又被转到了特拉维夫的哈波林银行，归还给以色列政府；那是在移交给中情局之前由以色列支付给耶利哥的那笔金额。其余八百多万美元则被打入另一账户，摩萨德称之为“娱乐基金”。
地面战结束后第五天，又有两架长航程的美军直升机回到了哈姆利的山谷里。
战鹰火控员蒂姆·内桑森中尉的尸体永远没能找到。伊拉克巡逻兵用冲锋枪把它打得支离破碎，余下的工作已经由豺狼、狐狸、乌鸦完成了。
时至今日，他的遗骨肯定是散落在那些寒冷的山谷里的某处，离他的先辈们曾遭受巴比伦洪水肆虐并为之哭泣过的地方不足一百英里。
他的父亲在华盛顿听到了这个噩耗，独自一人在乔治城的庄园里为他守夜，诵念经文和哀悼。
凯文·诺斯下士的尸体被找到了。当黑鹰们停在旁边时，英军战士们用手扒开那个乱石堆找到了下士。尸体被装进一只尸袋，先是空运到利雅得，继之由一架大力神运输机运回英国。
四月中旬，在英国赫里福德郊外的特空团总部营地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悼会。
特空团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墓地接纳特空团死者。许多战士永眠在五十多个国家的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有些人躺在利比亚的沙漠下面，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抗击德军元帅隆美尔时倒下的。其他人长眠在希腊的岛屿，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山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法国的孚日。他们分散躺卧在马来西亚、文莱、也门、马斯喀特和阿曼，在丛林里，在寒冷的荒野里，在福克兰群岛外围冰冷刺骨的南大西洋水域里。
如果尸体找到了，就会运回英国，但总是交给死者的家属去埋葬，墓碑上也决不会提及特空团，因为委派到特空团的战士是来自于其原先的部队的——步兵、伞兵、警卫兵等等。
只有一块纪念碑。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线的中心，竖着一座低矮粗壮的塔楼，外面包着木头，并漆成了单调的棕色。在其顶部有一只钟，所以这座建筑物被简称为钟楼。
钟楼底部是单调的铜板，上面蚀刻了特空团所有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牺牲的地方。
那年的四月份，铜板上新增了五个名字。其中一人被俘后又被伊拉克人枪杀，两个人是在试图返回沙特国境时发生交火战死的。第四个人在寒冷的天气中因多日雨水浸泡而冻死。第五个人是凯文·诺斯下士。
那天在雨中，特空团的几位前任首长也赶来了。约翰·辛普森，约翰尼·斯利姆子爵和彼得爵士，特种部队司令官JP洛瓦特准将和现任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都来了。在场的还有麦克·马丁少校和几名战友。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所以那些仍在特空团服役的军人可以佩戴鲜为人知的沙色贝雷帽，帽徽上是一把有翼的匕首和一句格言：“勇者必胜。”
仪式时间不长。官兵们看到布幔被拉到了旁边，显露出青铜板上新蚀刻的白色粗体的新名字。他们敬礼后就走回到各幢乱糟糟的营房里去了。
不久，麦克·马丁走向他在停车场里停放着的那辆朝上开门的小轿车，驶出卫兵把守的大门，转向赫里福德郡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在那里依然保留着一座小房子。
驾车时他回想起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在科威特的街道上和沙漠里；在头顶上方的空中；在巴格达的小巷里和集市里；以及在哈姆利的山区。因为他是一个隐蔽的人，他至少对一件事颇为高兴——那就是这些事谁也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