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两年前以色列的一个秘密侦察小组，曾潜入伊拉克把阿拉伯的一名奥特安插进去，以便联络那里的一些低级线人。在伊拉克期间，特工们袭击了田野里劳动的两个农民，把他们绑缚起来后抢走了他们的身份证。
德洛尔手下的证件伪造人通宵工作，到黎明时制作出一份伊拉克身份证。那是一张脏兮兮的身份证，似乎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持有人名叫马哈默得·阿尔科利，四十五岁，来自于巴格达北方的一个山村，现在首都打工。
伪造人不知道，马丁为自己起的名字阿尔科利，来自于八月初在伦敦切尔西的一家餐馆里测试过他的阿拉伯语的那个人；他们也不会知道，他选择的那个村庄其实是他父亲的花匠的故乡。很久以前，那位老花匠坐在巴格达的一棵大树下，向英国小男孩讲述他出生的地方，那里的清真寺、咖啡馆，以及村子周围的紫花苜蓿田和西瓜田。还有一件事也是伪造人所不知道的。
上午，科比·德洛尔把伪造好的身份证交给了驻扎在特拉维夫的秘情局代表。
“这张身份证不会使他翻船。可我告诉你，这个人……你们这个驯服的阿拉伯人，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背叛你们或者被抓住。”
秘情局特工只能耸耸肩。他也不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其实根本不是阿拉伯人。他没有必要知道，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他。他只是按吩咐行事——把身份证装上HS-125飞机，运回了利雅得。
衣物也准备停当了，伊拉克劳动者所穿的袍子，一条单调的棕色茶巾和一双耐磨的绳底帆布鞋子。
一名编制篮子的篾匠按要求编成了一只设计独特的柳条篮，虽然他根本不知道他做的东西是什么或有什么用途。他是沙特阿拉伯一个贫苦的手工艺人，既然奇怪的异教徒准备付给他丰厚的工钱，他也就高兴地承揽下来了。
在利雅得郊外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里，两辆特殊的汽车正作做准备。它们是用英国皇家空军“大力神”运输机从阿拉伯湾阿曼的特空团基地运来的，正在卸下装备，并在为长途行驶重新配置。
这两辆长行程吉普车主要改装的不是装甲和火器，而是速度和距离。每辆车将载运四名特空团战士，其中一辆还要搭载一名旅客。另一辆吉普车将载运一辆大轮子的越野摩托车，摩托车上装了适合超长旅程的大油箱。
美国陆军又按请求出借了设备，这次是两架重型双桨“奇努克”工作马直升机。飞行员刚刚接到了准备出发的命令。
在莫斯科新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内，与往常一样，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坐在顶楼七楼的办公室里，两名男秘书与他在一起。这时候内部通讯器响了，宣告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特使抵达了。
二十四小时以来，他已经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分别提出的接待一名私人特使的请求产生了兴趣。来者不是政治家，不是外交官——只是一名信使。他感到迷茫，当今世界有什么信件不能用正常的外交途径传送呢？他们之间有绝对保密的热线电话，虽然译员和技术员会知道。
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而且由于他生性好奇，他渴望着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十分钟后，两位客人被引进了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办公室。这是一个长长窄窄的房间，只有一边的墙上有一排窗户，朝向新广场。总统的身后没有窗户。现在他就是背对着墙坐在长条会议桌的尽头。
与他的两位喜欢深重式样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偏爱轻松、活泼的装饰。书桌和会议桌是用白榉木做成的，两边排列着直背的、但坐上去很舒服的椅子。窗户拉着网格帘子。
当那两个人进来时，他示意秘书退出去。他从书桌后面起身走上前来。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俄语说，“你们哪一位会讲俄语？”
其中一人，他判断是英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回答说：“最好能有一名翻译，总统先生。”
“维塔里，”戈尔巴乔夫叫住了正要离去的秘书，“让叶甫根尼来这里。”
在无法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他微笑着做手势请客人们坐下。过了一会儿，译员进来了，坐到总统办公桌的一边。
“阁下，我的名字叫威廉·斯图尔特。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那位美国人说。
戈尔巴乔夫的嘴唇抿紧了，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而我，阁下，是史蒂夫·莱恩，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
戈尔巴乔夫更加迷茫了。是特务，契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机构，”斯图尔特说，“都分别通过各自的政府请求您接待我们。现在的形势是，阁下，中东正在走向战争。对此我们都很清楚。如果要避免战争，我们需要知道伊拉克政权的内幕。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一套，与他们内部秘密讨论的情况，我们相信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一点也不新鲜。”戈尔巴乔夫干巴巴地评论说。
“是不新鲜，阁下。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权。对我们都很危险。假如我们能够知道现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内阁的真正打算，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制订能够避免战争的战略计划。”
“这肯定是外交家正在努力的方向。”戈尔巴乔夫指出。
“通常是这样的，总统先生。可有时候外交渠道太公开了，无法表达深层思想。您还记得理查德·佐尔格案例吗？”
戈尔巴乔夫点点头。每一位苏联人都知道佐尔格。他的头像已经印在了邮票上。他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当时，”莱恩接着说，“佐尔格关于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对你们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份情报不可能经由大使馆传给你们。”
“事实是，总统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巴格达存在着一个情报源，地位相当高，他愿意向我们透露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内层消息。这种消息可能意味着战争与自愿撤出科威特之间的区别。”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点点头。他也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朋友。伊拉克曾经是苏联的听话的客户，但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而且近年来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一直在无缘无故地触犯苏联。
况且，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白，如果他想执行改革政策，他需要财政和工业援助。那意味着西方的善意。冷战已经结束了，这是现实。那就是为什么他让苏联站到了安理会的一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那么，先生们，你们去接触这个源头吧，”戈尔巴乔夫回答，“为我们提供信息，使我们能得以理清形势，我们将会十分感激。苏联也不希望看到中东发生战争。”
“我们是想去接触的，阁下，”斯图尔特说，“可我们不能。那源头拒绝亮明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风险肯定是很大的。要去接触的话，我们只得避开外交渠道。他已经明确表示他只能与我们秘密通讯。”
“那你们要我做什么呢？”
两名西方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巴格达，作为那个情报源和我们自己之间的中介。”巴伯说。
“一名特工？”
“是的，总统先生。一名特工，伪装成伊拉克人。”
戈尔巴乔夫死死盯住他们。
“你们有这样的人？”
“是的，总统先生。但是他必须有一个住处，一个安静的、隐蔽的处所，在他收集情报和递交我们的询问期间蛰居在那里。我们请求您，能让这个人作为苏联大使馆高级外交官雇佣的一名伊拉克职员插入进去。”
戈尔巴乔夫用指尖搔了一下下巴。他对秘密行动太熟悉了。克格勃曾经执行过许多行动。现在克格勃的老对手请他协助去开展一项行动，而且要出借苏联使馆作为他们特工的保护伞。这太蛮横了，他几乎笑出声来。
“如果你们的这个人被抓住了，我们的使馆会遭到牵连。”
“不会的，阁下。你们的使馆顶多会受到某些西方敌人的冷嘲热讽。萨达姆将相信你们绝没有牵扯其中。”莱恩说。
戈尔巴乔夫思考了一番。他回想起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就这件事所作的个人恳求。他们显然认为此事相当重要，而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认为他们对他的善意也同样重要。最后他点点头。
“好吧。我会指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为你们提供全力合作。”
克留奇科夫是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十个月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克留奇科夫伙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及其他人，发动了针对他们自己总统的军事政变。
两名西方人不安地蠕动着。
“尊敬的总统先生，”莱恩请求说，“我们能否请您下指示给您所信任的外交部长，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也是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信赖的朋友。
“谢瓦尔德纳泽，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总统问道。
“是的，先生。”
“好的。只通过外交部去安排。”
当西方情报官走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沉思。他们只希望他和爱德华知道这件事，而不是克留奇科夫。难道他们知道苏联总统不知道的某些事？他感到迷惑。
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派遣的“约书亚”特工队，共有十一个人——两个五人小组和一名队长。队长是科比·德洛尔局长亲自选定，并从赫兹利亚郊外间谍培训学校的枯燥授课中抽调出来的。
其中一个小组来自于“耶里德”分部，该部门分管摩萨德的行动安全和监视。另一个小组来自于“内维奥特”，其专长是窃听、破门入室——简言之是对付无生命目标或机械电子产品。
十名队员中有八名能说过得去的德语，而队长说得相当流利。另两人是技术人员。约书亚行动的这支特工队潜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已有三天了，他们从欧洲各个城市分别进去，每人都持有完美的护照和身份掩护。
如同他搞耶利哥行动一样，科比·德洛尔又打破了几个规矩，但他的下级没人与他争论。约书亚已被定为是一项不许失败的行动，而且由于是局长亲自发起的，意味着具有最高优先权。
耶里德和内维奥特小组通常各有七至九名特工，但由于目标应该是平民，没有敌意，未经训练，未起疑心，所以这次队员的数量减少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已经安排了三座安全房，还有三名“波特”负责房子的清洁和采购食品。
波特通常是以色列青年，往往是学生。摩萨德对他的家庭背景彻底审查后，让他干跑腿的活。波特的工作是外出购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不能提问题。作为回报，他可以免费居住在摩萨德的安全房里，这对于在外国城市求学的拮据的学生来说，是一大实惠。当执行临时任务的特工队进驻时，该波特必须搬出去，但还是让他做一些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东西的零活。
虽然维也纳似乎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对于谍报界来说，她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可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当时，维也纳作为第三帝国的第二首都，曾被盟国占领，并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法占区、英占区、美占区和苏占区。
与柏林不同，维也纳获得了自由，最后连苏联也同意撤出，但条件是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必须完全中立。一九四八年柏林封锁期间，随着冷战的开始，维也纳很快便成了谍报活动的温床。由于她恪守中立，几乎没有自己的反间网，靠近匈牙利和捷克边境，对西方开放但也与东欧相容等原因，维也纳是各国情报机构一个完美的活动基地。
摩萨德一九五一年成立后不久就看到了维也纳的优势，于是向那里派遣了情报人员，阵容极其强大，使情报站站长的级别实际上超过了大使的级别。
后来，这个优雅的前奥匈帝国的首都成为超级隐蔽的银行业中心和联合国三个独立机构的所在地，并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恐怖分子所看好，成为他们进入欧洲的门户。所以摩萨德当初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奥地利虽然也有反间谍机构和国家安全机关，但由于她信守中立，所以反间力量薄弱，能轻易躲开，摩萨德特工们叫奥地利的反间人员是“饭桶”。
科比·德洛尔挑选的特工队长是一名坚强的卡查，曾在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执行过任务，有多年的欧洲活动经验。
吉迪恩（昵称吉迪）·巴齐莱队长现在化名爱华尔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淋浴房制造厂商的一名代表。他不但有完整的证件，而且如果翻一下他的手提箱还能发现相应的产品介绍册、订货单和印有通讯地址的公司信笺。
即使打电话到他在法兰克福的公司总部查询，也会证实他的身份，因为信纸上的电话号码是摩萨德在法兰克福一个办公室的号码。
巴齐莱队长以及十名队员的这些身份掩护文件，是摩萨德另一个综合服务部门的杰作。在特拉维夫，与证件伪造部门同一层地下室里还有一系列房间，专门储存数量多得惊人的各个公司（不管真的还是虚构的）的资料。公司记录、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印有公司名称的文稿纸、信封和其他文具，应有尽有，执行国外任务的卡查可以随时配备上某个的公司证明资料，而不会露出破绽。
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下来后，队长巴齐莱与驻地的情报站长开了一个会，并开始了这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尽他们所能，了解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一家隐蔽的、极为传统的私有银行的一切情况。这个银行叫温克勒银行。
同一个周末，两架美国奇努克直升机从利雅得郊外一个军事基地升空，朝北方飞去，到了从卡夫吉沿着沙特与伊拉克国境至约旦的泰普林路上空。
每一架奇努克机舱里都挤着一辆路虎越野车，车上已经卸去了不必要的装备，但配置了超大油箱。此外每驾飞机上还有四名英国特空团官兵，挤在机组人员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