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每天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
5
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场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自己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19]的建筑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后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造访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导游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导游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被这位英国伙伴对抵抗运动的礼敬所感动。他带着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路滔滔不绝地为他介绍着各种纪念物。但导游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目光总是从烈士尸骨存放地的入口处挪开，却盯着纪念堂附近的监狱高墙。这座高墙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所有视线都隔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笔既大方又不过分的小费，便离开了。
他还参观了荣军院，它的南面是荣军大酒店，酒店旁边是拿破仑的墓地以及象征法国军队荣誉的圣殿。巨大的广场西侧的法贝尔街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馆，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圣地亚哥广场相连的地方。格伦内尔街与法贝尔街呈九十度角。他预计，从他头上建筑物的七或八楼，也就是格伦内尔街一四六号的楼上，一个枪手应该能够控制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庭院的进出口、大部分的广场，以及两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但并不是理想的行刺地点。有一条砾石路从荣军院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进口处，汽车最后会停放在进口的台阶下面。一方面，从楼上的窗子到停车处之间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号楼上向下的视线会被圣地亚哥广场浓密的菩提树树冠挡住一部分，而且那里的鸽子也总是飞来飞去，不断掉下粪便。沃邦[20]雕像的肩膀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好在他从不抱怨。英国人最终觉得很失望，付完酒钱就离开了。
他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转了一天。城中岛的养兔场有后楼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阶底下的停车处只有几米远，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也太远了，而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布满监视哨。
他最后去了雷恩街的南广场。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这里过去就叫雷恩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执掌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目光转到了建筑物墙上闪亮的新名牌上，凝视着它，想起了上个月他读到的有关记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虽然当时流亡伦敦的那个高傲的人形单影只，但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民，他们输掉了一次战役，却没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上的某些东西让杀手停了下来。巨大的蒙帕纳斯车站就蹲在广场的南边，对于巴黎的战争一代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他顺着柏油路慢慢观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21]。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它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号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