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写给同样热心于朱舜水事迹的读者的信中说道：“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
所以感到“凄然”，是因为“挽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这种“人心之颓丧”正是满清贵族统治得以“苟延末运”近三百年的原因。
他对该读者来信中请求协助创立、发展舜水学社一事欣然应允，表示愿为其发展社员，宣传发扬朱舜水精神而尽力。
他后来亦时时以朱舜水的精神勉励自己。可以说，朱舜水的精神成为他一生矢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部分动力。
入社会党
《中庸》有这样一段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说，“诚”（真确信实地追求、遵循正道）是符合天意的道理，或说是天赋予人的道理；通往“诚”道路，是人应努力探索追求的。“诚”的表现是不用努力就可以不离开道，不用思考就明白道，从容自然地行道，这是圣人的境界。通向“诚”的路就是选择善而坚持不放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广泛地学习，详尽地探讨，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去做。可见儒家先贤是把思想和实践，即知与行放到同等地位看待的。
不过，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者在如何认识二者关系上面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明朝末年的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和“经世致用”的口号，认为学问涉及从己身到天下国家的各种事务；要求讲大道理的人，首先要从自身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方面树立与所讲道理相一致的原则，并且应严格遵守，身体力行；还提出读经应该有补于生活、对国家有用，“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转风易俗，而无益者不谈”。
同时代另一位学者黄宗羲针对明中叶一些人“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的现象，提倡“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顾、黄主张不以时兴的宋明学者解释或阐发儒家学说的著述为限，而要广泛阅读汉代儒家经典；不仅要读经，而且要读史，还要了解地理、民俗、兵农、财政、典章制度等；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他们的这些主张对近代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形势下“经世致用”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开先河的作用。
李大钊幼年所读的书既有“四书”，也包括“史”。他后来选择法政专业，并且一生中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博学于文”、“经世致用”一类的思想已经形成了社会风气。他在介绍朱舜水时，说到舜水论学：“是非程、朱、陆、王而不失其衡，专贵有作用……其尚友古人，尤推重诸葛亮、陆贽”，说明他从朱舜水那里再次得到了学应以致用的思想。
不过，李大钊在分析暗杀和自杀原因，提出弭杀办法时所表达的“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万种杀机，一切恶根……是在吾人心造之耳”等认识，表明陆、王心学思想对他是有影响的。同时，他也接受了程、朱的万事万物莫不有理之说。
由此，他开始形成一方面依据“格物致知”的认识路线，力求探索事物之理，同时注重人心的改造在政治与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将寻理同关注国计民生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不空谈心性道德；把理论探索付诸实践，而不坐而论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他在《言治》发表政见，是前者的反映；而他参加中国社会党，从事实际社会活动则是后者的反映。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谘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
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他了解到陈翼龙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陈翼龙生于1886年，比李大钊大3岁，湖北罗田县人，“幼聪颖，有大志，年十五有澄清天下之愿，嗣奔走于湘、鄂、苏、赣各地，意在纠合同志，以图起义”。
1909年，陈翼龙在上海担任《神州日报》记者，宣传革命，认识了时在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经宋介绍接触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物。但是他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而是于1911年11月，在苏州和江亢虎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1912年8月，他又同江亢虎一起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担任了支部主任，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开始积极筹建平民学校。同时，准备在天津建立支部。
陈翼龙显然没有投机钻营，谋取议席和官位的打算，这一点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做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
陈翼龙不久后的壮烈牺牲，证明李大钊没有看错人。
二是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中国社会党是在江亢虎于辛亥革命前夕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总部设在上海。该党宗旨是，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具体纲领8条：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承认国家的统一和民主，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赞成平等、自由，注重发展实业和教育，反对兵争或以兵为后盾的党争。
这些并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显然很符合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这些纲领对李大钊发生了很明显的影响。
在李大钊看起来，无论该党领导者陈翼龙个人言行，还是党的宗旨纲领，都可以表明他们不是他曾经批评过的“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排挤倾轧正义之士，以其私心党见误国的“小人”之流或“奸党”团体。他或许认为可以在这样的党内宣传和维护正义、人道，树立真正的，体现民主立宪精神的政党。
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陈翼龙为此数次向内务部提出呈文，以“人道”、“公理”、“民权”、“法律”为武器质问当局，但毫无效果。
不仅如此，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队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
此时李大钊正在北京。
原来，一个月前，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已经举行了首届专科生的毕业典礼。李大钊和同年级的其他一百数十名同学结束6年的学习，离开法政学校。
同学之中有的到政府中谋职，有的进入北洋军官的营幕。李大钊既不想为官，也不想从军。有几个同学邀他到北京办《法言报》，他答应了，于是来到北京。
李大钊在北京期间，正是袁世凯政府准备以武力镇压南方国民党人的革命势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因查到宋教仁被刺案与袁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有牵连的证据，认清了袁世凯假行共和、真行专制的面目，酝酿发动“二次革命”之时。6月9日，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14日，撤销胡汉民广东都督的职务，任命胡为西藏宣抚使。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革命党人仓促应付，7月13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举起反袁旗帜。
也许由于长达6年的紧张学习结束后出现的一时间无所适从的心理，抑或是因为加入中国社会党，担任天津支部干事几个月来，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而社会党又被宣布非法，强行解散。总之，李大钊在北京期间，产生了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的心理。
这是一种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恶丑的厌恶情感的流露，是光明的美好的理想和黑暗的丑恶的现实生活感受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李大钊思想上的反映。
李大钊从小生活在海边农村，喜爱大自然的恬静和优美。
他非常爱山，每到高山峻岭之地，常常流连忘返，尤其对小时候在家乡每当晴朗的早晨或傍晚向北眺望依稀可见的碣石山更为神往。他和同学一道游览过碣石山的西五峰，那“奇花异卉，铺地参天”，“层层碧叶，青透重霄”的景色有如世外桃源、人间奇境，同都城闹市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喜爱山中的幽静，以至产生过“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的奇想。
少年时长期的传统式以道德理想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奠定了李大钊追求善良的思想基础，而这种教育和单纯的学生经历又铸就了他追求真实的价值取向。
善良与真实的本质要求是明辨是非。时代给予他的价值尺度使他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是“是非颠淆”的社会，因为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豪强霸世，扼抑真机，元恶首虐，僭据崇位”，“口诽腹谤，诛夷立至”。正直人慑于威权，不敢说真话。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原则遂为“曲学”者所创，“人心道术，为所柔敝”，有谁敢发本于良知，出自天性的正直之言，政治上的压迫和道德上的打击立将致其于死地。
李大钊向往共和民主，是因为共和民主将推倒“豪强”、“元恶”，实现平等，铲除社会是非不清的根源。谁知民国肇兴，政党林立，言论自由反而成为党派营私阿世、党同伐异的工具。以至于“言论庞而是非乱，言论伪而是非湮，是非由乱而湮，人心世道之真，遂以全失……真理大义，暗而不明，郁而不彰”，其结果是国祸民哀，“苍生水火，膏血横流”。
李大钊对此极度失望和忧虑。
小时候在祖父为村里华严寺筹办的香火田头无数次看到刻着父亲笔迹的石碑，可能朦胧地为李大钊留下了最初对佛的印象。这使他长大后在广泛涉猎知识过程中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受到一些读物中带有的佛家意识或语言的影响。因此，和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不少有名的学者一样，李大钊的思想中也渗入了一些佛家观念。
佛家用因缘和合的观点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产生，认为事物的表象是一种虚相、“幻有”、“色空”。同时用“苦”概括人生的境遇；以悟道成佛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
李大钊在谈及“世界观”时说到“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意思是说，人好像一种“幻有”，借助现在的世界存在（或说虚假地存在于世界之上），从躯体上虽然同他人或物区别开，在精神上却有同一渊源。
在谈及人生时，他说到：“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贫富，无贵贱，无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沦，必至末日，忏悔始有解脱之期。”意思是人在一生中被苦恼包围着，即使寿至百年，也不过是匆匆而过，如同一场黄粱梦，无论谁都有生老病死之苦，一定要到死亡来临之时，才会觉悟忏悔。
然而，李大钊借助佛教的“幻有”观念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用来形容一下人存在于世界的形式，并不意味认同佛教的“色空”观。他认为在虚假的世界后面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故尔，“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的文章可以流露出“真实世界之光影”。
他认同佛教的人生苦难观，并不赞同“悟空”（即认识到一切都是空的）而求解脱的方式。他曾奉劝过那些对世道人心厌倦绝望，期以自杀求得解脱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些“归隐林泉”的人，与其“求之荒渺，探之幽玄”，不如正视现实，“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为坦途，救人救世且以自救”。
实际上，这正是他自己怀悲世之心积极入世态度的表白。他游览五峰山时，对山中昌黎祠内树立配像、牌位，加以纪念的明末4位地方官作这样的评论：“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这种对他人批评实际是对自己的勉励。
他呼吁时贤在“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之时，奋起“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
怀着屈原遭放逐而不忘忧国的热心，又如孔孟“知其不能而为之”的执著，李大钊引古今中外一批伤世忧民的“文豪”学者为知己，决心做一个“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的有志之人。
这表明，尽管对民国的政局十分厌倦，对不顾道义，不问是非的党争政争几近深恶痛绝，以至于“久怀厌倦风尘之思”，他仍不想放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但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知识学问还有待于充实，打算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幸运的是，这时他抓住了一个可以出国深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