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不完全的资料，李大钊在1920—1925年不到5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阴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讲座或讲演。
此外，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武汉高等师范等地作过有关历史观、历史哲学等题目的讲演。
李大钊继承了被冠以“李铁嘴”绰号的祖父的讲话才能。不过，和可以想象得出的在一群农民中间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老人形象很不相同。李大钊站在讲台上的姿态常常是：“两只手支在讲桌上稳稳地立着，身子不大移动”。“说话时，声调不高，很沉、很慢，还带些乡音，头向前微倾并且侧着”。
他的演说让人“觉得有极大的煽动力”，那不是来自手舞足蹈的渲染，亦不是靠抑扬顿挫、字字珠玑的声音语言技巧，而是靠新颖的，听众急欲了解的知识内容，丰富的资料和富于逻辑的表达，特别是他的言行一致的为人准则——了解他的人“都曾以他的演说辞来作解释群众心理的实例——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所以能号召，能激励一般群众，他的演说辞也因这样才有力量”。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保存下来的较完整的李大钊讲课的记录稿之一。从《北京大学日刊》提供的情况来看，这门课大抵是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在政治系和经济系同时开设的。
这时，李大钊在宣传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出来的。
从现有长达四五万字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讲演记录稿（或课堂笔记）内容来看，李大钊没有采取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为正宗，批判它种空想的、改良的，以及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讲述方式，而是从伴随思想与运动而生的名词的由来讲起，分辨社会主义与社会学、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平民主义等概念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与竞争、社会主义与家庭、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与生产、社会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着重介绍了法、英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的人物与派别的思想与活动。因此，他的讲稿更多地体现了传授知识方面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肯定和他关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及见解体现于有关社会主义一般知识的介绍之中。至于文中一些地方的过于简单及一些段落意思的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究竟是属于讲授者的问题，还是记录者的问题已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和其他课程比较，李大钊在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思想史”这两门课留下的材料最多。看起来，他在这两门课投入的精力也最大。这与他对史学的兴趣，以及他在接受传统与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在史学方面积累了更为深厚的知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少年时代诵读经史之书给了李大钊关于历史的最早启蒙，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和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受到的现代历史科学的正规教育，则使他认识到史学是一门学问，并开始研究探讨。在后一个过程中，给他提供了较大帮助的，正是他后来在政治观点上曾给予批判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浮田和民。
浮田和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熟悉的史学和政治学家。早在本世纪初年，他的著作《史学原论》就被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作品介绍到中国。这本教科书体裁的著作分8章论述了历史的性质与范围、历史的定义、历史的价值、历史与国家、历史与地理、历史与人种、历史上的大势，以及历史研究法等内容，还介绍了近代西方一些史学流派与学说。此书1902—1903年期间，在中国的译本就多达6种，对中国当时出现的新史学潮流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浮田和民在该校讲授国家学原理和近代政治史。这两门课均为李大钊所选，并分别取得77分和70分的超过所选11门课程平均成绩的分数。可见李大钊对史学功课的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留日后期李大钊思想中带有唯物和进化意味的史观，同他的“民彝”政治思想和“青春”哲学思想几乎同时形成，并构成其早期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使历史对于李大钊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一门学问，更意味着人的思想、知识、修养的基础和工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由于对历史的非同一般的感悟能力和在史观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接近，使他成为国内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最早能对唯物史观作出较为正确解释的学者。这样，他也就当然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有能力将唯物史观作为一门课搬上讲台的教授。
收藏在北京大学的当年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一课的讲义，是按照下列一些标题编写的：
（1）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2） 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
（3）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4）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5）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7）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
这些标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的已在报刊上发表，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发表于1918年7月1日的《言治》季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新潮》杂志，《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分别发表在1920年1月和1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
这份没有完成的讲义，尽管不够系统，但它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历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同类内容相比，它侧重于唯物史观在历史学方面的运用，特别注重说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对史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李大钊在第一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这种法则也称为“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和“经济的决定论”。
他认为这四种称法比较起来，“经济的历史观”，即“历史之经济的解释”一词较为妥当，而他之所以称这种法则为“唯物史观”，是因为这一名称在当时流行较广——这一解释说明此时李大钊仍然没有完全从河上肇从经济的意义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摆脱出来。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顺应思想界由以往过于注重事物分类转为重视事物相互关系的倾向而发生的。用这种新的思想倾向去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将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这与仅仅把历史认作是过去的政治，又把政治的内容狭隘地理解为宪法和外交的关系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新的思想倾向把政治的历史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体。于此也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唯物史观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而要受到社会结构条件的限制；个人维持生存的条件依赖于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这也就是说，社会中的经济生产是制约社会阶级活动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最根本的原因。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出现，对于现代史学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
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
基于对西方史学发展史的分析，李大钊指出：只有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适当方法。他认为：在唯物史观出现以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外是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很少能够对历史发展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究。
虽然也有人提出过宗教或政治因素是历史进化的关键，但这不足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宗教尽管对人类进步有很深的影响，“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
至于用政治的变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了马前一样的倒置”。
他指出：只有唯物史观另辟新径，“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样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李大钊还明确地指出：
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
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以讨这些权势阶级的欢心，或夸耀自己国家的尊荣。史家所纪的事实，都是以适合此等目的为目的的。而解释这些事实则用神学的方法，“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
这种历史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它对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
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方法，则与旧方法截然不同。
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
李大钊特别指出，“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无关。
在唯物史观看来，“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作为新的历史方法的唯物史观，与旧历史的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对此李大钊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因而“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它给人们的是一种“怯懦无能的人生观”。而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因而“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从而给人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在讲义中，李大钊还针对一些误解唯物史观的说法给予了解释和批驳。
他肯定了“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这种说法与唯物史观的观点并不冲突。他说：
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序）之所以立，那是为了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他还批驳了那种“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的观点，认为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大错特错”。
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李大钊也十分注意从经济方面入手研究问题。
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讲中，他分析了古代社会的文字与经济情况的关系，指出：“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
因为人类对文字的发明与人类当时所有的生活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如：他推断“神农时代的结绳为治……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罟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推演而为结绳的文字”，等等。
古代文字中所表现出的信息又是与人们当时的生活情形相符合的。所以，从古代的文字语言上，可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因此，他说：“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一讲中，他特别列举了中国古代一些著名人物关于经济的论述，如：老子、孔子和孟子、管子、韩非子、墨子和荀子等，对他们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他在对东西方的经济思想对比中指出：
西方人的经济思想，既于欲望的是非邪正，一概不加择别，而惟尽力以求其满足，而满足的手段，亦不复加以选择；东方人的经济思想，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内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须守正当的轨范。所以西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应欲与从欲，在于适用与足用；东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无欲与寡欲，在于节用与俭用。这亦似是因为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才有这样的不同。
这篇讲义不完整，现存的部分只是把诸位思想家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摘出来加以排列，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述。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从经济方面研究历史上重要思想家的一个新角度。
1923年，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贺廷珊学习了“唯物史观研究”一课后，在所交的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考试卷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以及在史学上的运用。
他写道：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
他还写道：“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态度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
李大钊对此份卷子是比较满意的，给了9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