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难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至此而欲议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
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戆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
李鸿章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两份奏折之中。其中一份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另一份表现了他高尚的道德和勇气。此外，赫德也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运气和环境在其中和智力一样，是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之处，但普遍就是这样的。李鸿章的成功取决于环境因素，在于他意识到了（尽管这种意识非常模糊却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同胞们看不到的严峻现实。他人的盲目可以被看作他的运气，但他非凡的远见足以让他成为伟大的人物。李鸿章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在近30年中，他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希望的迹象，代表着中国期待很久却未到来的觉醒。
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郊区的徐家汇，树立着李鸿章的铜像，这是克虏伯公司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以此表达对过去所获帮助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继续受益的期望。这个外国产品很好地表现了李鸿章复杂性格中贪污、冷漠和虚情假意的一面，表现出贪婪的李鸿章生活在一个污秽的氛围中，里面充满了妥协让步、条约协定和榨取钱财。但是为了纪念他在京城和安徽老家建造的庄严的祠堂，也一样很好地表达了他性格中高贵的一面，即坚定的爱国之心、非凡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智慧。在这些祠堂里，每年特定的日子中，他的后代们便会向他鞠躬敬礼，威严的官员们执行着传统的祭祀活动；哪怕在今天这样共和主义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时代，儒学仍然对人们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位学者式的政治家已经获得了“文忠”的谥号，这把那些头戴高帽、身穿长衫的官员心中所怀有的敬意引向了反面。
人们为李鸿章建造的纪念碑象征了他的邪恶一面，祠堂象征了他的美好一面；在这两处都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向他致敬。这些分裂的名誉，这些旧社会和新中国的纪念碑，一个指向西方，一个指向东方，已经被一些草率的观察家视为游走在两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胜利的记载；但实际上它们恰恰说明了李鸿章忠诚地坚持了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是克虏伯所建造的铜像不可避免地让欧洲想到了官僚体制中最恶劣的弊端，想到贪财和走后门的贿赂，想到失败和分裂的所有令人可悲的后果，那么它也许会作为一个合适的纪念碑流传在后世，它所纪念的人宣称自己相信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同胞们为他建造的祠堂里，他的贪婪被赦免了，他的失败也得到了原谅，人们纪念他的只有美德。
1901年，78岁高龄的李鸿章去世了。和他在世时一样，他去世的时候还忍受着国家的苦难，所以他既让人同情但又极其高贵，他勇敢地挽救了慈禧太后被打劫后所剩无几的财产，减轻了列强对中国的报复。他死时和生前一样，处在战斗的最前线。
皮埃尔·洛蒂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在李鸿章居住的肮脏的金鱼港见过他。现在洛蒂画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画中的李鸿章处在义和团在京城留下的废墟中。这幅画鲜明地强调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由于慈禧太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只能以坚韧的精神顶住敌人的压力，极力地运用外交技巧在列强间制造矛盾，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即使在临终前的病床上，他仍在坚持抵抗俄国提出的要他通过割让满洲各省来偿还“友谊”的要求。最后，李鸿章为慈禧太后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并为她的回京铺好了路，之后就去世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见上慈禧太后一面。这位帝王女人哀悼他的死讯，命令她的亲王们代表朝廷给他的灵魂洒下告别的祭酒；她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不管李鸿章身上有怎样的缺点，他始终都是积极的、不可动摇的化身。
在李鸿章奉命掌舵之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了，罗盘摇摇晃晃，船员们纷纷失去信心。不止一次，他凭着一己之力，引导大船穿过险滩躲过巨浪，停泊到安全之所；不止一次，他找了人找了技术去堵住船身的漏缝，修补毁坏的风帆。但19世纪中叶的狂风已经让它无法安全航行，特别不适合在变化多端的危险海域里行驶。也许运气最好的一流领航员能够延缓这艘大船的解体，但绝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这个任务是一般人不能胜任的。
李鸿章离开旧中国这艘大船时，它在很多方面都比他刚上船时要好得多。这些年来，他大肆地使用了油漆和彩旗，向外宣传一种勇敢的、可以远航的外表；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通过向他学习才知道如何在没有标明的海域上航行。他不止一次地因为天气压力而被迫扔掉一些货物，其中有领土有主权，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他十分在意自己的货物和机会。但是他毕竟是大清帝国最优秀、最勇敢的掌舵人，他让这艘船插上龙旗航行了30年。随着他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掌舵的强手已经不在。今天，这艘古老的大船浸满了水，孤立无助，被国内冲突和外国侵略的新危险包围着；还有许多船员深深缅怀着李鸿章的智慧，他们还记着他那尤利西斯般的声音，传送着明智的建议。
参考书目
有关我考察的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的各种特点和局势，有些读者也许想在此书之外得到更多信息，那么可以参阅以下著作中所需的信息。
有关中国在第一次对英战争时的情况，可参见以下著作：
《驻北京的英国使节》，乔治·斯通顿爵士著，2卷，1797年；
《驻中国使节活动日志》，亨利·艾里斯著，1817年；
《开放的中国》，查尔斯·古兹拉夫著，2卷，1838年；
《复仇女神的航行，1840年——1859年》，荷尔司令著，1845年。
有关这些战争的结果，以及中国与列强在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端可参见以下著作：
《埃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1857年——1859年》，劳伦斯·奥利芬特，2卷本，1859年；
《中国和下游的孟加拉国》，温格洛夫·库克著，1861年；
《中国史》，博尔格著，3卷，1881年，该书很好地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其内容和中国作者的记载并无异；
在《中国人及其反叛》一书中，作者米迪乐分析了中国动荡局面的长久性成因。本书作者的《中国的最近时势和当前政策》也同样讨论了这个问题。米迪乐先生的作品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与早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