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10月，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劝告梵蒂冈放弃派遣一位教廷大使携带信件和礼物去见中国皇帝的计划。在中国的罗马教会的激进分子仍然是非宗教性外交目标的辅助工具，李鸿章被迫承认他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这是为一项事业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谈判，这次所有的正义都在中国这一边，所有的不公正都在对方那一边，这毫无疑问地使他随后怨恨传教工作；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将全部的怨恨发泄到某个特定的传教士身上。另外，尽管他未能到达国外，大大地简化中国政府对内部事务的控制，但他在总督的职位上仍然坚定地、成功地维护了法律和秩序，并坚持了消除所有与外国列强摩擦事由的国内政策。
后来，在甲午战争和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之后，维新派动荡的精神，充满“西学”的自豪，开始显示缺乏知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康有为用粗糙的理论扬言要以一场破坏迷信的暴动影响整个政府结构，大多数保守文人学士在这些破坏性的影响中找到了传教士传播罪恶的新证据。
康有为政治上的太平盛世的设想，明显是受李鸿章的热情的启发，卢梭、密尔顿和其他欧洲作家所主张的政府原则，直接适用于治愈中国腐败的情形；许多教会学校通过世俗的教育方法来促进了维新观念的发育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的教育完全不适合学生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扮演有用的公民的角色。李鸿章虽然充分了解这种新危险产生的原因和本身的性质，但他在思想上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宽容，没有谴责基督教在世俗教育中出于好意却犯下的错误。
李鸿章意识到，在教会学校中产生的破坏性因素不像日本纯世俗大学所产生的精神产品那么不受约束，具有革命性。一方面，学生们吸收有关民主制度和人权的粗糙思想，另一方面出现了通过采用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手段反抗当局的总体趋势。李鸿章敏锐地预见了这一切；他意识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旧瓶子里装不下这种新酒，而新酒的引进又是无法阻挡的。他对改革者，甚至有革命倾向的人的态度是坚定的，但是因同情和伤感而有所软化。1871年，他提议为受到西学教育的人设立一个对外事务研究机构，同时开设文职官员的特殊考试，如果这个建议在当时被接受的话，对付维新派就容易多了。1898年，慈禧太后用严厉的措施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李鸿章的政治判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他去世十年后，在1911年的革命中——这是一次起义，由一群受过公务教育而没有可能做官的不满者发起。
从整体上看，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生涯，明显不同于他那些最著名的同僚（如南京和武昌的两个总督），最大的不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明智的选择是及时准备迎接改变的到来；可用于这种准备的工具很少而且不适当。他同时代的人通常没有认识到清朝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面对任何紧急情况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愿意成为一群盲人中的独眼领袖，那么这只眼睛就必须有着非凡的视野。
8.人物方程式
李鸿章和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毫无疑问地更有资格当选为19世纪的开创者；他甚至比掌握大清帝国命运的那个精明的女人更有资格。慈禧太后虽然有技巧多变和才智出众的统治手段，但她毕竟是个外族统治者，而且就中国大众而言，她的影响随着她的死亡和朝代的结束而消失了。但是，李鸿章的作品和言论以及他多层面事业的成败所变现出的善与恶的力量，如今在中国生活海洋中的许多潜流中都能感受到。
袁世凯，中国后来那个不幸的统治者，不论是出任驻朝鲜总办、直隶总督、中华民国总统还是准皇帝的时候，总是李鸿章经世之道的体现者和传承者，不过他缺乏李鸿章的资质，运气也差一点。
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国家的知识界或行政界以最高表现而出名的人，不论是作为正统的保守派，还是穿长礼服的进步人士，其物质和精神的装备都要归功于认识到了必须采用新措施去迎接西方影响的那个头脑，以及敢于公布这个认识的勇气。伍延芳，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唐绍仪，东西方文化卓越的结合者；梁敦彦，彬彬有礼的国务大臣和美食家；孙逸仙，职业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梁启超，外号“神笔”的爱国者和思想家；还有那些藏身在日本的革命者，如已故的黄兴——他们的理想，或多或少源自李鸿章，他们不少的成就也要归功于他。
在所有华北和华中各省的衙门里，维新派和保守派如今都感受到了来自东边日益逼近的日本的威胁，意识到京城里既没有经世之术，也没有明智的计划，而人们谈起李鸿章，都把他说成是一座力量之塔。事实上，照耀他出生的幸运星一直陪伴他走到黄泉路的尽头，他在中国百姓中的声望无疑得到了增加，因为如今他的后继者缺乏强硬的手段和指挥能力。
李鸿章自己完全相信他的幸运之星。像历史上许多其他伟人一样，他完全凭着精力和头脑在名声和权力方面达到了非凡的高度，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持着天真的超然状态，对自己人生的成功表现出明显的无穷的满足感，这其中不无人们考察他这类超人时经常带有的那种崇拜的惊叹。对于我们这些根据他创造的历史来研究他成功事业的人来说，在他事业起步时，运气因素虽然无疑是一个原因，但与其非凡的身心精力和动力相比，与其无尽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其惊人的记忆力和处理事务的专注相比，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他还拥有那种叫作个人魅力的神秘品质——引起身边人共鸣的天赋，以及让追随者保持忠诚、令敌人感到钦佩的才干。
多少次欧洲外交官对这个对手产生了个人的尊敬，对李鸿章和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而言，这比任何一个权宜之计都更有价值。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天生的和蔼与平易近人，体现于“中庸”之道的通情达理，这一切形成了他的性格，如果在道德上没有说服力，至少是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在大多数儒家传统代表听不见维新派在远处发出的细小声音时，他的头脑不仅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还能认识到学习西方世界机械与军事科学的必要性。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儒家系统无懈可击的智慧的信心；但他又结合了典型的官僚的傲慢与无知以及精明的常识与宽广的视野，后者使他能权衡各种力量，确定相对的价值，这是他的同胞无人能做到的。同时，他拥有远远胜过一般人的智力和勤奋；他之所以非凡，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他成功地培养了强有力的性格。最后，随着东西方的冲突和交流，他获得了强加自身的成就，真实地成为了晚清外交界不可缺少的人。
尊敬的福斯特先生是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中的美国顾问，他在1913年“清政府同意”出版的那本《回忆录》的前言里用赞扬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
“李鸿章不仅是近代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最伟大人物，而且从综合素质看，他也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特别的人物。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作为军人，他在重要战役中为国家做出来有价值的贡献；作为政府官员，在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他在三十年里维持了那种公认的优势；作为外交家，他所获得的成就使他排在了历史上的国际外交家的前列。”
这份《回忆录》的编辑以独特的风格总结了李总督的个性和工作，其中带有批评的口吻和“维新派”式的味道：
“因为手中的财富、军队和外交手腕，李鸿章变得强大起来。为了增加他的财富或影响力，或者是为了造福全中国，他愿意扮演两面派的角色，甚至是十面派。从基督教或者儒学的道德标准来看，他都是不够资格的，但他还是保持着决心，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伟人，一个爱国者。他忠诚地为国家和统治者服务，也为自己服务；因为在他的官员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用这些财富开办了大型的工业企业……
他是一个保守分子，奉行着古代的习俗和迷信；但他又是一个进步者，他引入了启蒙和改革。当他声称看到了鸦片的危害后，他却还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之一。他的品格中既有那种友善的博爱、无情的残忍，还有那种诚信忠实和虚情假意。在国人眼中，他既可爱又可恨，即可鄙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他懂得如何利用外国人。”
公正的读者或许会从这些评价中看出李鸿章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和许多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既有保守思想又有自由精神，既诚实又虚伪。和大部分人一样，他有时善良有时邪恶；他的人物方程式中包含着无法满足的野心和贪婪的因素，这些因素由于其他因素比如爱国和忠心而得到平衡，那些最熟悉他最了解他的人，一般能预料到在紧急情况下他的善良和邪恶中哪一面会占上风。但是，如果对他的一生作出总体评价，那么必须记住，李鸿章方程式的因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数值和结果。这是根据普遍的法则进行运算的；但就他自己来讲，差别更大，因为正像那个自我任命的编辑坦言的那样，这使他“即可爱又可恨，即可卑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例如，1895年给他带来耻辱并且让他接近死亡的事件，毫无疑问增强了他对金钱的热爱，以及他对具有安抚作用的财富的信任，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贪财成了他内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激情。
当李鸿章在紧张繁忙的天津衙门里，人们往往被他外表活跃的现代主义所围绕，忘记了他是一个翰林编修任职时，是一个儒家学者，对他来说，文学的传统和圣人的教诲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随着1898年清政府改革危机的出现，他性格中的这一面就像50年前那样显现出来。
慈禧太后在1900年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差点失去宝座，这时李鸿章虽在去广州时被人怀疑他的忠诚，但他不动摇的忠诚压倒了一切，直到他成功地和列强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挽救了慈禧太后的尊严和她的财产。总之，以最终决断性的权威对他发出命令的声音会在突发危机中决定他的行动，这些声音是他的守护神和祖先神灵发出的，有着返祖的本能，在许多世纪延续下来的家长制社会和由这种制度引发的激烈斗争中，这种本能遗传给了每一个汉人的子孙。
欧洲人在思考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哲学时，往往会忘记那种苦苦斗争的激烈性；但是这种斗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心中构成了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文人学士和绅士中，这种斗争如同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农民中一样的激烈；其残酷的阴影隐藏在道德公理和仁政理论的美丽外表之下。李鸿章一直都很明白那些成功的官僚在仕途上必须经历的困难和艰险；他和一个赌徒一样，以处变不惊的姿态进行战斗，充分利用了统治者的恩宠带来的各种机遇和变化，心里也十分清楚在任何时候他那精心设计的计划都有可能被紫禁城里突来的嫉妒或者是贪婪之风刮倒。在他的官宦生涯中，他有过三次被剥夺所有荣誉的经历，并被罢免了官职；正是在逆境中，他极力地发挥了沉着刚毅的品质，而这正是他令人佩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性格的许多方面，李鸿章明显和威严的统治者慈禧太后相似，然而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同一种话语崇拜和古老的社会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两者都有着天赐的、超于常人的体力和智力。这样的天赋又自然在两人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点，即冒险的冲动和根植于内心的传统观念。而且对李鸿章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赞美和忠诚必然使他在很多方面都以她为榜样。于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都有大气的特质，同样具有贵族的傲气，而且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同样尊贵无比而又鲁莽无礼；同样对古代传统怀有深深敬意，多才多艺，且相当迷信。最后两个都很幽默、有着睿智的常识和避免极端的快乐天赋：两者都是中庸之道的坚定信徒。
李鸿章通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且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称号；但是两者之间的类比并不十分贴切，因为这两个政治家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各自的国家都掌握着皇位后的大权。“铁血”的称呼从来都不适合李鸿章，“鲜血和银子”或许更为妥当。19世纪80年代，当他的权力和声望达到顶峰时，给予他这样称号的人是认为他的军备似乎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他粗豪的举止、开怀的大笑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那位“铁血宰相”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李鸿章和俾斯麦很少有相似的地方。在性格和政策方面，李鸿章在本质上是个和解派：他的外交是属于策略型的，主要运用手腕和头脑而不是残酷型的。赫德爵士在1900年很有见解地把他描述为“诡计多端的老绅士”，以简洁的语言总结了这个总督的国人对他的一般看法。国人有理由相信，李鸿章的备战活动事实上是他精心打造的治国策略中“弄虚作假”的一部分，对他和随从来说，这是一个捞钱的大好计划。所以无论怎么想象，都无法弄清他那柔软的指头怎么会变成坚硬的拳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