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1894年9月）以后，在李鸿章的建议之下，中国政府请求勃兰特先生担任一项特殊使命，即作为中国的特使，给各个列强说明中国当今的局势，并请它们进行干预。勃兰特先生小心翼翼地谢绝了这个任命，但他自荐为中国政府驻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讯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以特有的经历和能力让德国舆论支持中国反对日本。负责这项任务需要技巧，要让德国皇帝和许多德国高官改变之前怀疑俄国、同情日本的心理；完成这个任务也要求他十分熟悉新闻行业，并能够对媒体产生影响。勃兰特先生正好具备了这两点素质。他撰写和编辑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在英法两国反复印发；他的宣传渐渐让德国的大企业（包括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扭转了思想，让他们相信，支持日本就等于骑上一匹拙劣的马。他的行动干预了英国的贸易观点，让德国和法国走到了一起，联手支持俄国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政策。
11月3日，日本进入了满洲地区，并进一步威胁了旅顺港，中国请求列强们给予帮助，但它们建议首先要努力的与日本直接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勃兰特先生当然是参与者），所以德璀琳先生的使命便确定了下来。在派遣这个任务时，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伯爵写了一封私信，请求他接见德璀琳先生，说“他能够传达并说明我的意见和观点”。
在《李鸿章—福禄诺条约》的签订中，读者应该注意到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宁可选择间接的，也不要直接的接触手段，并且强调平等的价值。但在这件事情上，德璀琳先生被匆匆安排的这个使命的目的，主要是要让李鸿章（背后有慈禧太后和主和派）有充足时间和手段，以期思索如何度过这次难关，因为他清楚，当旅顺港沦陷的时候，这场暴风雨就会降临京城。皇帝的诏书任命李鸿章为德璀琳和朝廷之间的联络人，只要这个使命仍在，李鸿章的位子就会安稳；如果使命不在了，旅顺港的沦陷很可能让他的事业突然终结。德璀琳的使命便是李鸿章为了躲避这场灾难所筹备的第一个策划。
日本新闻界一直把这个使命描述为有预谋的侮辱。德璀琳先生受到了粗鲁的接待，德国的国旗也没得到日本人的尊重。这一切李鸿章早就有所预料，这也是有利于他的目的。下一步计划也是李总督设计好的，即让美国从中调停，然后让美国驻京城的大使田夏礼上校说服恭亲王找回德璀琳。这自然而然会在德国引发一场支持中国的活动，这个活动正好可以被勃兰特先生利用。
1月份，美国人调停的结果是，第二批中国使团在张荫恒的带领下被派遣到东京。这个使团得到了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机构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个使团不够资格，所以拒绝了谈判。所有这些失败的结果让外国增加了对中国的同情心，并为俄国决定干涉的政策赢得了时间。在德国的影响下，欧洲逐步形成了一致的阵营；之后克虏伯先生赠送给李鸿章自己的一副肖像，以此纪念这一开端。
1895年2月19日，根据皇帝的诏书，李鸿章把天津总督衙门的职位交接给了王文韶，并回京请训。皇帝非常冷淡地接见了他，同时下令让各省的最高官员就缔结合约的事情向朝廷上书；大部分的回复都赞同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不得割让土地。
李鸿章出面亲自谈判的时机成熟了；通过勃兰特先生他得知，若日本对他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俄国、德国和法国都会进行干涉，给日本施压让其放弃这一要求。在伊藤博文伯爵的建议下，李鸿章被任命为特使前往日本，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订和平条约。于是在1895年3月，他离开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这时他已经72岁的高龄，身体欠佳，但他还是勇气满满，接受了眼前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此次谈判的结果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敌人还是对手，李鸿章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态度。3月24日，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伯爵进行第三次商议后，一个日本狂热分子朝他的面部打了一枪。虽然伤势不重，却让他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日本天皇的休战。在这一期间，这个老人顽强地在病床上继续谈判，这给文明世界留下了一个有教养、有韧性的良好印象，表明他遵守了儒家学者的优秀传统，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普遍的钦佩之情。
对于那些密切关注《马关条约》进程的人来说，中国特使显然是一个极其受辱的地位，这样的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但是从李鸿章对俄国决定干涉的认识来回顾这些谈判，就发现其中有一种坚强的品质，这是他大为得意的地方。在割让领土的问题上安心后，李鸿章的目标就是签订一个结束敌对状态和尽量减少赔款额的条约。关于这个目的，他也成功了。4月18日，条约签署了，但之前李鸿章没有通过德璀琳和总理衙门得到柏林关于俄国会进行干涉的确切消息。20日，李鸿章返回天津。
双方批准条约的时间只有21天。第21天的时候，批准的条约在烟台进行交换，同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就联合干预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这几天的时间里日本的命运十分危险。俄国战舰得到了德国和法国分遣舰队的支持，准备从渤海进攻日本。如果这些列强（像当初计划的那样）阻止批准这一条约，那么日本会被迫进行作战；如果日本舰队被摧毁，那么在辽东半岛的日本陆军将会受到俄国的威胁。英国是一个危险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同盟国的外交作出结论同意批准该条约，这样就避免了一场新的危机。
中国朝廷和总理衙门清楚俄国的企图，便下令让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但是在他签字返回直隶的时候，各方的激烈抨击开始了。各省高官不知国际情形，谴责这个条约无耻地割让了中国的领土，说李鸿章是腐败的叛国者。只有皇太后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才让他免于遭受控诉者主张的死罪。恭亲王也出面保护他，并明智地觉察到这是朝廷的“皇帝党”人针对太后和满人阴谋的开始，且在三年后达到了高潮。
长江流域的总督们的奏折和其他李鸿章的批判者所呈上的奏折都被“存档但不进行批示”；李鸿章自己失去了荣誉和头衔，并且被召回京城（1895年8月），奉命去处理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条约的细节，这又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从这天起，俄国公使卡西尼伯爵、李鸿章和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了，这种关系是虽活跃却不为常人所知的。《马关条约》于1895年5月8日在烟台得到批准。三天之后，日本政府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一致要求下，同意把满洲南部（奉天）退还给中国，但条件是增加赔款。10月16日，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就日军撤出辽东半岛的问题在京城达成谅解。的确，当日本屈从多国压力的时候，李鸿章当时一定是苦中有甜；但他对日本代表的态度像一个彬彬有礼、充满同情心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怀有报复心、正义感的代表。
尽管李鸿章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但他在朝廷的敌人还在积极地活动着，试图让他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诚实、爱国的官员，他一改往日态度反过来站在李鸿章这边；但当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皇帝几乎是以残酷的方式接见他，强迫这个年老的总督用膝盖行至大殿。
为了让李鸿章免遭阴谋的进一步威胁，俄国大使提议将李鸿章任命为特使派去莫斯科参见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太后同意了。总理衙门之前是派级别较低的官员王文韶执行这个任务，任命的唯一理由是他在1894年曾被派至俄国转达中国政府对亚力大三世的去世的哀悼。但卡西尼伯爵很快说服了总理衙门，说政府若不能派一个亲王去莫斯科，那么应该派遣一个总督级别的人物前往，这样便能保住“颜面”。那么还有谁比李鸿章更合适呢？于是黄马褂、花翎和紫缰绳又回到了这位大人物的权威标志中；四位海关官员（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为李总督做向导；天津的议政处还给他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率领了大批随从，到外面蛮夷的世界去亲眼看看。他和慈禧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精力，抛弃了重担，忘掉了33年的辛劳，像一个好奇的学生一般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
自那以后，李鸿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便被他对俄国的义务限定和操控了。他没能活着看到由于他的原因，俄国无法避免地成为朝鲜命运的仲裁者之一，与日本成为对手，虽然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必然结果。他知道俄国会因为在中国失败时给予了帮助而索要报酬，他准备答应这个报酬。在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卡西尼伯爵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密谈，后者很容易成功劝说了前者，让他答应如果要阻止日本进一步攻打满洲，俄国必须在那个地区获得强劲的立足点和战略优势。关于这点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1895年12月，俄国创建华俄银行，新的谅解得到了巩固；东西伯利亚铁路的铺设，预示了俄国“和平渗透”政策已经画出了蓝图。
在沙皇加冕礼之后，李鸿章和罗拔诺夫亲王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互惠”条约。这样对日本来说，李鸿章就是破釜沉舟了。在和年轻的沙皇进行私人会谈时，沙皇的性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沙皇跟他保证，俄国对中国领土没有企图，它保护朝鲜是为了对付日本，纯粹是一种自我防御。但我们清楚，在固尔扎谈判时，李鸿章对俄国的野心计谋冷嘲热讽，所以他对俄国的保证的真诚信任就让人怀疑了。
可以肯定地说，当李鸿章返回京城时，他便说服慈禧接受了这个保证，从此依靠俄国的诚信和友谊，这样对满洲来说，李鸿章的政策是正确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皇太后在所有事务中都利用了这种友谊，从而挽救她的皇家颜面，保住亲贵们的脑袋。当俄国在1897年占领旅顺港之后，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外交事业来说，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就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只要允许俄国在京城成为第一强国，抵制其他列强们图谋“病人”的财产即可。
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前已经意识到，在和俄国友好合作的过程中，俄国的利益正以摧毁性的进度积累着。但我们不妨说，他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和无能将把中国带入这样的境地，这个境地几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李鸿章去世后，中国的迅速衰败最能证明他的远见和睿智。在慈禧去世后，那些掌握国家事务、思想僵化、办事无能的官僚给日本人提供了侵略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李鸿章仍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关系的话，是绝不会发生的。
1897年，日本眼睁睁地看着旅顺港这个战利品由中国同意落到了俄国手里，从那时起，日本全国上下就在为接下来必定会发生的决斗做准备。同时，日本并没有放松在中国的活动，只是转移了方向。李鸿章很快发现，日本通过改革派发起作用，这些人便是给光绪皇帝出谋划策的维新派人士。俄国并不同情维新派，因为这一派的主张和1898年的大清帝国诏书所宣称的那样，虽提出了改革建议，但一旦执行起来，就会严重影响俄国的意图。
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思想保持一致（不过各自的原因大不相同），而李鸿章是个倡导变法之人，却发现自己无可挽回地归队于反动派了。他对俄国做出的承诺和他对日本的反抗，使得他被迫支持一种国内政策，这种政策在政变后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导致了对朝廷不忠思想的播撒，也导致了反朝廷的革命。李鸿章的视野比同辈人更为宽广，在他视野范围之内，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他与日本的外交充满了谨慎和睿智；但是，一个人即便是聪明绝顶，他也无法预料到他的行为在长期之后的结果，也不能预料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国民运动和国际关系所具有的无限复杂性。
5.担任外交官（续篇）：与俄国的关系；海外巡游；1990年和谈
从宏观的立场考察李鸿章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并且把它和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李鸿章从总体来说是害怕日本这个对手和它背后的力量，但他和俄国代表打交道时却没有这样不安的情绪。他从早年开始，实际上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相信俄国绝对不会放弃实现穆拉维也夫的梦想——即俄国实行向东推进的战略，以期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1885年起就成为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潜在危机了。
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个危机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并没有像日本的侵略那样令人恐惧不安，直截了当。此外，李鸿章的政策似乎很频繁地受到他个人情感的影响，他同情俄国人的气质和文化，同情他们随和的半亚洲式的宿命论脾气，同情他们的君主独裁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统治手段。他赞美沙皇广袤的疆土，赞美那种一贯连续而不受约束的独裁统治，还赞美政府对“愚民们”的友好鄙视。从政治上看，也许有些东西能让京城的清政府和高官们长久地放心，因为就在海外蛮夷带着军队冲到京城的近两百年之前，俄国人在北京已经有一个常驻的使团，其行为都是和平友好的，并对中国带有适度的敬意。